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查禁烟毒
    鸦片，植物名称罂粟，经炮制为鸦片，俗称“大烟土”，可入药，又是含刺激兴奋的毒品。清代，外商大量向中国倾销，扩张经济侵略。鸦片战争后，抵制烟毒进口，但罂粟种植却传入内地。由于鸦片输入，白银外流，造成“银贵钱贱”的严重社会问题。道光十六年（1836年），长武市面白银一两当铜元1000文左右，次年白银一两涨至1600文。乡民出售农副产品所得为铜钱，而交纳赋税必须折银。仅此一项，百姓加重负担六成以上。清末鸦片大量输入长武。朝廷虽禁，无实际效果。民国初年，当局明令禁烟，种者渐稀。民国八年（1919年），陕西督军又大开烟禁，依赖烟款筹措粮饷，强迫农民扩大种植，罂粟面积急剧增加。民国十四年（1925年），全县种烟占耕地四分之一左右，成为农家主栽经济作物。阡陌相连，一片花海。每料两次烟割取汁，每亩可收生土20两，卖10个银元。由于烟价高利大，农民争相种植，流毒甚广。地方官员靠烟毒敛钱。逐户登记，清丈烟亩，按亩征税以外，亦有变价款、禁烟罚款、附加款、“烟灯捐”。借故不种大烟的加收“白地懒款”。对经销贩运的征收关卡厘金。纳税的“红包”畅卖无阻，偷税的“白包”查获罚款。县设联运所，专营督销。县城设烟坊10处，营业繁忙。民间缺医少药，误以鸦片为“万灵丹”。吸食者遍及城乡官绅富商和穷苦百姓，犹如瘟疫迅猛传播。吸烟者面黄肌瘦，精神萎靡，骨瘦如柴，鸠形鹄面，羞丑不顾，呵欠眼泪，变为“烟鬼”。久吸成瘾，很难戒除。不少人倾家荡产，卖妻鬻子或逃亡乞讨，或沦为匪盗。鸦片之害，已为人们深恶痛绝。
    民国二十年(1931年)，国民党政府明令禁烟，派人铲除烟苗。“种烟一株，罚款10元”。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全县烟亩额征十成洋1.88万元，实解1.7万元。此后查禁从严，种植罂粟逐年减少，吸食贩运者仍有增多。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禁烟更加严厉。凡种运售吸者“一律枪决”，公开种烟者几近绝迹。县政府设禁烟所，分批集中烟民，强制服用“红白戒烟丸”。地方官兵借查禁烟毒，敲诈勒索，明禁暗纵，故仍屡禁不止。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长武登记烟民1122人。三十四年(1945年)，隐瞒假报烟民减少为100人。省政府通报嘉奖县长、禁烟协会理事长“劝导有方，管理得法，成绩极佳。特记大功，授予银质奖章”。三十六年(1947年)，全县登记烟民又为771人，配发丸药600份，收缴烟具183件，施戒653人。贩卖吸毒者积习难返，由明转暗。有钱有势的人照旧吸毒，甚至官场行贿、招待上司，公开吸食大烟。时有“党部参议会，烟灯底下睡”、“承审过瘾，烟犯过堂”的丑闻。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又传入熟制烟“棒子”和白面（海洛因）。地方当局虽表面查禁惩治极严，但官绅依然吸食。官府往往以烟毒案为名，栽赃陷害无辜，残酷镇压革命党人。冒险走私贩运，偷吸鸦片“白面”者，有增无减，为害更烈。
    解放后，1950年，人民政府颁发禁烟禁毒法令，以宣传教育为主，查禁烟毒，改造懒汉二流子，重点打击奸商和不法分子贩毒活动。1951年全县登记吸食大烟的234人，两批集中戒烟80人。1952年，开展禁烟禁毒运动，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动员烟民登记悔过。设烟民改造队，收容50人，口服戒烟药物，组织参加生产劳动，限期戒除烟瘾。对屡教不改的犯罪分子依法惩处，强迫劳动改造。1950—1954年，县公安机关查处烟毒案187件，收缴大烟237.4两，烟棒子1904个，海洛因401包。到1955年，贩卖吸食烟毒案基本禁绝。此后仅有零星发案，均经及时查处。1961年11月，亭口公社赵劳娃勾结外地86人，结伙贩毒。破案后逮捕首要分子7人，查收大烟26两，银元1059个，没收烟款2260元。1982年10月，安徽蒙城陶长新携带大烟7.5两，来长武倒卖，经公安机关侦破，人赃俱获，依法判刑。1983—1989年，除外来烟毒犯流窜作案外，城乡居民中再未发现烟毒案件，此恶习已基本得到根除。
二、制止赌博
    赌博由来已久。往时逢年过节，村人相邀“耍花子”、“推十点半”，戏耍娱乐。后演变成为输赢钱财的手段和恶习。民国初期，县城和乡村庙会赌博风气盛行。民国十五年(1926年)，地方驻军逯韬公然放赌，抽头收税。在泰山庙、圣母庙、北街、尧头搭赌棚10多处，形式有耍花十五、押黑红宝、掷骰子、摇单双等，赌场聚集数百人。有唱小曲、唱乱弹的，有装水烟的，有卖吃食的。围观押注者，吆五喝六，争吵不休。地痞无赖输打赢要，“掌红吃黑”。地方官绅乘机“抽头”收捐，中饱私囊。农村赌博也很普遍，三教九流无不喜好。民间蔑称赌徒赌棍为“轱辘子”。好吃懒做，见钱心黑，妄想发财，结果越输越惨。因“输跑梢”而出卖家产，卖身拉长工、当兵，成为无业游民，甚至杀人越货者，屡有发生。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县长党伯弧极力禁赌。县政府发布告示为：“肇得赌博，危害地方。少年无知，被诱入场。败坏名节，卖地卖房。父母冻饿，妻子断粮。严令禁止，驱逐流氓。尔等赌徒，切勿观望，痛下决心，洗手从良。若有故犯，严惩妄狂”。经过严厉查禁，制定村规民约，形成社会舆论，赌博活动渐次消失。
    解放后，维护社会治安，狠刹赌博歪风。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沉渣泛起，无人过问，或在庄稼地内，或在偏远旧庄基内，聚众赌博者城乡都有出现。1976年后，整顿社会秩序，赌博歪风有所收敛。80年代，赌博风气又有抬头。青年农民，职工中尤为严重，诱发犯罪增多，造成社会公害。1985年全县查处赌博案68件。经过连续开展打击赌博犯罪活动，开展综合治理，普及法律知识教育，参与赌博活动的人数大为减少，社会风气不断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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