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长县农民生活（1）

    清末至民国初，境内农民贫富悬殊，土地大部为地主、富农据有，多者高达3000余亩，少者不下千亩，少地和无地户占80%左右，大多以租种地为业。地租无定，多在年初议定，年底兑现。一般上等地每垧（3亩）年缴地租4斗，中等地3斗，下等地则在2斗左右。农民缴过租额，所剩无几，加之苛捐杂税和高利贷盘剥，往往“缴完租子又要贷”，地主、豪绅、高利贷者乘机放粮放贷，以“春借一斗米，夏还两斗麦；夏借一斗麦，秋还两斗米”牟取暴利，贫苦农民生活无着，往往陷入窘境，不能自拔。
    民国十八年(1929)，境内旱灾，民食恐慌，卖儿卖女、出外行乞者剧增。东区许家湾村83户中有57户举家乞讨。民国十九年(1930)始，陕北“土皇帝”井岳秀肆意勒索民财，苛捐杂税种类繁多，民众生活苦不堪言。其时，陕北农村广泛流传“安定县，凤凰山，地主豪绅官土匪，敲诈勒索实可怜；国民党，大祸患，苛捐杂税说不完”民谣，好多人被迫无奈，揭竿而起，拉票、绑架官绅富豪之事时有发生。至此，官绅富豪纷纷兴办民团，借“保境安民”之名，大行盘剥、压榨民众之实，人民生活陷入了苦难的境地。民国二十年(1931)，晋西游击队入境打富济贫，民众群起响应，李家岔、涧峪岔、南沟岔一带，率先成为革命根据地。民国二十三年(1934)，玉家湾村共有耕地3100垧，其中豪绅、地主、富农12户80人占有耕地2600垧；中农、贫农41户270人占有耕地500垧；雇农10户40人靠租地为生。当年贫农、雇农借贷1542.50元（银币），月利3～5%，全年偿付利息额555.30～925.50元，支付额占贫雇农全年收入的45～85%。
    农民佃耕收入，难以养家糊口，往往丈夫揽短工，妻子帮缝补，小孩帮放牛，倘遇灾荒年月，饿死和逃外谋生者甚众。
    民国二十四年(1935)春，境内解放区开展土地革命，土地高度集中情况得到改变，农村各阶级比例变化显著。民国二十五年(1936)，陕北省国民经济部对安定4个行政村调查：土地革命前173户中，地主8户，占4.62%；富农12户，占6.94%；中农10户，占5.78%；贫农110户，占63.58%;雇农33户，占19.08%。土地革命后，户籍增至228户，其中富农13户，占5.70%；中农126户，占55.26%;贫农73户，占32.02%;雇农14户，占6.14%；小商2户，占0.88%。
    民国二十四年(1935)十一月，中共中央机关进驻瓦窑堡后，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在给地、富以生活出路的政策下，进一步平分土地，“耕者有其田”得以实现，农民生活始有所依。
    民国二十五至二十九年(1936～1940)，境内为国共两党对峙区域。国统区内苛捐杂税奇重，地主富农又将农民已得土地收回，农村经济再度遭到摧残。其间，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封锁加剧，民众负担加重，民力匮乏。民国三十三年(1944)八月二十九日延属地委书记李景膺讨论安塞、子长工作时说：“如果说延属分区其他各县从民国二十六至二十九年是休养民力时期的话，那么子长县的民力则未得休息的机会。”据民国二十九年(1940)边区安定县11个代表乡征粮统计：11个乡中有42个行政村、152个自然村、1982户、9728人、2090个劳动力、24940垧耕地，年产粮11536.35石（一石为150公斤），平均每人有粮1.18石，全年完成公粮962.88石，出粮户数1548户，免征户434户，人均负担0.09石，并为支援战争担承了各项动员，民力未得很好休养。
    民国二十九年(1940)二月二十九日陕西省安定县政府驱逐出境后，各级政府扶持农村发展生产，恢复民力。三十年(1941)，陕甘宁边区政府赈济本县粮150石，三十一年(1942)赈济本县粮40石，款7000元（边币），助民度过了灾荒。据陕甘宁边区政府档案资料载：民国三十三年(1944)，境内每个劳动力产粮可养活5.50人。西一区六乡刘家沟村王贺有农业合作社（由3户人家组成）收粮24.32石，除过地租、饲料、籽种外尚余20.42石，基本达到“耕二余一（耕作两年余一年口粮）”。
    民国三十六年(1947)三月，国民党军胡宗南部进犯边区，瓦窑堡于四月初沦陷。胡部官兵肆意奸淫烧杀、掳掠破坏，人民频遭劫难。他们抢粮食、撬门窗、杀牲畜、烧家具什物，将民物洗劫一空。胡宗南部盘踞境内6个多月，仅南区就拉走民伕276人，杀牛172头，拉走骡马13头（匹），驴314头，宰羊2408只，猪99头，砸锅513个，砸水缸149条，吃、烧粮1044石，毁坏犁铧199页，锄、镢头371把，烧门窗606架，烧房子37间，抢掠棉花555公斤，被褥560块。胡部所到之处，纺车、织布机及日用器具全部毁坏。在胡部掳掠破坏下，民众衣食无着，饥寒交迫，以麦蓬、灰条、罗莲、玉米芯、荞麦叶、秕谷、谷尾子、糠、树皮充饥，有的甚而因贫病交加、无法生活而自戕。瓦窑堡李完娃父亲因儿病无粮破腹身亡；景家场村康占胜因一家7口人无法生活喝卤水自杀得救，又跳崖而死；南区羊马河出现生母将小孩投入冰窟窿现象。
    民国三十七年(1948)始，全县农村进行土地改革，农民生活水平得以改善，且因家底微薄，倘遭天灾人祸，仍有少数人家生活陷入困境。
    1951年始，县人民政府和财政金融部门发放救济款和贷款帮助农民发展农业生产。1955年，农村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土地归集体所有，农民参加集体劳动，按劳取酬，工分分值随当年生产和地域条件差别而异。1958年，境内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盲目提出高指标，大办公共食堂，农民家中粮食、锅、碗、瓢、勺一夜之间成了“公物”，吃饭不要钱的光景只及半年，因难以为继而停办公共食堂，分门另过。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粮食，生活陷入窘境。1959年，人们勒紧裤带穷度“苦日子”。参加农业社劳动，一个劳动日最高分值0.50元，最低分值0.18元。
    1960年，“大跃进”时期造成的隐患尚未消除，旱灾又至，县政府号召全县人民进一步发展生产，苦度难关，全县人均口粮（贸易粮）按10.75公斤定量。1961～1966年，党和人民政府调整农业政策，粮食产量回升，人民生活得到改善。
    “文化大革命”期间，农业生产因“革命”受到影响，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除，农民收入骤减。1972年人均粮食94.50公斤，人均年收入29.60元，一个劳动日工分值在0.20～0.50元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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