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桌即中国

　　酒精不燃烧，不算搞社交。

　　喝酒可大俗可大雅，可论国是可谈风月，可攀交情可见性情，可怡情可乱性，可养生可伤身，可豪饮可小酌，只是不可无酒。

　　无酒不成席。酒是催化剂，桌是能量源。酒桌不是PK台，是PR场。

　　在中国，酒是文化、礼仪、历史、风俗；最后酒酒归一，酒是关系，酒桌即中国。

　　情在口中，话在杯中，各地酒桌不同酒风。《新周刊》遍约北京、上海、广州、成都、东北和香港的资深酒徒，谈不同城市里的酒桌、不同酒桌上的人情世故、不同人情世故里的中国社会酒规则。

　　公款吃喝9000亿，是国防开支的5倍、医疗投入的4倍，这叫“酒桌经济”。抛开利益局，纯扯淡、纯聊天，开怀畅饮、放浪形骸，这叫“酒肉朋友”。“酒桌经济”难免，“酒肉朋友”难得。更多的是我请你喝酒、你帮我办事，喝酒成为一种工具理性。

　　今天，你喝了吗？

　　必须买醉的中国人

　　中国朝酒晚舞

　　酒是“前啜”，桌是“后啜”。酒和桌构成中国人精神与话语交流的阵地，也是面临各种社会压力的逃避之所。

　　文/胡赳赳

　　王朔在《新狂人日记》中描述过一个叫“三哥”的，大家每天都顶着“三哥”的名目吃饭：周一，三哥要去天津了；周二，三哥又不走了；周三，三哥真走了；周四，三哥回来了。王朔说：“剩下的就全周末——必须的。”

　　这个三哥是典型的饭局达人，最“骇人”的一次是在某次聚会上，7个人互相介绍后发现，彼此全叫“三哥”，这几率真是小之又小，愣让王朔给碰上了。

　　吃饭其实很累，但再累也得吃。所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革命了，不就剩下“请客吃饭”么。美食专栏作家沈宏非说：“一周一个饭局是正常人，一天一个饭局是大红人，一天三个饭局是交际花，一天很多饭局，是餐厅服务员。”

　　经济学家茅于轼长期以来有个观点，中国的粮食最起码够全中国再吃20年，所以他赞同退耕建房，这样房价就下来了。中国人的现状说到底是“吃穿住行”只解决了吃穿，没解决住行。基本温饱、略微小康、虽有中产、塔顶特权是社会的写照。住，房价太高，行，交通太堵。吃和穿则蔚为大观，钞票化做饭票、布票仍是主旋律，于是往死里吃、往出格中穿。

　　酒、桌的中国形态

　　酒、桌的中国形态

　　喝红酒加电脑桌，从微博上接入世界；喝白酒加麻将桌，从领导处搞好关系；喝洋酒加谈判桌，从客户处套取利益。

　　现代人每天外出游弋，与原始社会出外打猎并无本质不同，碰运气、谈天气、讲义气、聚人气，“气场”各有不同，“公关”无处不在。早期在房地产领域流行的“工作无非两件事——找资源、建人脉”现在人人心领神会。说白了就是：寻找猎物，自己能干掉就独吞，干不掉，那就找人来合伙干掉。

　　酒是用来壮胆的，桌子是用来拍板的，酒和桌拼在一起，则无事不可为。有的时候，一桌客满，硬挤不进来，你还得单开一桌，是为换个局；自己定喝酒规则，是为制度创新；吆喝人来，是为策划推广；分而食之，是为共同事业；酒醉饭饱，是为既得利益。陈天桥用网络游戏起家，江南春靠写字楼电视创业，马云凭电子商务致富，无他，但懂得一个“吃”字。

　　鲁迅先生作悲愤言，旧社会每一页都写着“吃人”二字。现在的社会不作如是观，人们的活命思路转化为：“是人就要有被利用价值”。潜台词是被吃一口未尝不可。所以，娱乐界的潜规则被90后少女转化为“肉献”一词，与其被潜，不如主动肉献。无论是看吴晓波《激荡三十年》，还是看殳俏《吃，吃地笑》，最后得出一样的道理：大国亦是盘中餐。

　　每逢年底，公司企业、单位部门都有年会，这是观察中国生态的绝佳场合。企业文化不同，生意好坏有别，气势形态各样，但有一处相似，总得有人喝醉方为尽兴，总会有一句口头禅言简意“骇”：“吃好，喝好。”

　　有酒无桌是酒鬼，有桌无酒干着急。酒与桌的关系就像矛与盾的关系，没有矛不甘心、没有盾不放心。酒是催化剂，桌是能量源。酒桌不是PK台，而是PR场。中国的骑士，不用骑马，而是骑驴找马。也只有在酒后，民间智慧诞生了：“群众都过了河，干部还在那里假装摸石头”。

　　酒：从何以解忧到何以解压

　　据说，茅台空酒瓶都卖到了90元一个。茅台当地的一个开发商说，现在市面上卖的茅台3/4都是假的。原因很简单，茅台酒的产量有限，而需求量太大。“批条子到茅台酒厂要酒的都生产不过来。”

　　酒没有缓解“忧郁”。忧郁症位列第四大疾病，全球患者达到1亿，每60个人当中就有1个，在大城市中更严重，“每个人都至少认识一个忧郁症朋友”。

　　但酒还是缓解了社会压力。上海一家杂志的主编说：“我缓解压力的三种方式是：喝酒、K歌、飙车。”此话颇具代表性。这还是健康的，要是“嗑药、K粉、发飙”那就太《台北晚九朝五》了。

　　喝酒达到“赖嗨嗨”状态好过全民下药。国进民退、未富先懒，小酌一杯进入自我陶醉状态也许是最佳选择。买完房，每个人都想吃后悔药，每个人都需要杯酒。“现在还被老婆抱怨，当时看好要买的大房子，钱都准备好了，结果接到一个电话说房子那儿以前是垃圾场，结果不知怎么想就动摇了。过了几天再去订就没有了。”有个想换房子的IT界人士喝过一杯后说。

　　工作上的压力显然更大，新人时常面对职场“冷暴力”：无人指点、无人搭理、无人问津，要么就是被搭理的大叔偏偏是个边缘人员。“一杯茶、一张报纸看半天”的单位生活被如此多职场人士向往，但那已是上个世纪的事情。那么，还是喝酒吧。

　　似乎一切事情最后都被酒代替、统管，像是打牌时的“替张”。助兴时，喝酒；不爽时，喝酒；社交时，喝酒；独处时，喝酒；对一个人好，喝酒；报复一个人，还是喝酒。

　　买醉，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创富无力，买醉；都市居大不易，买醉；职场、生意场、社交场的需要，买醉。有个笑话是说“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说出来让大家开心一下”，而真正来得实在的是“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喝一杯，喝醉了大家都开心”、“何以解压，惟有你丫”。

　　中国开酒，世界都有

　　中国开饭，世界管饱；中国开酒，世界都有。中国既是世界的开胃酒，也是世界的壮阳酒。

　　在中国，不一定什么事都可以摊到桌面上来说，酒桌除外。酒桌适宜神交、社交、私交。中国人喝红酒四大俗“碰杯、干杯、碎杯、交杯”这时看来也无伤大雅，只要感情深，管它主义真。

　　酒桌浇筑了一个社交的中国、节庆的中国、礼仪的中国。网友们曾对招待奥巴马的国宴津津乐道：翠汁鸡豆花汤、中式牛排、清炒茭白芦笋、烤红星石斑鱼、一道点心、一道水果冰淇淋和2002年的长城五星葡萄酒。

　　上至国家元首、下到平民百姓，酒精不燃烧，不算搞社交。因此，酒精文化碰到汽油文化就伤痕累累，禁酒令越来越严，仍难敌陪酒之风，把车扔在原地，酒还得照喝不误。

　　逢年过节，猛酒当道。有个段子说，北京人喝酒：来个红的！是指“红星二锅头”；来个牛的！是指“牛栏山二锅头”。过节聚会，喝酒难免，有人说要移风易俗，但多少年喝到打点滴送医院，都是常态。

　　你可以不懂中国话、不懂中国文化，会喝就行。无怪乎老外感叹“中国就是个大party”，party上不认识人没关系，语言不通不要紧，酒量甚至也无所谓，只要你自己High起来，似乎就足够了。

　　几千年来的中国人在这方面并无多大变化。喝吧，中国！

　　上海一席谈

　　对吃至今有敬畏之心

　　像北京那种一个饭局人越吃越多的事情，在上海基本是没有的。又不是去充军，在上海吃饭不可以临时抓人。

　　文/陈村

　　我1954年生在上海，前半生很少遭遇饭局。当时的平民百姓，极少有机会去饭店吃饭。民以食为天。在贫困的日子，日常的生存都有问题，遑论到饭店奢侈。《上海的早晨》一书中，资本家们每周要聚餐，那是特例。毕竟是新社会了，最好是偷吃，只吃不说。他们虽然有钱，一旦被检举坚持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会倒霉的。不是么，文革中，那些吃得好的人一一吃了苦头。因此，对吃我至今有敬畏之心。

　　那时的人体形都很好

　　那时上海的饭店很少，出名的屈指可数。据说有青年工人每月发工资后找一家聚餐，劈硬柴(即AA制)，下次换一家。这样的事情我只听说，没亲眼见过。当时的青工当3年学徒，满师后月工资是36元，加奖金共41元，虽然最便宜的大米13.70元/100斤，但上海牌手表要120元一只，抵3个月工资。那时没房子可买，但结婚总要结的，这点工资不可奢侈。

　　因此，有限的上饭店多数是谁结婚了摆喜宴，或死人了吃豆腐饭，所谓红白喜事。结婚的菜比较丰盛，台面上被吃得一干二净是很丢脸的。当然来客肚中油水虽少，积极进餐，但还是给主人家面子的。上海的饭局一向有打包传统，办婚事的家庭会带上钢精锅，将吃剩的菜连汤带水端回家。

　　那时真是太没吃了，革命如火如荼的年月，冬天买一棵黄芽菜都要凌晨起来去菜场排队，缩着头等候开秤。被全国人民羡慕的上海人，过年是可以买冰冻家禽的，买了鸡不可买鸭，一户一只。要是乡下没亲戚，这只死鸡就是当年见过的唯一的鸡了。那时的人，一天一斤米还是饿。那时的人，体形都很好。

　　我后来说，好日子要来得早啊，当年要是有车有房有自助餐，那是什么日子！年轻人听懂房子车子的好，听不懂怎么有自助餐也算个事情。他们是饱汉不知饿汉饥，更不知道，对付好日子不光要好的心肝肺好胳膊好腿，还要好牙好胃口。

　　能将人请来才是本事

　　现在，请人吃饭不是本事，能将人请来才是本事。通常能不去就别去了。这年头可能没房子，谁还没吃的？跨过半个城市赶去吃顿饭，交通是这么乱，打车又那样难，开车还不能喝酒，一吃就是半天，真要有个好的由头才行。像北京那种一个饭局人越吃越多的事情，在上海基本是没有的。又不是去充军，在上海吃饭不可以临时抓人，饭局都是预约的，有时再三切磋，寻好彼此方便的时间。做这事也要有高手，他出马就搞定，一般人弄不下来的。

　　上海人对两样吃的情有独钟。一是咸菜。咸菜是至味，一有此君滋味立刻吊起来，比味精鸡精好得远。无论咸菜毛豆、咸菜豆瓣酥还是咸菜黄鱼，都是绝好的东西，词序上咸菜都是先说。这本是家常菜，近年饭店也热衷起来，供旧人怀旧，新人尝新。二是大闸蟹。是不是正宗的上海人，看他对大闸蟹的态度就行了。比较老派的上海人思乡，首先在思这两样。那种原生在上海，后来去了外乡的朋友感觉上多少要打点折扣。譬如一位自称吃货的美食家朋友，文采斐然，一字千金，但去广州客居后写的吃蟹经有穿帮镜头——他竟教人先吃蟹脚。蟹是必须热吃的，所以在家享用最好，即便没有宝玉黛玉作伴，也不必到王宝和酒家的。热热之时不吃蟹黄蟹身，先啃蟹脚蟹钳，全然没道理。蟹脚掰完了，没有执手，蟹身捧在手心里像只馒头，如何下口呢？吃蟹是俗事、麻烦事，但越俗越麻烦就越要吃得雅，这才见品位。

　　公费宴请不是常态，我们只聊自费的。在上海吃饭先上点评网，选好饭店，有地图，有吃过的网友评论，有报价。现在浦东很出名，被新上海人推崇备至，但一个私人饭局，如果不怕一个人吃，极少有在浦东的。普通人的自费聚餐，一上饭店非要点鲍鱼、鱼翅、海参或奇形怪状海鱼的食客较少；口味刁钻，非要拼死吃河豚甚至四腮鲈鱼的也少。能将普通菜色做出好味道，这才是真本事，才会口口相传，生意兴隆通食道，财源茂盛达舌头。上海的饭店现在数不胜数，普遍水准也高多了，没人敢说自己吃遍的。这城市其他生意红了就黄，只有饭店永远热闹。有些人热心于发现哪里有新的好吃，对另外一些人，无论吃什么其实已不兴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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