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基督教
民国二十四年(1935)鄂西北基督教中心老河口教堂挪威籍牧师贝德威来白河传教,初期在县城搭“布道棚”传教,后在县城桥儿沟中段买冯姓房屋一院作教堂,称“福音堂”。随着教徒的发展,后又在卡子、冷水、小双荆竹园、旬阳县蜀河口设立分堂,称县城为“老堂”。
贝牧师来县疏通行政关节之后,除在成人中传教、赠送袖珍本《圣经》外,带来大量印制精美的宗教画片在少年儿童中散发,儿童少年登门索要,必有所获。继在老堂设置织布机一架、织袜机两台,制“洋蜡”模具两支,令职业教徒生产经营。民国二十六年(1937)又在县城长春寺附近购置土地八石稞,出租给人耕种收租以供堂内部分支出。之后,职业教徒有事可做,自食其力,又使稍有营利,以作社会救济。每逢“圣诞节”向教徒馈赠亦出于此。贝牧师还在白河中学兼任英语教师。抗日战争美援华飞机在山阳、白河失事,贝牧师前往处理。县人对贝牧师尚有好感。
民国三十六年(1947),在白河第一次解放前夕贝牧师离开。战争时期,老河口失守后,“礼拜”活动停止。1951年福音堂自发恢复活动,施行“自传、自养、自治”方针。1953年唐定远出任长老,后由刘祖宽继任,余瑞亭任知事。卡子分堂传道员刘兴让,冷水传道员陈达三、戴尚贤,荆竹园传道员刘高龄。教友分布,除本县外,还涉及湖北省郧县木瓜沟,郧西县羊尾镇、观音沟一带。白河基督教活动盛期,圣诞节来老堂作“礼拜”的教友近200人,50年代末期至70年代基本停止活动。70年代初期,南岔、四新个别人自学《圣经》,并自发传教。80年代后,白河县在70年代流落河南、湖北等地的人口在外加入基督教,又回白河传教,同时带回《新约全书》、《旧约全书》、《好牧人》(约翰福音中的故事)、《撒种的故事》(中英对照本“圣经”故事)及《个人传道手册》等广为散发。80年代中期,基督教在全县十分活跃,这些传教者,既没有经过“洗礼”,又没有受过经院训练,在基督宣传中既有儒家的“克己”、“忍让”,又有佛教的“无瞋”,还有道教的“养气守静”,也有当代的“五讲”、“四美”、尊老爱幼、和睦家庭邻里的内容。而“克己”、“忍让”、和睦家庭、尊老爱幼、“因果报应”这些宣传内容赢得了山区部分群众的信仰。
1984年,陕西基督教“三自”爱委会副主席(基督教协会副会长)亲自来白河了解教会情况,对于怎样办好白河教会,作了重要的工作指导。1985年1月25日,县政府根据党的宗教政策,同意城关原福音堂房产权归还基督教团体所有。又于同年12月18日正式批准设立城关地区和冷水地区基督教活动点,并指定了刘培森、李松真分别为这两个点上的负责人(后均选为县政协委员)。使这两地信教群众的生活走向正规。
1986年,省人大还派王仰一、李硅勋两牧师来白河了解基督教情况。并在白河吸收了冷水、茅坪两名教友去“三原神学院”培训。结业回县后,在冷水、茅坪布道,教友很快发展。据1988年初统计,全县31个乡(镇)均有信徒。布道点79个,教友1399人。其中茅坪区占一半。据调查表明,新教友中文盲占74.39%,绝大部分教友属于困难户,或因生活困难,或因疾病缠身,婚姻不遂,家事不顺,升学就业受挫。还有父母信教,子女跟随参入。80年代末有少数基督教的布道人士在组织宗教活动方面,与行政工作和生产管理有相悖之处。在颁发“居民身份证”中,有的教友说“信主的不照像”,春季大忙生产时,组织教友庆贺“复活节”,几个乡的教友一百多人,步行几十里、上百里,带着“颂主复活”、“投靠耶和华”的旗帜,到某教友家聚会,该家“奉献”十几席酒肉,众教友食毕离去,可“奉献者”家中粮食被吃完,生产又被耽误。忍耐不了生活负担时,又把负担转嫁到基层政府身上,要求救济,安排销粮和贷款。有了病教友又不请医生,认为“主能治病”、“主能降福”。若病人死了,其他教友说“信主不虔诚,主不保佑”。1989年5月21日,自由布道人员鼓动教友以及围观者603人冲击朱良乡政府和西营区委、区公所。县委、县政府及时制止了事态的发展。
1989年冬,陕西耀县自称是基督教信徒季某组织“十二门徒”非法组织,进入白河,介入了白河的基督教活动,使正常的宗教工作带着政治色彩。县委、县政府于1990年4月,抽调了一批干部,组成工作队深入基层,向群众宣传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现行法律、法令;教育群众不要参加非法宗教组织。此后,全县基督教活动始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