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1966年11月，本县由点到面的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或“四清”运动）。社教后期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习称“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交织在一起。所谓运动的重点均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教运动拉开了本县“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1966年4月14日，中共中央批发《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后，县委依照《纪要》中提出必须“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的指示，于4月下旬，召开了文教卫生政治工作会议，贯彻《纪要》精神，对本县文化、教育、卫生战线“开展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黑线”进行了统一动员。5月8日，高炬（江青主持的写作班子署名）《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文章在《解放军报》发表后，县委于11日向全县各级党组织发出《动员全县人民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要把“文革”列入党的议事日程，把田间、车间、柜台、课堂当战场，把工具、笔杆当刀枪，人人挥戈上阵，口诛笔伐，向反党反社会主义文艺黑线开火。次日，在虢镇中学召开批判文艺黑线现场会议，又召集县级各系统政治处和文教单位党员领导参加，把文化教育界批判文艺黑线运动引深一步。13日，县委常委连续举行会议，讨论贯彻西北局《关于组织县团以上党委和文化机关党委认真讨论中央批发的<座谈纪要>》的通知，会议认为，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文艺黑线，是继“四清”运动又一次深刻的阶级斗争，是全党全民头等大事，必须在全县迅速掀起全民性声讨邓拓、吴晗、廖沫沙“反党反社会主义”高潮。14日，又召开县级部、局和公社党员领导、蹲点工作组长、跑面全体干部会议进行了动员。15日，在县剧院召开了有1500多名工农兵群众参加的声讨邓拓等“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有线广播大会，约5万人收听了大会实况广播。接着，在全县城乡掀起了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别称“三家村”）的群众运动。各公社层层训练战斗员，组织群众，联系本单位所谓“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从此，遍布全县各地的声讨会、批判会接连不断。
    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下达后，县委于6月1日成立了县“文革”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专门处理“文革”日常事务。各基层党组织也相应成立了“文革”领导机构，从此，一场灾难性的“文革”动乱在全县各条战线普遍发动起来。
    大串连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号召“做彻底的革命派，不当动摇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当晚8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播放聂元梓《揭穿了一个大阴谋》的大字报全文。从次日起，以大字报为主要形式的内乱哄然而起，虢镇中学一部分学生首当其冲，五颜六色的大字报布满校园，搞乱了教学秩序，进而蔓延到县级党、政、群机关和企事业单位。
    6月12日，县委常委会决定，撤销“文革”领导小组，全县“文革”运动由县委常委会直接领导，由亢武耀（县委书记）、罗明友（县委副书记）主管，原“文革”领导小组下设的办公室改设为中共宝鸡县委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办公室。19日，县委从县直属部门抽调81名干部，组成12个工作组，派驻虢镇中学、县医院、卫生院、文化馆、虢镇小学、县广播站等单位，用阶级分析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观点，在群众中开展“查上当，放包袱”活动，同时，劝阻群众“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游行，不要搞大规模声讨会”，做到内外有别。7月13日，县委又抽调120余名县、社领导干部，分片举办了全县中、小学教师集训会，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简称“四大”）方式，名日“纯洁教师队伍”，其结果把一部分教师以“牛鬼蛇神”清除出教师队伍，送农村劳动，有的被诬为“反党分子”、“假左派，真右派”进行批斗。
    7月下旬，西安交大“红卫兵”一行数人来虢镇中学串连，提出了“不要工作组，由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的号召。
    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出派工作组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接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十六条》决定，要求各级党委“要‘敢’字当头”。14日，县委决定陆续撤回工作组。
    毛泽东发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后，虢镇中学学生仿照北京、西安等地大专院校的做法，酝酿成立“红卫兵”组织。“红卫兵”以“红五类”（贫下中农、工人阶级、党、团员）与“黑五类”（地、富、反、坏、右、走资派家庭出身）划线，把学生分成了两派。
    8月26日，红旗中学（即虢镇中学之一个派别，与工农中学两名并存，取代了虢镇中学）300余名学生，高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口号，在县委门前“静坐”，提出“摧毁学校‘文革’会”等要求，拉开了全县“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序幕。
    9月7日，本县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在红旗中学成立。接着各中等学校“红卫兵”组织相继出现。机关团体、工厂和企事业单位也自发地组织起名目繁多的“战斗队”。23日，县委常委会议决定，成立宝鸡县中等学校革命师生代表赴京参观办公室，负责办理师生赴京参观事宜，并抽调专人在县党校（今文化局址）设立“红卫兵”接待站，县财政先后拨专款5000余元，解决师生大串连所需经费。10月初，大串连遍及城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处可见，进行“革命大串连”的学生接应不暇。11月中旬，红旗、工农中学两派“红卫兵”组织，各派代表20名，参加了26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广场第八次接见全国师生和“红卫兵”大会。12月25日，陕西省委、省人委作出的《关于革命师生到工矿企业、农村进行革命串连的有关问题》的通知发出后，红卫兵乘车远途串连逐渐消失。
    破“四旧”
    1966年8月12日，县委按照《十六条》规定，提出整顿文化队伍，清除坏书、坏戏、坏画、坏歌曲、坏唱片，开展革命的文化活动，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代替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人民日报》于23日发表了《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和《好得很！》两篇社论，并在头版刊登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的报道。本县教育界立即行动，师生们敲锣打鼓，高呼“要把旧世界砸个稀巴烂，立起一个红彤彤毛泽东思想的新世界”口号，走上大街小巷，宣传“破旧立新”。几天之内，县城的商店、服务业门市部的招牌，统统换成毛主席语录；橱窗内外普遍张贴出“破旧立新”之类的标语；在红旗中学的倡导下，将古地名改名为带有“时代色彩”的名称，如虢镇改为红旗镇。进而出现了毁古建，砸文物，翻箱倒柜查旧书、收旧画、衣物。素有“关中小碑林”之称的吴山古建和历代碑刻被砸毁一空。随之出现“忠”字化活动。机关、团体、学校、工厂、商店等公共场所和社员家庭，均挂上毛主席画像，张贴毛主席语录；社员家庭书有“五世其昌”、“耕读传家”、“吉星高照”、“和气致祥”、“瑞映终南”的匾额代之以“彻底革命”、“抓革命、促生产”、“革命到底”等新内容；门窗和衣柜上必须贴一个大“忠”字；不少机关、学校、商店的大门用红色油漆（或颜料）覆盖一新，日之“红彤彤的新世界”。有些人将名字改为“卫东”、“兴无”、“文革”，甚至给出生小孩起名也要带个“红”字或“军”字。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制止大搞所谓“红海洋”的通知》后，方有收敛。
    揪斗“走资派”
    1966年9月，“红卫兵”组织与各种名目的群众“造反派”组织开始围攻、揪斗党政领导干部。
    初期，以领导干部家庭出身复杂（即出身在资本家、地主、富农或反革命分子家庭），历史上犯过这样那样错误和所谓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运动”等为由，进行大会小会围攻，动辄宣布停止工作，令其打扫卫生、担大粪、替他们贴大字报；有的虽未停其工作，但“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之事，须按“造反派”旨意行事，稍不合意，即以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罪名，大会批判，小会斗争。使许多领导干部遭受精神、皮肉之苦。有挂牌、低头罚站、两臂伸直弯腰九十度的（俗称“喷气式”），有登高示众的，有被围攻唾骂、推搡、脚踢、拳击、打耳光、捆绑吊打的。到10月底，县级及部、局领导干部中有20多人被诬为“黑帮”、“反革命两面派”、“走资派”、“三反分子”（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遭受揪斗、吊打和游街示众。
    1967年1月1日，红旗中学红旗兵团、县剧团红色造反文工团、县委宣传部反到底战斗队、县医院临时革命委员会等“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宝鸡县红色造反总部（地址设红旗中学，下称“红总”）。13日，“红总”发起，在虢镇体育场召开“声讨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将罗明友以“三反分子”的罪名，同县级部门领导干部数十人一起押进了会场，当作“活靶子”进行批斗。18日，“红总”牵头召开“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给县级和公社一大批领导干部扣上了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罪名。部分被宣布“罢官”，有些还被以“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走资派”给带上黑袖章，同“四类”分子一起白天扫院打扫卫生、掏厕所，进行劳动改造，晚上“勒令”写“检查交代”材料，接受“造反派”批斗。
    2月12日，以部分机关干部和工人为主的宝鸡县无产阶级联合造反司令部（简称“联司”）成立；16日，虢镇地区一部分学生（不含“红总”派）成立了宝鸡县无产阶级造反司令部（简称“无司”）；20日，以农民为主体的宝鸡县红色农民造反总司令部（简称“红农司”）在虢镇成立。所谓的上海“一月革命”后，全县性的全面“夺权”浪潮迅速兴起。“罢官”夺权布告、通告和揪斗“走资派”的勒令、海报遍布城乡，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全部“靠边站”。
    “支左”
    1967年1月23日，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县人民武装部成立农业生产办公室（后改名宝鸡县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意在稳定全县工农业生产秩序。
    2月下旬，全县两派群众组织“夺权”斗争激烈时，人民解放军二十一军8166部队、203分队先后奉命进驻本县，执行“三支两军”任务。6月17日，人民解放军驻宝鸡地区部队、宝鸡军分区联合发出“坚决地支持工矿总部无产阶级革命派”《通告》后，驻县8166部队、203分队和县人民武装部即公开表态，支持“红总”（与宝鸡地区工矿总部观点相同）。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大造舆论，并敲锣打鼓，集会“庆祝”，上街游行，对“司派”施加压力。8月16、17日，驻县“支左”部队出动车辆、携带宣传工具，在“红总”队伍保护下，宣传“反对揪军内一小撮”游行时，被“司派”群众砸坏车辆。
    9月上旬，驻县“支左”部队和县人武部分别组织两派群众、“革命领导干部”、“造反派”头头举办“学习班”，促进两派实现大联合，酝酿成立宝鸡县“革命委员会”。因争席位，两派斗争激烈，支左部队起了协调作用。经过一番争议，按照支左部队的意图，由宝鸡县红色造反总部（即“红总”）具文上报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省支左委员会批准，成立了领导干部、造反派和军代表“三结合”的宝鸡县革委会。原县委书记亢武耀任革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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