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中西乡县古城镇--汉·定远侯班超之平西城（7）

    张肇栋老先生曾两度为此专程走访过平西城遗址——古城子，其获得下面一些迹象和传说。

    1、在古城子地方相传着“东关”这样一条古地名，位置在李家大院（村民称“石板院”）的东面，说明作为平西城的古城子在东汉时已不同于一般村落，起码有堡墙关厢的建筑布局。

    2、耆老杨景三、李必俊、李盛田称：在古城子东约一点五公里的魏家沟，曾出土过绳纹黑陶罐和一个饰有几何纹的铜镜。

    3、在“东关”后面的坟莹里，发现有墓土建墓的痕迹，两墓之间隔有二米厚的土层。

    4、杨景三亲眼所见：1959年古城二队（组）杨家院农民在室内挖苕窖时，从地下二米处发现古墓，墓砖棱面有和汉砖相同的菱形纹饰。

    5、民国某春节，李家大院主人在院内凿穴树立“天灯杆”，发现地下一尺多深处有很厚的瓦砾层。

    6、解放后在古城子附近的田湾荒坡上，发现有砖砌古住宅的地下排水管道和瓦窑残址。

    上述迹象，充分说明古城子在古代已是一处农户密集，经济繁荣，建筑客观，文化发达的所在。尤其“东关”这一地名的流传至今，为证实古城子作为平西城及两晋至萧梁西乡县治，提供了千古不没的历史口碑。

三、“镇巴城即平西城”之说的偏颇和无稽

    明清以来，不少志乘在记注平西城时，因受《汉中记》“……本西乡县治也。自成固南入三百八十里，距离郑四百八十里……城即定远矣。汉顺（和）帝永光（元）七年封班超以汉中郡南郑之西乡为定远侯，即此也”这段“里程”记载的影响，出现了种种歧义讹传，使历史真相受到极大地歪曲。总而言之，大致有三，张肇栋老先生就此试抒管见，忝列研讨。

    1、据《汉中记》“自城固南入三百八十里，距离郑四百八十里”一语，推绎出在西乡县南“二百五十里”或“三百五十里”、 “二百四十里”、 “二百里”镇巴县城是平西城。

    我们发现许多史籍中对方位、里程的记载由于种种原因，多不精确。有的据异地传闻；有的是辗转误抄；有的凭行路时间的直感，所以出现了与实际有差距的记载，如把成都平原称为“西川”；把汉中盆地称为“东川”。西乡县城至西南山区菩提河（今大河坝），古路实距习称一百七十里，而清康熙王穆《西乡县志》则写成“二百五十里”。《汉中府志·山川》更写为“三百五十里”。就以《汉中记》所记而言，平西城距南郑四百八十里，减去距城固的三百八十里，所余一百里，自是南郑至城固的距离，但城、南实距习称八十里，相差二十里。城固流传一句路程民谣“宁走汉中七十七，不走洋县五十一”。这些记载和传说与实际都有出入。因之，我们对古书的方位、里程只能作个参考，重在以书中各方面有关内容加以印证，综合分析。我们还发现，即使一部历史名著，也有个别记载失误之处，如《元和郡县志·山南道》“洋源县”，条“洋源县……本汉西乡县。武德七年析置洋源县……”。同书“西乡县”条却云：“西乡县……本汉成固县地。蜀汉先主置南乡，晋武帝改为西乡县……”。前者说汉代已有西乡县的建置，后者却又否认。我们查阅一下《汉书·地理志》（“汉中郡……县二十：西城、旬阳、南郑、褒中、房陵、城固、沔阳、锡、武陵、上庸、长利”）和《后汉书·郡国》（汉中郡……九城：南郑、成固、西城、褒中、沔阳、安阳、锡、上庸、房陵）。便知《元和郡县志》“洋源县”条中“本汉西乡县”一句失实。“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我们须探幽发微，去伪存真，不可轻易因循或主观推断。

    2、由于《汉中记》对平西城里程的不实记载，导致明清志乘据此误断出平西城的具体地址；且由此衍生出定远厅（今镇巴县）的许多庙记、碑记、墓志；好事者还臆造出“班城”、“班超食邑碑”这类地名别称和纪念建筑。形成以讹传讹、讹复证讹的欺世现象。举个比方说，蜀汉南乡县是西乡侯张飞的封邑，当是的南乡县治在今镇巴渔渡坝（古名归仁山），然而在今西乡县城关张飞庙里的《重修张桓侯庙记》（撰于明嘉靖十八年即公元1539年）云：“……初封西乡侯，后封阆中王，食邑西乡，又封桓侯。邑之城池，侯创立焉”。这一记载无异说明西乡今城市乃蜀汉张飞创建的。这显然是个错误。更有甚者，张飞庙门前立了一通刻有“汉张桓侯食采处”七个大字的石碑。这些臆造的事物，能说明今城就是蜀汉西乡县治？我想“班城”、 “班超食邑碑”等衍生事物，也不过类似此种情形而已。我们今天用讹传中衍生的事物，回头去证实原来的讹传，岂非对历史的嘲弄和亵渎。

    3、近年《汉定远城池建置何处》一文，围栏证实今镇巴县城即平西城遗址，援引持此论点的明清志乘多达二十四处，支持自己的论点，企图拥众自固，殊不觉察那些记载皆出于《汉中记》“里程”之误的滥觞。有的是直据《汉中记》的里程之说。如《华阳国志·刘琳注》；有点事据“二传手”《天下名胜志》而转载的，《如大清统一志》、王穆《西乡县志》、《三省边防纪》、《汉中府志》、《定远厅志》等。其实《天下名胜志》关于平西城的记载，仍是来于《汉中记》的“里程说”；再后期的著作则索性写下“似非镇巴莫属”（《华阳国志·刘琳 注》）、“厅治在班城”（《陕西地理沿革》）等语。白纸黑字、愈演愈“真”，使人读之瞠目而惊诧。

    更有甚者，《汉定远城池建置何处》毫无理由地以“今是古非”论去否定唐宋以前史著的正确记载，说什么“《寰宇记》作者未必采写如实”；“《水经注》作者郦道元，在撰写汉定远城池的地点上，也未必确切”；对不符合其文论点的记载，则概斥之曰“谁能负责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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