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笛研究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唐朝诗人王之焕的这首《凉州词》，千百年来已成绝唱。“羌笛”与哀怨的送别诗《折杨柳》联系在一起，似乎也反映了“羌笛”所特有的表现力。“羌笛”是笛，但是我国古代把横吹和竖吹的都叫笛。这羌笛究竟是什么样？如今已不太容易说清楚。实际上羌笛乃是当时羌族的一件极普通的管乐器；正因为普通，不仅墓葬中至今没有发现其身影，民间也没有存留。这是什么缘故？道理很简单，普通而又稚拙，就难免演化进步，也就早已被进化的後身所替代，其原型也就荡然无存了。想知道羌笛之样式的人，恐怕为数不少。当然，汉代的羌笛，决不是如今羌族双管簧哨乐器的“羌笛”。以下笔者就想通过对东汉着名学者马融《长笛赋》的解读，以及自己对古羌笛的制作验证，对古羌笛的形制作点讨论。

    马融《长笛赋》解读

　　汉代的初始羌笛究竟是什么样式，恐怕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笔者发觉东汉着名学者马融的《长笛赋》，对古羌笛样式的记载还是比较详细的。

　　马融在《长笛赋》中说：“近世双笛从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龙吟水中不见己，截竹吹之声相似。剡其上孔通洞之，裁以当簻便易持。易京君明识音律，原本四孔加以一。 君明所加孔後出，是谓商声五音毕。”

　　假若京房真的将三个音孔的羌笛，改进成四个音孔的“汉笛”，那就说明四孔汉笛的产生乃是2040年前的事，而马融的这首《长笛赋》，写作至今也有1800多年了。羌笛和汉笛的历史如此久远，何以至今没人注意？原来古人们觉得当时的情况就是如此，没什么值得研究；後人想研究，却没有对这段文字认真推敲。人们对《长笛赋》不求甚解，就以“原本四孔”都认作是“四个音孔”就是证据。

　　那么我们从《长笛赋》中究竟能获得多少有关羌笛的资讯？笔者略述自己的见解。

　　首先羌笛是“竹”制的；其次音色似“水龙吟”；此外羌笛两端通洞，其吹孔是“剡”（切削）出来的，与今日洞箫挖出来的吹孔不同。此外从京房（前77年─前37年）对羌笛的改进可知，原先它是只能吹奏四声音阶的直吹三孔笛，京房增加了一个後出孔，才成了能吹全五音的四孔笛。有关羌笛的一些基本情况，马融岂不都说了？只差没有交代管长、管径和音律情况而已。

　　笔者如此的解说，可能会有人发问，《长笛赋》明明说羌笛“原本四孔”，怎么又会变成“三孔”了？须知，“原本四孔”并非说“原本四个音孔”。原来古人对音孔的计量方法同我们现代人的计量方法不完全相同：古人所谓的几孔，常常是连同底孔（即所谓的“笛体中声”）一起算的；而我们常说的几孔却不连带底孔。试想，假如羌笛原先就是四个音孔，那么连同笛体中声不就已经是“五孔”，也就该能吹全“五音”了，又何劳京房再添一“後出孔”，使它奏全五音呢？因此笔者认定这“原本四孔”是连带了底孔（笛体中声）的。

　　由此可以推知汉代羌笛的大体样式：吹孔切削而成，两端通洞，并且只有三个音孔的竖吹笛，除音孔的数量和长短不同而外，其样式与日本正仓院藏存的唐代尺八基本相同。

　　这儿顺便提一下，赋中“裁以当‘簻’便易持”的“簻”字，唐代李善注为“马策”。此字不能正确解读虽然对全文的理解没有大的影响，但笛与马鞭何以必须等同，此事毕竟令人费解。实际上“簻”就是“管”，与马鞭毫无关系。

　　李善对“簻”所作的误释，宋．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五》中就早已经指出。沈括说：“笛安可为马策？簻，管也。古人谓乐之管为簻，”并引潘岳《笙赋》中“修簻内辟”为证。实际上欲以竹管为马策，那么做马策的竹管是随手可取的，毋须多少选择；而笛管的选择则比较严格。假若笛管易求，不仅蔡邕的“柯亭笛”易求，西晋的荀勖制作“泰始笛”亦是易事，也不至於直至其子荀藩也没能将全套的“泰始笛”制作出来。不用容易获得之普通竹作马策，却用难求的笛管作马策，於情理上绝对说不通。

　　《长笛赋》中的另一个难解的谜就是“双笛”。这“双笛”显然与“双管”的含义不会相同。因为“双管”可以是两支管子含於口中同时吹奏，就如同今日的簧哨乐器“羌笛”，而两支笛子则不能。就以赵松庭先生的“排笛”而言，三支笛子捆扎在一起，也是一支一支地吹，却无法同时吹奏两支、三支。那么这双笛是否为对笛呢？民间不是就有两支相差一律（相差半音）的雌雄笛吗？实际的情形也不是这样。因为民间的雌雄笛相差一律，每支转七调，两支共十四调，其中两对调门相同，即可达到转全十二个调之目的：它是为了转调而设的。古人恐怕没有这个目的。尽管古代即有所谓的“八十四调”、“二十八调”之理论，但未必是民间演奏之实际；何况羌笛连五音都不全，还是靠京房补上後出孔添了“商”音後五音才齐全的。就只能吹奏五音的笛来说，它怎么个转调法呢？这就足以证明“双笛”是指长短两支笛。这不仅由《长笛赋》所赋的为“长笛”可推知（马融只说明“长笛”，而将短笛省略不作介绍），也为後文羌笛的制作所证明。
    羌笛制作初探

　　前文述及，从马融《长笛赋》可知，羌笛形同唐代尺八。其根据有二：一是羌笛与尺八形态上基本相同，二是音律上的完全相通。

　　现根据《长笛赋》的说明，将羌笛与尺八在形态上的异同作一比较。羌笛与尺八之间的“同”，首先都是竖吹的；其次是吹孔都是切削出来的（剡其上孔），而不是象洞箫那样挖出来的；再就是两端通洞，不仅中间的竹节要打通，吹口处也通洞，不留“山口”。羌笛与尺八之间的异，仅仅是羌笛为三个音孔，唐代尺八为六个音孔（宋代至明代的尺八为五个音孔），音孔的数量不等，仅此而已！

　　羌笛与唐代尺八在音律上有共通的关系。这是本人在根据《晋书．律历志》所载的“荀勖笛律”对它作了过细的研究，并依照“荀勖笛律”的记载，对“泰始笛”进行复制研究後所得出的结论。

　　马融《长笛赋》云：“易京君明识音律，原本四孔加以一。 君明所加孔後出，是谓商声五音毕。”也就是说，羌笛原本三个音孔，京房改进後成了多一个“後出孔”的四孔竖笛，至东汉、魏晋时期，这种只能奏五音的长笛，获得能奏全七声音阶的发展。

　　根据《晋书．律历志》的记载，魏晋时期的长笛所奏出的音律并不符合三分损益律，而是民间所用的匀孔笛。为了符合雅乐的需要，西元274年（西晋泰始十年），中书监荀勖制定笛律，阐述符合三分损益律和十二律吕之“泰始笛”的制作方法。泰始笛与当时宫廷“雅乐”所用之笛的差别，不仅要求泰始笛必须符合三分损益律，而且恢复了古制──笛体中声（即筒音）为角。这所谓的“古制”，也就是京房所制定的制度：後出孔为商，笛体中声为角。

　　既然汉笛所承继的乃是羌笛，魏晋长笛所承继的乃是汉笛，“泰始笛”又是对魏晋长笛的改进，那么泰始笛与羌笛的样式就应该相同。我国着名音乐学家杨荫浏先生，曾按照洞箫的样式，依据《晋书》所提供的尺寸制作了黄锺笛，杨先生认为基本上符合《晋书》所载的要求；本人认为与《晋书》不合。不合《晋书》要求，倒不完全是因为吹孔不是切削出来的，而且音律也不完全符合三分损益律。本人在按照《晋书》制作“泰始笛”时，依照现代日本尺八的样式制作，所制的泰始笛相对音高可以符合三分损益律（即各音孔之间的音程可以符合三分损益律），但却无法符合十二律吕（即各音孔的绝对音高不能符合十二律吕），而按照唐代尺八的样式制作，无论是黄锺、大吕，还是太蔟、姑冼、仲吕，不仅各音孔之定暬ψ蟵关系能符合三分损益律，而且各音孔的音高与十二律吕相应。这说明唐代尺八乃是由魏晋长笛发展而来，也就证明羌笛与唐代尺八的样式相同。笔者制作泰始笛时，只制作了黄锺至仲吕等6支，蕤宾至应锺6支却没做。何故？道理很简单，黄锺笛其长已达

67公分，按孔已有困难，其馀6支比黄锺长，是没法按孔的，；手指无法按孔，怎么能吹？

　　如今来谈谈羌笛的制作问题。要再现汉代羌笛之原型，有三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长短，二是音阶顺序，三是音孔排列。

　　首先，羌笛该有多长？《长笛赋》所述及的既然是“长笛”，那么未曾说明的便完全有可能是短笛。长笛该有多长？据《晋书．律历志》载，“太乐东厢长笛”最长的竟达“四尺二寸”。那么短笛又该有多短？如今存世的尺八，日本法隆寺藏有一支据说圣德太子吹奏过的笛（即尺八），其长44厘米，而日本正仓院收藏的八支分别用玉、石、牙、竹制作的尺八，最长的雕刻尺八长43.7厘米，最短的玉尺八也长达34.35厘米。京房加了後出孔的长笛，乃是双手演奏的，而这短小的三孔羌笛，完全没必要用双手演奏；若为单手演奏，那么其长度就不该超出30厘米，30厘米该是羌笛长度的局限。够短了吧？

　　其次来谈谈羌笛的音孔排列。从马融《长笛赋》可知，具有初始形态的羌笛，吹奏出的是没有商音的四声音阶。古代的竖笛，除“泰始笛”和初唐吕才所设计的“尺八”为非匀孔而外，其馀都为匀孔。没有商音的四声音阶，其排列顺序可以为：【１】1、3、5、6；【２】3、5、6、1；【３】5、6、1、3；【４】6、1、3、5四种。就依匀孔的排列而言，第【１】、【２】种都不可能是匀孔，第【３】、【４】种可以是匀孔排列；再就【３】、【４】两种而言，第【３】种的孔距比第【４】种大，因此，依据第【４】种开挖音孔的可能性为大。

　　对以上推断的认定，还得依靠制作验证。本人的制作所据的乃是“荀勖笛律”，并根据荀勖笛律开孔原则略作修正。内径为1.3厘米，三个音孔的尺寸为： 

孔序 第三孔 第二孔 第一孔 筒音 
唱名 5 3 1 6 
    百分比 49 62 78 100 

　　通过制作验证，全长29厘米的，按孔的手指比较僵硬；短於27厘米则手指松软。音准良好，内径相同，只要音孔比例不变，音高也很稳定。此次上海大剧院的乐器陈列馆就放有两支分别按照这两种尺寸制作的羌笛。只是上海民族乐器一厂认为这么重要的一件乐器，为引人注目起见，在上面按照日本正仓院所藏唐代雕花尺八的样式雕有花纹，本人则坚信汉代的羌笛没有这么花哨，肯定是很朴素的。

　　由此可知，西汉时期的羌笛，完全可能就是这种与唐代尺八样式相同的短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