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升平之时,高力士是如何行事的。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有权势的太监,多以声色犬马,巧言令色,阿谀逢迎讨好皇上,以求个人之荣华富贵。很少志存国家,心忧黎民。观高力士,则异于他宦。无论开元盛世,或天宝年间,高力士均能兼听好坏,洞察得失。他对玄宗时有进谏。如开元二十三年,玄宗用李林甫、牛仙客计,以赋粟助漕及行和籴法,并以天下事付林甫。一日无人,帝谓力士曰:“军国之事,委以林甫,卿谓如何?”力士乘机直谏曰:“和籴之策,将使国无旬月之蓄,人怀饥馑之忧。”是“弃本逐末,未可长行”,“军国之柄,未可假人”。然玄宗不悦,说道:“今所敷秦,未会联意。”天宝十年,已见危机。而玄宗懒于视事,以“年事渐高,心力有限”,将朝事委以宰臣,边事付之将军,问于力士。力士又直率地陈述了他的不同看法,而且指出杨国忠处事不忠、安禄山包藏祸心。玄宗甚以为是曰:“今日奏陈,雅符朕意”。及安禄山反。玄宗不无感慨地对力士曰:“卿往日之言是矣。”依上述记载,可知力士非但不与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一党为奸,反而对其始终保有清醒的警惕,而且向玄宗直言相谏,不怕玄宗不悦。尽了一个忠臣应有之责。
事实也一再证明,高力士终其一生,对李隆基也即确是耿耿其心,忠诚不二。不仅帮李隆基谋取帝位,经略国家,巩固权力,与其共享荣华,而且在安史之乱中,又追随李隆基逃亡西川,一路上“跋涉艰难,扶护警跸”,以高龄之年,保卫玄宗,呕心沥血,用文革一言:实属“死保皇”。古人言:“时穷节乃见”。其时,玄宗已到穷途末路,力士仍然初衷不改,跟定玄宗,共赴生死,其忠君信友之节操可谓忠贞不移。相形之下,另一个与高力士同时被拜为内侍监的名叫袁思艺的太监头,在高力士扶护玄宗逃亡时,他却投靠了叛军。一忠一奸,何等的泾渭分明。安史之乱既息,肃宗李享登基之第五年即上元元年,高力士遭宦官李辅国诬谤,流放巫州(今湖南黔朝陽县西南黔城)。其实高力士的被流放是因他侍太上皇玄宗登长庆楼而遭李辅国构陷。所以他是当了玄宗的替罪羊。时玄宗已无力保护力士。临上路时,主仆欲再见一面,未被获准,玄宗深为太息,而力士则失声痛哭。流至巫州,力士见荠菜遍地而无人问津,伤感不已,遂咏曰“两京作斤卖,五溪无人采。夷夏虽不同,气味终不改”。以此托物言志,以征他对李隆基之忠心不改。前后三年,代宗李豫宝应元年,赦高力士回京都。在返回的半路上,听说玄宗,肃宗二帝在一个月内相继驾崩,力士长号泣血,悲痛欲绝,不吃不喝,七日而亡,时在公元七六二年八月八日,终于朗州(今湖南桃源以东的沅江流域)龙兴寺,享年七十三岁。陪葬于泰陵。玄宗儿女成群,将相如云,而仅高力士一人享陪葬之殊荣,可见君臣义重。可见高力士忠君顺上,忧时体国,其人臣大节应当是不容置疑的。
五、炙手的权势
如前所述,高力士有七个大将军头衔,加开府义同三司,加封齐国公。食邑三千户,又加食实封三百户。而这些比之内侍监一职,不啻是小巫见大巫。墓志曰:“公佐明主垂五十手,布四海之宏纲,承九重之密旨,造膝之议,削藁之书,不可得而知也。”唐书高力士传云:每四方进奏文表,必先呈力士,然后进御,小事便决之。而故玄宗常曰:“力士当上,我寝则安”。是以“恩遇特崇,公卿宰臣,因以决事。”加上力士谨慎而得人口碑,故人皆乐于攀附。就连皇家亦然。肃宗在太子时,呼为二兄。诸王、公主皆呼“阿翁”。附马辈呼爷。戚里诸家尊曰爹。帝或不名而呼将军。
六、理智的人生
高力士是一个极为谨慎的人,他的处事非常理智。他周旋于皇室中首先要面对至高无上的皇帝。尽管玄宗不失为一代明君,但“伴君如伴虎”之结论对他仍是现实的,他的特殊地位也使朝中大臣对他有所希冀。就连玄宗和杨贵妃的矛盾也时常找他去化解。这些事情又都是危险的,如有失误,就有可能招致祸尤。但事实上,他较好的处理了这些棘手的问题。故而墓志曰:“至有排金门,上玉堂,出入五纪,近天子之光,周旋无违,献纳必可;言大小而皆入,事曲折而合符;恭而不劳,亲而不黩,谏而不忤,久而不厌;美畅于中,声闻于外。开元之后,见之于高公矣。”
神道碑曰:“公卿宰臣,因以决事,中立而不倚”尽管皇上对他恩遇特宠,权势赫赫,“侥幸者愿一见如天人然。”但高力士则“得君而不骄,顺而不谀,谏而不犯,传王言而有度,持国柄而无权,近无闲言,远无横议。”他的谨慎不是完全的明哲保身,而是一种高尚的理智。他坚持了“得君而不骄”、“持国柄而无权”的谨慎。但面对安危的国家大事,他敢于犯颜直谏,那怕皇帝不爱听。天宝十年,玄宗沉于声色,力士奏曰:“近于阁门外见诸道奏事人说云南频有丧律、陛下何以御之。北兵近甚精强,陛下何以治之……臣恐久无备于不虞,卒有成于滋蔓,然后禁止,不亦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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