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木县社会福利（3）

第二节 赈灾救济
    一，灾害救济

    历代开明帝君，大都比较注意体恤民情。特别每遇天灾荒年，或下谕免征税赋，或钦差大臣散粮放银，总要“恩赐恻隐”一番。据道光《神木县志》“恤政”篇记载，本县清朝乾隆二十二年（1757）至道光十九年（1839）的82年中，9次大灾，共散发赈银、抚恤银259788.39两；散发本色粮（粗粮）11463石；减免税赋1～9成不等。至于一般灾年及平常年景、均由县衙所属常平仓、社仓、义仓粮解决。但是“普被之泽”并非无穷，本来统治者的“恩泽”只是为笼络安抚民心，加之贪吏从中侵吞，百姓实受之“恩”更是所剩无几。所以到处都是饥民嗷嗷待哺，殍尸遍及道旁的惨景。及至民国期间，赈灾早成军阀、贪官饱囊肥己的良机。民国三十五年（1946）本县也有24000元的救济发出，然两民国三十六年（1947）春，县城仍然发生饥民抢粮事件。
    人民政府一贯把救济灾民列入政府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1936年神府特区政府刚刚诞生就遇冰雹灾害。在经费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一方面抽出300元（银币）急救特贫灾民，一方面组织互济会，发动群众募捐互济，自救渡荒。1947年先旱后冻，全县遭受空前灾害，但在各级人民政府的组织领导下，不仅大大减轻了灾荒带来的危害程度，而且还支援了解放榆林城的战役。建国后，赈灾救济一般以民政部门为主，配合有关部门组成救灾委员会或领导小组，下设救灾办公室等机构开展工作。1949年至1983年34年中，全县经历粮食减产60％以上的大灾11次，局部灾害则每年都有。政府对灾区人民，不仅减免公粮，而且及时调粮拨款，组织生产自救，妥善安排灾民生活，基本做到灾而不荒，饥而无殍。1955年，全县受灾面积1797314亩，受灾人口174072人，政府发放救灾款40万元，调用救灾粮1514.83万公斤，组织生产自救增加副业收入520万元。1960年以后连续3年遭灾，受灾面积占总播种面积的73％。政府在财政异常紧张的情况下，除拨大量救灾粮、款外，组织生产自救收入6128.4万元，发动群众筹集干菜、薯干等代食品782.5万多公斤。
    1965年，全县遭受特大旱灾，入夏后200余天未下饱雨，地于过尺，禾不吐穗，秸草无收。在中央、西北局、陕西省委领导下，又有黑龙江、河北、青海、甘肃等8个兄弟省市的支援，拨救济款124.4万元，以工代赈款67.4万元，抗旱经费18万元，救济粮1520.5万公斤，其它食品345.5万公斤，棉花2.45万公斤，布票6.6万米，及时运往灾区发给群众。此外，县内也筹措互救粮食31322公斤，山药282433公斤，饲草6.5万公斤，使灾区人畜安度荒年。70年代以来，人民抗灾能力显著提高，人民政府除拨少量救济粮款外，主要采取口粮贷款和返销供粮的办法解决灾区人民的困难。
第三节 扶贫、保养、抚养
    扶助农村人多劳少的特贫户、困难户，是社会救济的主要任务之一。但清朝以前，国家从无专款发放，仅靠地方捐募，实行小范围内的施舍、养济。道光《神木县志》记载，县城设养济院1处，“额设孤贫十八名，每年请领口粮、花布银六十六两四钱八分一厘”；设收养局1处，“每年收养贫民二十余名，或三十余名不等”，“每口每月给钱一百八十文，小口减半”；设“漏泽园”1处，专门收养乞丐。民国时期，县财政每年也有养孤救济支出，但数量很少（400～24000元），层层克扣，作用甚微。大多数伤残孤老及困难户或以乞讨度日，或逃难外流，有的甚至饿冻而死。
    解放后，特别是建国以来，本县每年用于社会救济事业的经费，占全部财政支出的4.4％。此外，还发放棉花、布匹、衣帽、被褥和粮、肉、食品，及时解决上述救济对象的温饱问题。1958年公社化后，农村生产大队对无依无靠的老弱病残社员实行保吃、保住、保穿、保医、保葬（即“五保”）制度。县城办起敬老院1处，使鳏寡孤独及病、残者得到生活保证。据统计，全县“五保”对象1979年为525人，其中孤老472人，孤幼53人；1986年为303人，其中孤老302人，孤儿1人。县城敬老院有工作人员1名，收养孤老7人，孤儿1人。人民公社、街道、学校经常组织青少年学生及社员群众，包干负责为五保人员担水、拾柴、烧火、扫院，照顾他们的日常生活。1984年县民政局又筹建一处残、哑青年福利工厂，安排3名残、哑青年就业。太和寨乡张家沟村一位双目失明的老汉刘怀成自编一副对联，说出了残疾孤老及贫困群众的心里话：
    柴、米、油、盐人民政府都想到
    衣、食、住、行干部群众常关心
    横眉是：社会主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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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