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木县人民生活（1）

    建国前，约有80％以上的劳动群众一直挣扎在饥饿线上，其中农工最苦。虽然终年劳作、省吃俭用，但总是收不敷出，过着“身穿百纳衣，冬夏一张皮（百纳衣指补钉压补钉的破衣；一张皮即冬天夹衣加絮为棉衣，夏天拆洗去絮是单衣。），糠菜半年粮，债台高垒起”的贫困生活。大多数住户几辈都以揽工糊口，不少人家离乡背井，流落口外，有的甚至卖儿卖女，沦为乞丐。即使中等自足户的生活，也只是“米饭粗布衣，花消不求人”而已。

    建国后，全县政治、文化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物质生活水平提高比较缓慢，且不平衡。建国初，南部老解放区经济发展较快，群众生活明显提高。到1955年农业合作化时，绝大部分人民尽管生活水准仍然较低，但基本达到吃穿有余。主要标志是：收入增加，家庭固定资产和生活消费支出较前增多。其时修建住房，添置生产、生活用品的人家，城乡都很普遍。50年代末至70年代末，由于极“左”路线干扰，经济政策多变及生产、建设中的失误，全县除北部川、水、滩地区及城镇发挥地方优势，群众生活较前有所提高外，其余大部地区的生活水平基本处于徘徊不前的状态。其中“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对全县经济建设破坏严重，致使南部山区群众大量北移乃至迁居内蒙各旗。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城乡经济体制实行改革以来，全县经济状况迅速好转，群众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虽然城乡、干群之间仍有差异，与先进地区相比，生活水准也还颇低，但全县人民的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
    农民收入
    本县农业长期处于广种薄收的状况，农民收入一直很低。建国前虽无资料记载，但从“农民是属猪的，能吞糠咽菜”这一俗语中可以想见一斑。据老者回忆，当时绝大多数农户一年四季都是“寅吃卯粮，野菜加糠”，全靠借贷度日。
    建国后，农民在自己分得的地土上劳动，粮食收入明显增加。到合作化前，每年除去籽种、饲料及日用开支（粮食变价）外，人均口粮150公斤以上。合作化后，由于“大锅饭”及其它原因，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限制，收入有所下降。到1974年，年人均口粮一直在150公斤以下，最低只有百十市斤。现金分红也只有20～50元左右，全靠大量返销粮与救济款生活。1980年以后，实行包干责任制，农民开始从事多种经营，收入迅猛增长。据统计，1983年全县粮食人均年分配量200.5公斤，全家收入1500公斤以上的512户，5000公斤以上的195户；1984年人均年分配口粮211公斤，全家收入5000公斤以上的增为376户，年人均现金收入131元，其中城关镇人均现金收入达235元。
    1985年后，随着农副产品价格的提高和开采煤炭、兴建铁路、扩建公路及其他劳务门路的增加，农业收入在农民家庭各项收入中的领先地位开始削弱，而牧业收入和劳务收入迅猛增加。据县统计局1985年对60户农民家庭纯收入所作的抽样调查，在各种灾害影响，粮食减产26.22％的条件下，这些农民的纯收入总额为66922元，人均年收入达260元，比1984年一次性调查仍增长17％。
    职工居民收入
    建国前，国民党政府中一般职员薪水微薄，到民国三十一年（1942）。虽然科级、事务人员工资每月增为60～250元，但因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养家糊口仍很艰难。至于一般市民，多无固定职业，常是“今日倒动今日粮，明日再想明日法”。所谓“市民是属鸡的，刨一爪吃一嘴”的俗语，说的正是这种情况。
    建国以后，城镇建设发展很快，全县非农业人口的就业门路增多，职工又普遍实行薪金工资制，收入不断增加。据统计，1959年职工人均月工资收入39.89元（最低23.5元），城镇非农业居民人均每月收入17.29元（最低10元左右），到1986年，职工人均月工资增为85.68元，非农业人口人均月收入增为44.21元（临时性收入在外），比1959年分别提高1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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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