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郦道元《水经注》、《咸宁县志·地理志》(清嘉庆刻本)和《咸宁长安两县续志·地理志》(民国25年(1936)铅印本)载:灞桥始建于春秋秦穆公二年(前658)。当时,水涨时便连舟撑木作浮桥,水落时就搭建便桥。“秦穆公欲彰霸业,改滋水为霸水。水上有桥,谓之霸桥。”
    《咸宁县志》、傅氏增湘《秦游日录》云:汉时,在桥梓口村西浐河入灞处的北辰社(村)附近灞河上正式筑建木桥。《方舆纪要》云:“汉霸桥在古长安城东二十里”。《咸宁县志·地理志》:“汉桥在今桥西北十余里。”上设稽察亭,检查来往行人。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川陕总督席尔达书《重修灞桥记》碑文云:“且汉高帝‘沛公还军灞上’……旁加三点,此灞字所由来也。”
    《汉书·王莽传》记述:西汉末年,王莽地皇三年(前22)二月遇火灾,“数千人以水沃救,不灭”,“火烧灞桥,以东方西行,至甲午夕,桥尽火灭。”王莽下诏书追问此事,大司空视察后,回奏曰:“寒民舍居桥下,疑以火自燎,为此灾也。”王莽一方面开仓赈济饥民,“以施仁道”,一方面把复修后的灞桥改名为“长存桥”,取意吉祥国诈长存。《关中八景史话》云:长存桥后因战乱被火烧毁。东汉迁都洛阳,长安失去京都地位,灞桥未得恢复。西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等王朝虽定都长安,但战争连绵,政权不长,国力不济,都未重建。
    鉴于汉建木桥易毁,隋始改建石桥。《开元遗事》:“隋开皇三年(583)置南桥,以石为之。”《咸宁长安两县续志·地理志·卷四》载:隋开皇三年“营建京城置南桥,即今灞桥也。汉灞桥在北,隋谓之北桥。”据从1994年4月底在灞桥镇柳巷附近灞河中出土的桥墩遗址考察断定:隋文帝杨坚开皇二年(582),在汉长安城东营造新都大兴城,灞河为城东运输工程材料的要冲之地,所以才在今柳巷与灞桥街之间修筑“南桥”,是为创建都城的配套工程,次年完工使用。又据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从发掘的“隋灞桥遗址”实测“残存的桥墩桥洞都是用石条砌成,结构为一座多孔石拱桥。长400多米,宽7米。南北方向分布排列的桥墩,是用石条砌筑成船形,保留着“浮舟为桥”的原始浮桥风貌;东西两端呈分水尖状,为减轻洪水的冲击力,上部装饰有精美的石雕龙头。桥墩各宽2.53米,长9.25～9.57米,残高2.68米,四桥墩间的桥洞宽约5.3米,为石条砌成拱形。桥墩基础为密布深钉的木桩,上铺枋木,枋木上覆以宽17米石板,上承石条桥墩。此桥一直使用到元代才废弃。
    唐中宗李显景龙四年(710),在隋桥南另建一桥,地址在今霸陵乡马渡王村附近,在桥头设驿站,曰“滋水驿”。《方舆纪要》载:唐霸陵桥,在京兆通化门东二十五里,近文帝霸陵,似非今桥之址。到了睿宗李旦时,又在原桥基础上进行了整修。五代王仁裕《开元遗事》载:“霸陵有桥,来迎去送,至此黯然,故人呼为‘销魂桥’。”开元十年(722)进士王昌龄《灞桥赋》载:“若长虹之未翻”,意为长桥卧水,宛若长虹。《唐六典》载:“天下石柱之桥四,洛则天津、永济、中桥,灞则霸桥。”这说明中唐时,灞桥已是石柱多跨桥了。
    《西安府志》载: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宋时桥圮,韩镇重修。”
    该桥历经唐、宋至元初又为洪水淤沙淹没。在灞水上重新架起石桥且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的是元代人刘斌组织民间力量建起的灞石桥。元人骆天骧的《类编长安志》和李庭的《创建灞石桥记》记述:山东堂邑人(今聊城)刘斌于元朝中统(1260～1263)年间,游历了关中准备回家时,恰逢灞河水涨,无桥可过,只好和其他旅客一起乘车冒险渡河。刘斌的车侥幸到达对岸,后边的车却被汹涌的激流冲没。他目睹惨状,发誓要在灞水上建一座永久性的石桥。
    蒙古至元三年(1266)刘斌告别家人,重返陕西,临行前,他对家人说:“若石桥不成,永不东归!”到长安后,他在灞水岸边搭了一间简陋的草棚,开始了极为艰辛的造桥工程。
    新桥桥址选在隋灞桥以西70步的地方。刘斌精于石工、木工,熟悉冶炼技术,算得上一位建筑全才。他建桥不代表官方,全凭一股热情和精湛的建筑工艺以及当地群众的大力支持。他召募群众“分采华原五攒之石,伐南山之木以为地钉。”刘斌修桥的事迹感动了官府,当时平章政事(相当于宰相)赛天赤行省陕西,听到此事后对左右说,桥梁不修,乃是地方官的责任,今远方之人来倡建灞桥工程,你们岂能坐视不管?老百姓将怎样看待你们这些当官的?随后他带头捐钱一千缗(一千钱为一缗),又调用民工200人帮助刘斌。于是陕西地方官吏纷纷捐款,加上老百姓的赞助,大大加快了工程进度。经过30多个春秋的艰苦努力,一座坚固的大石桥终于在灞河上建成。
    新修成的灞桥共用石料5000大车,木料2万余根,铜铁5250斤,前后费用达10万缗,还有难以计数的义务劳动工。新桥“宽24尺,长80步,共15拱,中分三轨,旁翼两栏”。560根栏杆上各雕石狮一尊,桥两端树立华表石柱,又沿河“筑堤五里,栽柳万株”。绿柳掩映下的灞桥更显得雄伟壮观,景色迷人。新桥落成的消息传到朝廷后,皇帝召刘斌到大都(今北京),令他把灞桥绘成图样呈上并汇报了建桥过程。刘斌在汇报时没有提任何个人要求,只说:我能看到人们平安地在石桥上往来就是最大的满足,只请朝廷在灞桥桥头立一石碑,作为永久纪念。皇帝遂命尚书省翰林国史院撰写碑文。《安西府咸宁县创建灞桥记》由曾出任陕西行台中丞张养浩撰写(见附文)(灞桥文史资料第七辑陈正奇文)。
    《西安府志》(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刻本)载: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灞桥大修葺。
    明成化六年(1470)布政使余子俊对灞桥增修,后不久,辄为沙石壅塞,遂废。
    清康熙六年,改用舟渡与桥渡相结合的办法,涨水行舟,水涸则架土桥。康熙三十九年(1700),“总督席尔达重修灞桥”三年又毁。“然自后河流浸涨,沙石填淤,桥工难就,冬春则架木成桥,夏秋则藉船以渡。”
    按《续通志稿》注云: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又补修石墩木梁桥,水上24孔、岸12孔,共36孔,河岸砌石堤80丈,筑土堤30丈。乾隆三十六年(1771),大水泛滥,又遭冲毁,只得又采用舟桥相兼的办法,“知县陆维垣督工重加修筑。”乾隆四十六年(1781),陕西巡抚毕沅奉旨砌造,亦祗相度地址,未复旧观。
    从明到清朝中叶,灞桥毁建频繁。这是由于上游山坡上的树木遭到严重砍伐,山童土松,每逢大雨,山洪冲带泥沙石土,大量淤积下游,河床增高,桥孔径减少,水流不出,急流冲击桥墩,危及桥面,大水浩荡,冲决河堤,使得河面不断增宽,桥跨只得增延,越来越不坚固。据《关中胜迹图志》记述,当时朝廷建桥大员,想不出有效的办法,感到十分棘手。他们在奏章中说:“灞水汇合鄠谷诸川,其流浸胜,且为活沙所凑,难以设桥。”故《百里桥志》云:“灞桥六十年一成毁,若有数焉,岂不可以人事争乎。”(意思是说,灞河桥由建到毁,约60年为一个周期,似乎已成规律,难道就不能通过人力使它得到改变吗?)
    清宣宗道光十三年(1833),陕西官绅征集桥匠民工,参照西南40里沣河普济桥的石轴柱建桥技术,依隋南桥故址督修木桥,结合灞河的实际进行施工,历时9个月,于道光十四年(1834)竣工。长80丈,阔4丈。后遭沙土淤塞,毁于山洪。清穆宗同治十三年(1874),咸宁知县易润芝督工对元灞桥改建。长380米,宽7米,72孔,408根砥柱,每跨6米左右不等。两旁砌石为栏,上雕花果鸟兽。桥下有卧水石龙一条,横在桥的中间,头向上游,尾出下游。桥栏两头有石兽一对。桥的两头建有3开门的古牌楼,斗拱飞檐,金碧辉煌,牌楼外额有楷书3尺直径大的“灞桥”两字;内额有光绪十二年进士宋伯魯题书的“东接崤函”和“西通关陇”的8个楷体字。牌楼楹联“诗思向谁寻?风雪一天驴背上;容貌销欲尽,云山万里马蹄前。”为光绪年间陕西巡抚叶伯英书题。桥堍还建有馆舍,碑亭、神祠等附属建筑物。
    此次所修葺的灞桥,直到建国后1957年重修时,仍完好未损,突破了“六十年一成毁”的说法,获得“以人事争”的实证。据《桥梁史话》记述:1957年改建灞桥时,曾将原桥拆开,清楚地实测了桥的下部结构。该桥由护底、柏木桩、石盘、石柱和石盖梁组成。桥墩用长1丈3尺,直径5～8寸色白质密的柏木,削去枝杈,趁湿连树皮打入地下,以免干裂缩短耐用年限。为了挤实河沙,每11根桩组成梅花形,穿一个石盘,石盘径4尺5寸,厚1尺,留孔套住木桩,再以6桩环围石盘,增强抗冲力。周围4米宽度内,筑1米厚的灰土为护底,遍及全柱,石盘上用4节石柱叠起,石柱有阴阳卯眼,卯眼用铁嵌住,再以石灰加糯米汁和牛血等灌涂连接,每墩以6盘横行并列。以圆石为柱,中间留有空隙,既不惹涡流,又减少冲刷淤积,易于导流。每柱6根横向一排为一墩,上盖石梁,石梁由数段连成,嵌有腰铁,与石柱顶铁相互连为一体,构成排架式的桥墩。主梁木制,架于托木之上,托木长7尺、厚8寸、宽1尺,嵌于石梁上预先凿好的石槽内。每石盖梁1排,置托木15根,以柱为中心,两头各伸出3尺5寸,主梁径1尺3寸,两头置于托木之上,接头与柱心齐,以钉贯之,成为整体。主梁上横铺枋板,以木钉嵌之,两边用砖砌成拦土墙,中填石灰夯实,上用石板铺面,两旁以石条叠栏杆,栏杆上饰圆雕石花果。这样处理既不使桥梁受磨损,又增加了桥面重量,提高了桥的抗冲、抗弯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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