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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学生时代，是在农村度过的。阅读，对我这样的孩子来说，是一件既遥远而又美好的事情。我读的第一部小说是《三国演义》。书，是借的。纸张有些发黄，厚厚的，没有书皮。当时我上四年级，十来岁的样子。每天下午放学后，翻看一阵子。主要是在书里捡情节强的段落看，然后，第二天给同学现编故事。那些天，一到课休，就会有四五个同学，围拢到我的身边，哄喊着要我给他们说“三国”。但隐约里，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知道了小说远比语文课本精彩。
上初中之前，除了语文课，我的其他课程基本没有及格过。我家姊妹多，忙于生产的父母极少顾及我的学习，似乎也已经习惯了我的状况。只要是看书，父母从未计较过书的内容。但看小说，在当时的学校里，却是被明令禁止的。不像现在，老师隔三差五地给学生开书单，鼓励学生配合教学进度，阅读文学书籍。我清楚记得，《虾球传》是我买的第一本小说。30多年前，县供销社在离我家不远的洞洼街道，开了一家很大的百货商店。说是街道，其实也就是在国道旁，除了供销社，还有一家国营食堂，一间老式理发门店，一个专门修理自行车的地摊和一个公社的拖拉机维修点而已。那时的商店，不叫商店，叫供销社。屋内中间，有一个长长的，高高的，用青砖垒起的柜台。农家的生活用品、生产农具、图书文具、五金家电等等，应有尽有，像现在的超市，更像一个杂货铺。《虾球传》的内容，现在已经记不得了。好像说的是一个少年成长的故事。书，不厚，大约两毛多钱。钱是我从买盐的钱里私自扣除的。我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就读完了。应该说，连环画是小学时期的主要课外读物。当时我们把连环画，叫小人书。题材以戏曲和英雄模范人物居多。也有少量的外国小说改编的连环画。因为价格便宜，除了自己买，还可以与同学交换阅读。
“文革”结束后，我进了乡办的少梁中学读初中。一切百废待兴。学校的教学，基本恢复了正常。但当时能读到的文学书籍实在少得可怜。直到1982年，我辍学当兵。我阅读的内容主要是样板戏剧本和秦腔戏唱词。样板戏剧本，是我从表哥家的书堆里淘来的准“文学书”。印象里有《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红色娘子军》《奇袭白虎团》等。秦腔戏曲唱词，是从供销社买的，像小人书一样，一部戏曲一个小小的册子，唱词朗朗上口，连唱带读很过瘾。至今，我还能记得《三滴血》的部分唱词。除此之外，我和我的同学们最大的兴趣，大概要数每天中午放学，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的小说联播了。印象最深的就是《杨家将》和《岳飞传》了。这个时期的阅读，比先前有了明显的进步。不再是零散、破碎的记忆，开始了自觉的故事能力。作为学生，我的几篇作文，上了墙报，大段的景物描述，经常被同学传抄。自然也得到了语文老师的表扬。遗憾的是，我的数理化，却没有得到相应的进步。
当兵十八个年头，我最大的收获应该是转业时托运回来的十三箱子书籍。这些用津贴购买的文学书籍，几乎是我的全部家当。几千本藏书主要是文学、历史、摄影、新闻，以及文艺理论方面的书籍。刚参军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恰好是中国新时期文学滥觞的年代。在军营里，我每年都可以接触到几十种文化期刊。也许是因为先前无书可读的缘故，那时我对书籍的热爱，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每天的阅读量都在五万字以上。我是一名通信兵，因为施工和维护的需要，几乎去过了山西、河北的大部分县城。每到一地，我都要去新华书店买书。只要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书籍，我连翻阅一下都不用翻阅，就悉数买下。那几年，我几近疯狂。不光自己买，还委托北京的战友，替我买书。当时，我没有藏书章，整理书籍时，我都会在每一本书的扉页上，写上几句，抑或一段即兴的文字。即使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每次自考结束，为了奖励自己，都会到书店选购一两本书籍。在购书的同时，我先后完成了山西希望大学、人民文学杂志社和河北文学院的函授学习。与很多人一样，看的书多了，手就痒痒。在军事训练的间隙，自觉与不自觉地踏上了我的文学之旅。大约也就是从那个时期开始，我的阅读，慢慢地走向了一种文化的自觉。
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后，我的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读书，也不再像过去那样，漫无目的的阅读。也许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每年的阅读、购书计划，基本上是围绕创作展开的。但对自己购回的书籍，大都会先做一个大概的浏览，然后，入柜待阅待查。因为，当下我国每年仅长篇小说，就要出版几千部。要全部读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作家或作品，也就成了一个人会不会阅读书的标准之一了。在当下，我觉得掌握读书的方法，比读几本书更重要。阅读，已经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没有书香的生活，注定是一个浮躁的人生。
编辑：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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