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州区“文革”述略（2）

“夺权”与派性斗争
    1966年冬，全县城乡各地以“反修”、“东方红”、“延安”、“卫东彪”、“永红”、“红旗”等命名的“战斗队”、“造反队”和“战斗兵团”风涌而起，或各自为战，或联合作战，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下，开始揭发、批判本系统本单位的“当权派”。
    1967年元月，上海全面夺权的“一月风暴”刮到耀县。元月26日凌晨，造反派首先夺了县人委的大权，时称“1.26”夺权。此后，全县造反组织围绕“革”与“保”，“夺权”与“反夺权”的问题形成针锋相对的两大派。一派是以耀中“造反委员会”为核心的“耀县红色造反统一指挥部”（简称“红统”），一派是以耀中“北京公社”为核心的“耀县无产阶级造反联合总部”（简称“联总”）。
    “1.26”夺权不久，在毛泽东主席“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号召下，驻军8088部队和县武装部奉命进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和军训、军管）。此时，“夺权”之风愈刮愈大，县级机关、厂矿和农村社队领导权普遍被夺，领导干部“靠边站”，党政机构全面瘫痪。3月初，县人民武装部受命成立耀县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领导全县“抓革命、促生产”。3月20日，驻军与县武装部、公安局以“组织严重不纯、搞打砸抢、大方向错误”为由，联合通令宣布“红统”派邮电局、石渣厂、元石厂三个造反队为反动组织，予以取缔。26日又发出解散“非法”组织“红统”的通告。4月25日，虽然声明撤销以上通令、通告，接着又开了平反大会。但“红统”派愤愤不平，遂于4月30日至5月2日发生耀中造委会学生在公安局门前静坐示威的事件。
    6月下旬，两派掀起“揪叛徒”高潮，对在淳耀县工作和“师家道突围”的老干部封正宝等220人以“叛徒”的罪名加以批判和揪斗。
    8月21日，驻军和武装部表态支持“红统”，称其为“左派”、“革命造反派”；称“联总”是“革命群众组织”。于是，“红统”声势大振，两大派之间的矛盾加剧，打、砸、抢、抄、抓和小型武斗屡有发生，全县处于无政府状态。
    9月10日晚，铜川“212”派驱车来耀，在造反派支持下抢走公安局短枪30支，并摩托车、现金、手表等。
    1968年元月22日晚，“联总”一些人去安里抢枪、抓赌，社员程智汉被枪打死。5月11日；“红统”一头头勾结高陵县“三统”抢走县武装中队冲锋枪5支，半自动步枪8支，机枪2支，子弹2000发。县存社教档案190余卷，也被造反派加以破坏。严重的是，“红统”在县人委两院私设“监狱”半年内，先后有63名干部被关在这里惨遭迫害。
建立革命委员会
    经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批准，1968年6月19日耀县革委会在体育场召开成立大会，宣布由干部、军队、群众“三结合”的代表57人（暂缺10人）组成。原县长王宪章担任革委会主任，侯安泰、刘永发、崔嘉善、王世杰、李双喜、董青侠、于际美、张永宁、张成有、张思远为副主任。下设办事、政工、生产、政法4个组。革委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也同时成立。
    县革委会成立后，县级机关、农村人民公社、学校、商业门市部等，陆续成立革委会或革命领导小组。在“一切权力归革委会”的原则下，全县党、政、财、文统归县革委会总揽，并以“保卫红色政权”为由，县设“群众专政指挥部”，公社设“群众专政队”大搞“红色恐怖”。
    “斗、批、改” 7月初，县级机关单位开始“斗、批、改”，通过派性站队，给一批干部分别扣上“黑干将”、“坏头头”、“小爬虫”、“变色龙”、“现行反革命”等帽子，进行无休无止的批斗。15日，两委（原县委、人委）干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县委大院开办，有215名干部参加，其中59名被监管揪斗，1人自杀。林忠保等一批老干部被打成“叛徒集团”。李忠魁等10余名干部被打成“反党集团”。10月份，学习班扩大公检法干部，改称“五七劳动学校”（简称“劳校”）迁到稠桑乡吕村河，实行连排编制，一边劳动，一边进行“斗、批、改”。被揪斗者一律关进“牛棚”。进行隔离审查，劳动改造。
    1969年3月，“劳校”改名“五七干校”，迁柳沟党校旧址，由军宣队、工宣队领导“斗、批、改”。4月，党的“九大”结束后，全县开展“三忠于”（忠于毛泽东、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活动，各单位坚持“早请示”（清早先向毛主席像致敬，背译毛主席语录及表示心愿等）和“晚汇报”（睡前在毛主席像前汇报当天学习、工作情况）制度。干校除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外，又唱忠字歌，跳忠字舞，搞忆苦思甜和评“五好战士”等活动。此后，随着问题的逐步澄清，干部分别得到“解放”或“区别对待”，分批走上新的工作岗位，直到1970年9月干校解散。
    在“斗、批、改”期间，全县各中小学均由贫宣队接管，有170余名教师被遣回原籍。中小学毕业生一律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农村学生回队劳动，城镇5届高中毕业生1500人上山下乡。城镇居民也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内吃闲饭”的口号下，被下放到农村落户，参加生产劳动。
    清理阶级队伍 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到处抓“叛徒”、“特务”、“反革命”和“牛鬼蛇神”。全县有2000多名干部群众被列为清审对象，其中按人民内部矛盾予以解脱的1400人，属敌我矛盾定案的400人，戴上特务、叛徒和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帽子的100余人。另有多人因不堪迫害或恐惧而自杀身亡。同时，在农村进行“民主革命补课”，新定地主成份214户、富农144户。其中戴帽地主、富农分子500人。
    “一打三反” 1970年2月，“一打三反”（打击现行反革命，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运动开始，县革委会向单位派出军宣队、工宣队、贫宣队，以办学习班的方式，对有问题的人进行内查外调，落实定案。全县共查获贪污盗窃千元以上29人，投机倒把牟利千元以上13人，并以“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言论罪”、“思想罪”判刑30多人。
    政治迫害 自1968至1971年，县革委会在干部中掀起“揪斗”所谓“特务”、“叛徒”、“坏头头”、“变色龙”、“小爬虫”、“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革命分子”等，清理阶级队伍的群众运动。其中“批斗会”是最残酷的一种形式，即边打边斗，被批斗者低头弯腰，两腿站直。甚至采用车轮战法，被批斗者几天几夜不能休息。这些干部都被关进“牛棚”，失去一切自由，除书写坦白材料和上会挨斗外，每天还要在毛主席像前早晚饭前“请罪”，并向群众和解放军“请罪”。
    “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1972年元月，县委按照毛泽东主席“批林整风”的指示，组织干部群众结合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571工程纪要》，在机关单位开展“三批一清”（批判极左思潮，批判资产阶级派性，批判无政府主义和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批判多人，审查1人。
    1974年春，县级机关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即所谓“批林批孔批周公”。
    1975年，按照上级部署，经过整顿，各项工作开始步入正轨。但在第二年春，又进行“反击右倾翻案风”、“批邓”批“唯生产力论”，使刚刚趋向稳定的局势再度隐入混乱。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至此10年“文革”动乱宣告结束。
    在“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过程中，耀县绝大多数干部、群众和党团员都能以坚持基本正常的生产工作活动为重，正确对待所谓“革命”和生产的关系，没有发生大的武斗，并且工业有了发展，农业取得较好成就，每年都平整了大量的土地。任务艰巨的桃曲坡水库渠道工程，就是在“文革”期间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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