第一节 耕作制度
    本县农业耕作制度历史悠久。几千年来，农民根据本地不同地理、气候和环境，在艰苦的生产实践中，不断摸索改进和变革，总结出不同地区的耕作方法和制度。
    西部深山区，土壤瘠薄，气候高寒，加之地广人稀，多为一年一熟（主要种植玉米或洋芋）耕作制度，采用烧山、撂荒、轮作倒茬等办法恢复地力。
    丘陵和浅山区，土地面积大，劳力少，无霜期偏短，水土流失严重。耕作以轮作倒茬方式，靠轮歇、种苜蓿或种豆类等恢复地力。
    垦荒——玉米十黄豆——玉米——小麦——谷、豆、糜等。
    垦荒——扁豆或豌豆——小麦2年——撂荒3年。
    塬区，土质肥沃，光照充足，水利灌溉条件缺乏。作物布局以夏粮为主，夏粮以小麦为主。耕作多为一年一熟或一年两熟，靠伏翻（深翻）地和增施有机肥恢复地力。轮作方式是：小麦（豌豆）——玉米——小麦——棉花（或小麦）——谷糜——大豆——小麦（或油菜）——玉米—小麦2年。
    川道区，土质肥厚，光照充裕，水利条件便利，人多地少，耕作精细，多为一年两熟。轮作方式是：小麦——玉米——小麦——玉米——棉花或大麦——豌豆——玉米——小麦——玉米——早秋。
    本县耕作制度变革，从农业合作化以来，经历5个不同时期。
    1955～1964年，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中，在“大办粮食”口号下，工作上强迫命令瞎指挥，盲目扩大复种面积，提高复种指数，使原来比较合理的轮作制度受到破坏，茬口倒乱。10年间，全县耕地增加9.8万亩，粮食总产有减无增。丘陵区和山区，将一年一熟撂荒地改为一年一熟，将一年一熟轮歇地改为两年三熟或三年四熟；塬区和川道，将一年一熟地改为两年三熟或三年四熟，将两年三熟改为一年两熟。全县平均复种指数由1949年的108.8%增加到1955年的118.2%、1964年的122%。
    1965～1972年，随着农田和水利工程兴建，水浇地增加，机耕面积和化肥用量增大，各地采用“两杂一薯”（杂交高粱、杂交玉米、红薯）作物逐步改进耕作制度。1965年，全县播种杂交玉米374.5亩、红薯22508亩；1972年种植杂交玉米31.9万亩、杂交高梁5万亩、红薯3.5万亩，“两杂一薯”面积扩大，造成夏秋粮比例失调，小麦面积减少，地力减退。1969年，夏粮面积83.51万亩，秋粮面积59.81万亩；1972年，夏粮面积79.8万亩，秋粮面积68.81万亩。养地作物豌豆、扁豆等面积由1965年14.82万亩减少到1972年的7.96万亩。
    1973～1977年，川塬灌区和山区、丘陵河谷川地，水肥条件逐步得到改善，基本具备一年两熟条件，但夏秋两熟作物争时矛盾突出。1973年，宁王公社联合大队第四生产队试播小麦、玉米间作套种田12.5亩，取得亩产小麦837斤、玉米1024斤好收成，比两茬单种每亩增产百斤以上。1974年，在川塬水肥条件较好，一熟有余，两熟不足社队扩大间作套种面积6874.5亩，又获丰收。1975年，间作套种面积达10165.7亩，1976年又扩大到200384亩，致使一些水肥条件差的社队减产达30～50%。此后，每年间作套种面积逐渐减少，今每年保留万亩左右，以解决粮食和经济作物两熟争时矛盾，使夏播玉米种在高产期。
    1981年以后，随着农业生产责任制推广与实行，农民摆脱了集体经济上的指令性生产计划控制，在政府指导下因地制宜，自主耕作，粮食和其它经济作物产量稳步上升。从此，全县耕作制度大致稳定在如下方式：
    川道水灌区：小麦、玉米一年两熟，或油菜、中玉米一年两熟（少量水稻田一年一熟）。复种指数164.2%。
    塬区：小麦——小麦、玉米，或小麦——油菜、中玉米两年三熟。复种指数145.3%。
    丘陵和浅山区：小麦、谷糜——早玉米，或小麦——油菜、中玉米两年三熟。复种指数114.4%。
    深山区：基本是一年一熟。
第二节 作物与产量
    粮食作物
    本县粮食作物以小麦、玉米为主，高梁、糜、谷、薯及豆类次之。
    清代，全县作物面积、产量不详。
    民国二十八年(1939)，全县粮食作物面积724320亩，总产739577石，平均亩产1.02石（约合153斤）；民国二十九年(1940)，播种面积603311亩，总产630724石，平均亩产9.1斗（约合136.5斤）；民国三十四年(1945)，播种面积489043亩，总产54581800斤，平均亩产111.5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全县粮食作物播种面积1269822亩，总产2.15亿斤，平均亩产169.3斤。1953年，播种面积（含复种面积，下同）1360281亩，总产2.65亿斤，平均亩产194.8斤。1958年，农村“人民公社化”后，全县粮食总产和亩产呈下降趋势，到1965年略有回升。
    1966年，“文革”动乱开始后，县、社、队领导权被夺，班子瘫痪，农业生产处于放任自流，农科机构撤销，科技人员遣散，“批判会”、“讲用会”充满田间地头，违背农时播种，荒芜农田。是年全县播种面积1508700亩，比1965年减少22568亩；粮食总产2.95亿斤，比1965年减少3916万斤；平均亩产由1965年224.9斤下降为195.7斤。1969年，粮食总产量又一次下降到2.76亿斤，平均亩产减少为193.3斤。1970年，全县在所谓“大批促大干”口号下，到处大批“唯生产力论”、“技术挂帅”、“物质刺激”，到处割所谓“资本主义尾巴”，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生产劳动出现“出工一窝蜂，干活打混工”局面。在生产指挥上主观臆断，盲目推广“两杂一薯”，粮食总产和单产均出现不稳定性下降趋势。1970年，全县粮食总产3.27亿斤，平均亩产220.3斤；1971年，总产4.39亿斤，单产298.7斤。1972年，总产和单产分别减少为3.82亿斤和257斤。1973年以后，虽稳中有升有降，到1978年仍未赶上1971年水平。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农村各项经济政策逐步落实和农业体制变革，有效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1979年，全县粮食总产在播种面积减少情况下突破5.29亿斤大关，平均单产357.4斤，比1978年分别增长23.3%和26.9%。是年10月至1980年4月，全县双百日大旱，6月21日又遭暴风(11级)、暴雨（半小时降雨达51.2毫米）、冰雹（厚2寸）袭击，城关、千河、周原、石羊庙、贾村、桥镇、通洞、胡店9公社受灾严重，造成全县粮食严重减产。是年，全县粮食播种面积比上年略有增加，总产降到3.73亿斤，平均亩产258.5斤。1981年以来，随着农业生产责任制实行和不断完善，农民精细耕作，粮食稳定增长。1989年，播种面积1313300亩，粮食总产5.65万斤，平均单产430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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