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高中(以下简称西高)迁校流血事件,发生在1940年4月,从西安迁校到陕南洋县的学生,以当地教学条件不足、生活困难的理由,请求当局把学校仍旧搬回西安。不料此举,竟触怒了热衷于反共勾当的省主席蒋鼎文,认为学生受了共产党人的教唆,借机闹事,拒绝学生要求。并令教育部门和陕南当局对学生严加监视,因而激怒了全体学生的义愤,促成集体赴省请愿。在抵达宝鸡东进时,当局公然以武力对待学生,造成流血事件。这事迄今已五十多年,为了不使人们遗忘,将其始末,简述于后:
西高原设在西安市东厅门。1938年,日本侵略军占领晋西南风陵渡,潼关告急,西安又被狂轰滥炸,各校停课,纷纷外迁,当局匆忙把西高及一中迁往洋县。(那时教育厅长为周伯敏)
国立七中已在洋县接收了不少战区逃来的学生,又添西安两校,洋县物资供应和居住确实困难,可是师生以大局为重,住庙宇、租民房,在草棚或露天上课,凑合下来。
不久,省府改组,蒋鼎文换掉难说话的周伯敏,以王捷三任教育厅长。王为人谦和,每遇麻烦问题,多按指示办理。西高校长亢心栽是被扣的杨虎城旅欧随员,对校务自然是受命维谨。
西高迁到洋县,为时年余,建校毫无进展。图书、仪器、实验徒有其名,甚至读报也得迟一、两天。无文化设施,生活单调,因而在师生中普遍产生了早日离开洋县,把学校迁回西安的念头,加之知名教师,借故离校。最刺激他们的是西安在长安县兴国寺(现今美院校址)设立规模较大的兴国中学,容纳师生数千人。西高及一中学生要求转入,根本不收。为此,两校的学生认为省上把他们“遗弃”了,对于他们迁校来说,等于火上加油。
1940年春节,滞留洋县的学生,在“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日子里,酝酿迁校,公推马旭初、李伯诚、张思鋆等七人主持其事。先后以《请愿书》、《告陕西各界人士书》发向有关部门及社会人士。可请求未落实,还招致了校方开除首要分子的事。同学们就断然采取集体赴省请愿的行动。
主持迁校事务的同学,经过动员、组织,先由马旭初为首的代表团到南郑侦察情况,并与汉中专员魏席儒谈判,不料魏先来了个下马威说:“……共产党唯恐天下不乱,你们受了煽动,你们的行动是威胁政府,严格的讲,就是反对政府!”
当代表谈到迁校动机,只是为了改善学习条件,解决生活困难,别无他求时。魏答:“吃米,用柴火,我责成洋县政府解决。图书仪器,反映上级逐步增添。至于房舍,桌凳等问题,应体谅战时经费困难,容后再说。”他自知答复不够完满,便改了口气说:“政府让你们迁来洋县,纯系保证学习安全,你们要体谅政府的用意。”这时马代表顶了他一句:“那么在西安现在设立的兴国中学,难道对同学学习安全不顾了么?”魏一时答不上来,便大发雷霆地说:“给同学说,打消迁校的念头,好好学习,报效国家,否则你们要对迁校学习的安全负责!”谈判以无结果告终。
代表们审时度势,改变计划让大部分同学绕过南郑,直奔褒城,请愿队伍顺利地越过魏席儒设置的封锁线,魏也无可奈何地放走了软禁的代表。
请愿队伍进了山,风餐露宿,历尽辛苦,用了五天时间,到达宝鸡渭河大桥。可刚一过河,就被安排在早已停业的“陇海浴池”里去。一连几日,省里不断派人前来压服,分化瓦解,其中有教育界知名人士,省党部、三青团的骨干。王捷三从重庆回来,路过时也说服一番,最后是省政府秘书长李志刚等。他们都是一副腔调:“先回洋县,再议迁校问题。”同学们则向他们诉说不得不迁校的苦衷。在谈判中,只有石雨琴及李志刚道出长期堵截同学在宝鸡的谜底,说是“先回去,再考虑迁校,这是省主席蒋鼎文的指示。”
同学们对当局拖延不作答复的做法忍无可忍,便采取新的行动,有人提议,集体步行到一小站,强行上火车回西安。这时迁校领导成员马旭初去西安了解情况,只有王伯生两三人向同学汇报同李志刚谈判已经破裂。第二天早上,集体步行到东十里铺东站,没有发现军警,估计东去的客车即将到达,大家排在月台上准备车来强行登车。事出意外,车一进站,每节车都有军人把守,堵住车门,火车又立即开动。没有办法,只好继续东行。快到卧龙寺车站时,发现几百名军警持枪摆开阵势,堵住去路。走在前面的,同军警面对面的说理。大部同学从铁路两旁散开,意欲绕道东去,哪里料到,此刻军警已把枪口对准前进的学生,一时枪声大作,继续前进的西高学生朱徙礼腹部中弹,不省人事。现场一片哭泣声,向当局讨还血债的怒吼,异常悲壮、激昂!
为了避免继续遭受残害,立即决定暂回宝鸡。抬着朱徙礼同学的遗体,进入市区,呼口号,沿街讲演,以满腔悲愤的心情,揭露当局镇压迁校学生的罪行。这时李志刚闻讯溜走。大队到了县府,要求作出交代,县长王奉瑞迟迟不敢出来,到了傍晚才不得不露面,当时愤怒的学生责问他要求迁校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要枪杀学生?他只是认错不迭。答应了对死者丧葬抚恤的要求,并保证同学的安全,在严惩凶手的问题上,推来推去。相持很晚大家才离开。第二天给朱徙礼同学开了追悼会。会场上同学们一致坚持斗争到底的决心。[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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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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