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考古挖掘证实，早在7000多年前的母系氏族社会，一支蒙古南亚人种氏族部落，在本县陵原脚下的渭水河谷地带和金陵河岸，依山傍水，开始狩猎、捕鱼、采摘活动。
    1958年，对陵原脚下的北首岭遗址进行了七次挖掘，面积达4727平方米。其规模和文化层堆积说明，这里是人类长期定居、生活、繁衍生息之地。从遗址器物考证，北首岭母系氏族居住在金陵河岸，由五个母系大家族组合为一个氏族，分五个居住群落。挖掘发现房子100多座，属同一时期60多座，每个群落中有十四五个小房子，反映了当时的家庭面貌。从北首岭遗址发掘和探察，专家估计，几十座房子，人口约200人左右。
    1974～1975年，对茹家庄、晁峪墓葬和磻溪杨家店遗址进行发掘，从出土器物证明，在龙山文化时期，本县境内人类活动范围已经扩大，先民沿河流向平川建筑村落，人类开始摆脱原始蒙昧，向奴隶社会进发。茹家庄墓葬遗物中发现西周中期的刺绣、编织品，说明人口数量增多。从张家堡第一地点的大人墓53座、小孩瓮棺葬17个测算，当时儿童死亡率为160%，婴儿死亡率可能在300～400%左右。
    春秋战国时代，秦建都雍城（今凤翔南），本县为内畿之地，在政治、军事、交通诸方面是秦王朝中枢组成，社会安定，生产发展，人口随之增加。秦代，县境连年兵灾战乱，人口有减无增。
    西汉，鼓励生育，增殖人口，规定庶民生育子女，免徭役两年；鼓励早婚（婚龄一般为15～20岁）、多育，限制晚婚。汉高祖七年(前200)，本县人口增长到约39000人。东汉时，县境自然灾害频繁，战乱不断，加之赋税加重，农民不堪忍受而揭竿起义，到安帝元年(107)，人口锐减到6200人。
    隋代，本县经济繁荣，人口略有上升。据大业五年(609)不完全统计，全县约8300人。
    唐朝建立后，高宗推行富国图强政策，生产力向前发展，人口增殖很快。天宝元年(742)，全县人口约达42000人。安史之乱，人民遭受空前洗劫，人口大减，到北宋崇宁元年(1102)，全县人口下降到36000人。南宋绍兴元年(1131)，本县又发生著名的宋、金和尚原之战，拉锯大战数年，生灵涂炭，人口南迁，人口又一次减少到约13000人。
    元朝施行残暴地压迫和防禁政策，在刑法上规定：蒙古人打死汉人，只判处出征；汉人和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杀死蒙古人，则处以死刑，民族矛盾日益加深，各族人民反抗统治者的斗争从未停止。据皇庆元年(1312)统计，全县人口只有2900人。
    明初，禁止奴婢及一切人身买卖。洪武初，令流民复业，开垦荒地，视为己业，免税三年；扶植工商业，解放工奴，减轻商税。据《大明一统志》记载，天顺、嘉靖、隆庆年间(1457～1573)，全县约4840户、51788人。
    清初，民族、阶级矛盾尖锐，贵族圈占土地，田园荒芜，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康熙八年(1669)，清政府为缓和民族矛盾，曾下诏停止圈地，并将集团庄田改为“更名田”还给佃户。康熙五十一年(1712)，又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税”政策，人口增殖速度加快，到雍正元年(1723)，全县人口上升到117000人，道光三年(1823)人口已达323000人。清末，由于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人口又一次逐年下降，到民国元年(1912)时已下降到217688人。
    民国初，全县人口处缓慢增长态势。民国五年(1916)，为286000人，到民国十三年(1924)上升为317957人。
    民国十八年(1929)，县境遭受特大旱灾，秋夏无收，冬季大雪奇寒，百姓啼饥号寒。次年春瘟疫流行，饿冻而死者无法计算，不少人背井离乡，逃往甘肃乞讨度日。民国二十年(1931)，又遭干旱，灾民挖野菜、扒树皮充饥。民国二十一年(1932)夏，霍乱（俗称虎列拉）大流行，死亡人口数以万计。据民国二十二年(1933)统计，全县人口下降到21670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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