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和浩劫。
“文革”初起
1966年4月,《北京日报》以三个版的篇幅,批判北京市委书记邓拓所著《燕山夜话》和邓拓、吴晗、廖沫沙合写的《三家村札记》。耀县县委及时组织党员、干部开展批判《三家村》的活动,县级机关和耀县中学相继召开“声讨”大会。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15日,县委成立五人“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组织领导“文化大革命”。19日,耀县中学高年级学生率先举起“造反”旗帜,向学校党支部贴出第一张大字报,揭开全县“文革”序幕。大字报贴出后,轰动全城,被称为“六·一九”事件,随后,西安交通大学的三名学生回乡“点火”,又贴出“炮轰县委”的大字报。一周之内,仅耀县中学就贴出大批判的文章1400余篇,大字报500余张。面对如此迅猛的局势,县委于7月12日作出部署,派工作组进驻耀中和文教局,决定先挖教研室的“黑手”,摸清所谓“反党黑线”。接着,集中全县(耀中除外)中小学教师780余人,在下高埝中学集训。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以声讨“三家村”、“四家店”及“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为基础,在教师中“划黑线”,“揪黑帮”。不到一个月时间,200余人遭受揪斗或批判;其中8人被揪斗,3人自杀身亡。集训会结束后,有36名教师被送往高尔原水库进行劳动改造。此外,耀县中学60多名教师、员工,三分之二被打成“黑帮”或“有问题”的人。
红卫兵运动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主席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明确规定“文革”的斗争目标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8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首次接见参加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的百万群众,红卫兵运动迅速兴起,耀县各中等学校也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红卫兵打着“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号,走出学校,“杀向”社会,到处刷标语、散传单,并提出“炮轰”、“油炸”、“火烧”之类的口号,开始将矛头指向县委。接着,一场横扫“四旧”(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红卫兵运动在城乡展开,凡属古建筑、古书画、古碑石和其它历史文物,均以“封资修”的罪名予以查抄或破坏。香山、药王山的文物古迹遭到空前浩劫,香山寺和尚红参、东信自焚而死,药王山道士张信鸿自杀身亡,另有10多个和尚被还俗落户。街巷、学校、商店等纷纷改称新名,如宅子巷改立新巷,北街小学改革命小学,新安商店改红卫商店,传统糕点天鹅蛋、酥饺也分别改称“反帝饼”和“反修饼”。继之,抄家风潮又起,不少革命干部、统战人士和地富家庭被抄,并揪斗地富反坏及“牛鬼蛇神”游街示众,刑讯逼供。并有多人因恐惧或迫害而自杀身亡。11月,在“大串连”的影响下,部分中小学红卫兵与教师结成“小分队”,身穿军装,佩带红底白字红卫兵袖章,肩扛红旗,纷纷到全国各地进行“长征”和“串连取经”,学校一度停课。
在红卫兵运动中,全县大搞“红色海洋”。机关、商店、学校门墙全都涂上红油漆,户户悬挂“忠”字条幅和毛主席像,人人背毛主席语录,唱语录歌曲,佩戴毛主席像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