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兴善寺前身——陟岵寺探源
　　
　　提要：西魏文帝所建陟岵寺，起源于当时历史背景，植根于佛教及儒家孝文化土壤，是鲜卑文化与汉文化融合的一个重要象征；在北周，缘起于赵贵谋逆事件，明帝宇文毓借鉴前例建造陟岵寺祭祀独孤信，隋文帝杨坚随之对该陟岵寺的迁址、更名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从心理需求上看，陟岵寺的建立，一是当事人在专权下压抑情绪的释放，二是对悼念对象寻求合理的社会补偿，也是亲情、友情的表达和政治决策的具体措施之一。
　　
　　对于西魏、北周时期历史上出现的陟岵寺，《大藏经》中相关记载大体上可以归纳为四条。其一，是西魏文帝（元宝炬）大统五年（540）“复起大乘．陟岵二寺”，大统十一年（546），西魏文帝委托丞相宇文泰立“追远、陟屺、大乘、魏国、安定、中兴六寺”[1]（释氏释古略卷二•元魏）为国寺；其二，是北周明帝元年（557）“令太师晋国公总监大陟岵大陟屺二寺营造”[2]（p760）；其三，北周武帝宣政元年（578）六月“于东西二京立陟岵寺置菩萨”[3](p533)；其四，是显示陟岵寺与大兴善寺相承关系的相关记载，如:“随文作相佛日将明。……于大象二年（580），敕住大兴善寺。讲扬十地。寺即前陟岵寺也。”[4](续高僧传•释僧猛)
　　
　　据前述可以看出，陟岵寺明显有两个，一为西魏文帝所建，二为北周明帝所建。下面让我们以此线索为经，以与之相关的历史事件为纬，来探索大兴善寺的前身——陟岵寺的根源。
　　
　　一、陟岵寺的建造是诸文化融合的重要象征
　　
　　首先，大兴善寺的前身为什么会是陟岵寺，而不是别的什么寺？即西魏、北周时期陟岵寺建造的根源是什么？《大般涅盘经》云：“一切诸法，因缘故生，因缘故灭。”据之，任何事物的产生都有一定的原因。具体来讲，陟岵寺的建造源于如下几个方面：
　　
　　（一）历史背景
　　
　　陟岵寺的建造是该历史阶段上各朝廷内部专权与反专权斗争的结果。北魏太和二十三年（499年）孝文帝次子元恪即帝位，史称宣武帝。当时，宣武帝的舅舅高肇是当朝附马。不但权高位重，宣武帝元恪对高肇也是言听计从。朝中大臣对高肇趋炎附势者日增，而违背者必遭陷害。在这种情形下，诸王以皇室宗亲自居，并不随顺依附，这使得高肇尤为忌恨，于是，就经常在皇帝面前搬弄是非，挑拔离间。京兆王元愉，是北魏孝文帝的第三个儿子，宣武皇帝的弟弟，竟然也被高肇所嫉妒。在他的挑拨下，皇上把元愉撵出京城，到冀州去任刺史。元愉无罪被贬，自然心怀怨恨。又听说高肇经常在皇帝面前离间骨肉同胞相斗，痛恨至极。于是，就在冀州起兵造反。后因不敌朝庭军队，失败而死。那一年，西魏文帝元宝炬刚刚两岁。元愉死时，走到“野王”(今河南沁阳)被“敛以小棺，瘗之”[5]（p364）。西魏文帝元炬即位后，每每想起这些事，就禁不住悲从中来。
　　
　　北周时期，宇文护专权。孝闵帝宇文觉当时年仅15岁，一切大事均由宇文护裁夺。八大柱国之一，赵贵不堪忍受宇文护专权排挤，便与独孤信一起商量如何除掉宇文护，结果被开府三司宇文盛告发。赵贵因此而被杀，独孤信虽然当时得到了赦免，但一月后，仍被宇文护“逼令自尽于家”[6]（p267）。
　　
　　（二）信仰背景
　　
　　陟岵寺的建造源于北魏、北周朝廷对佛教尊、毁观念的冲突。在北魏初期，鲜卑族拓跋部自386年建立北魏政权后，在统一北方的战争中，逐步认识到佛教对征服人心，巩固统治的妙用。因此，佛教一直在北魏境内兴盛。公元446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听信司徒崔浩的建议。焚毁佛寺佛塔，强迫僧人还俗。造成历史上著名的“太武灭法”事件。不久太武帝病，疑为灭法所致。文成帝拓跋濬即位，认为太武毁佛“有司失旨”[7]（496）。继而恢复佛教，刻云冈石窟佛像，为父亲歌功祈福。
　　
　　建德四年(575年)，宇文邕下诏讨伐北齐，统一了北方。宣政元年(578年)，宇文邕统率五路大军北上抗击突厥的进犯时，在行军途中得病。当时武帝“疠气内蒸身疮外发。恶相已显无悔可销。遂隐于云阳宫。才经七日寻尔倾崩”[8]（p533）自认为是毁佛行为所致，于是“（宣政元年六月578）于东西二京，立陟岵寺置菩萨僧。用开佛化”[8]（p533）重蹈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覆辙，仿效西魏文帝对陟岵的“立”，即将陟岵寺立为国寺。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集古今佛道论衡》、《佛祖统纪卷》、《广弘明集》等所载宣帝大成元年（579）年正月十五日在陟岵寺进行“为国行道”的佛事活动得到证明。此“立”的目的在于“用开佛化”，是为自己的毁佛行为进行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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