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河县宗教概况（2）

第二节 佛教
    明正德至清代道咸年间，白河佛教昌盛。其时，官绅庶民，“广种福田”。县境内兴修寺庙上布施，捐输土地作庙产，无论贫富，竞相解囊，且庙会尤多。凡庙会皆要唱戏，筹措经月，热闹三五天，每逢庙会善男信女到寺庙中烧香，“许愿”、“还愿”，“求签”“问卦”，川流不息。民国时期，不论城乡，居民家中皆设“神龛”，供奉所信佛像。民间吃斋念佛者甚为普遍。
    清代中期，县内佛教经典有《华严经》、《般若心经》、《金刚经》等。“经”、“律”、“论”三藏之中，白河佛教的住持和尚、尼姑只注重诵经。化仪四教中，只有“不定”一项。坐禅“理入”也只是大寺庙中长老的事，一般佛教徒与“化法”、“化仪”、“禅定”无涉。浩繁的佛教经典演绎、注疏，乃至佛教逻辑推理、议论从光绪初年以后，不再见到。
    清末至民国初期，白河县职业佛教人员63人，其中女性12人，这个时期在形式上道佛教似渐融合。泰山庙中供奉玉皇大帝、祖师爷，同时也供奉文殊、普贤、释迦达摩，太上老君、送子娘娘与四大天王、观音、罗汉共处一堂。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前后，县城、药树、川河、大双等地的财神庙、龙王庙、关帝庙、泰山庙还供奉起戎装佩剑的“王军长”，长袍马褂的“李大人”塑像，还有的好事者见一巨石便自充“首人”，集资修一个小庙，名曰“石王庙”或“猴王庙”；见一眼泉水，便四处传扬“龙王小姐”显灵，一些善男信女，心有所求者，趋而烧香磕头。时至80年代，见古树挂红布“许愿”、“还愿”；见泉水，倾洒麻油、烧香磕头常能见到。
    旧社会出家之人，削发者甚少。男性（斋公、道人、住持）皆簪发。女性（斋婆、道姑）蓄发如平常妇女无异。“吃斋”有长斋、花斋之分。吃长斋者终身不茹荤酒。
    “放生”是道教、佛教信徒一种虔诚表现方式，到市场上买些活鱼、鳖或鸟兽，又放回自然界中，视为积福行善。本世纪40年代以前，有钱人家的老太太尤尚此举。
    据旧志及寺庙碑碣所载，清代至民国，多数到任知县、县长，以修葺文庙、武庙、城隍庙、学宫为壮举。有的知县，凡修建大的寺庙，便捐款相助。道光二年重修桃元关帝庙，知县秦达泉捐银三两，道光二年（1822）重修宋家千佛洞时，不仅知县捐款，县训导雷茂先、典史韩宗元亦捐银相助。民国二十六年（1937），县长吴扬善笃信佛教，还亲自组织起“佛教协会”。民国二十年（1931）白河佛教徒发展到116人，其中女性34人。
    清代中期至民国年间，白河佛教以净土宗为主。县内一些“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摹崖石刻，大多出自这个时期。民国二十几年后，佛教活动日趋减少。
    佛教盛行时期，对白河的建筑、绘画、雕塑、木板印刷技艺的提高，起了积极的作用。白河佛教自清末淡化，“化法”、“化议”、“三藏”宗教仪规以后逐渐通俗化，且为巫师、巫婆利用，带着极浓厚的迷信色彩，以至介入政治，蛊惑人心。只要县内出现社会不安定时，谣言必出，一经查纠，多来自巫师或宗教的低级神职人员之口。白河两次解放、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时期以及中苏、中越边界自卫反击战时期，社会上都出现过不同程度的谣言，流传什么“一把芝麻撒上天，一万只留一二三，十里安一户，九女共一男，血流成河、尸骨成山”，“石头过火、人过刀”之类的谣言，同时教人们以放射分裂方式传递“酵母”做馒头，希图吃后消灾免祸。谣言传了几十年，时过境迁，社会没有按谣言描述的状态发展。传谣与吃过那种馒头者，似乎并没有省悟“上当”的感觉。
    80年代末以来，已淡化的道教、佛教意识，又有时兴势头。农民自发集资修庙、到武当山买“祖师”像供奉。藏匿多年的佛像，尽管肢体不全，又放回到残垣断壁的破庙或寺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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