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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不过即使是圣贤，能“先知先觉”，也未必能全无过失。曾子不是说吗，“吾日三省吾身”。哪三省呢？“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可见圣贤也要时时检点自己的言行，因为过错总是难免的，常作自我批评，可以减少过错。
“过则勿惮改”，有过能改就是好样的，孔子似乎特别看重这一点。对颜回“过而能改”很赞赏，说颜回能够“不贰过”，有自我批评精神，值得学习。
对别人的过错（也叫“人过”），如何对待？我曾在湖南岳麓书院，见到颜真卿所书一石碑：“闻人之过，如闻父母之名，耳可闻而口不可道也。”很受启发。
这句话，实际上是伏波将军马援说的，据记载，东汉时候，马援在交趾打仗，听说老兄的两个儿子在后方喜欢叽叽喳喳，背后议人长短，很是不安，就写了封信给他们，告诫“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好议论人长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恶也，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他对“人过”的态度是不主张背后议论，应该以宽容、善意的态度当面指出来，帮助人家改正，深信“过而能改，颜子有焉”。马援能有这样的心态，并以六十二岁的年龄请缨出征，“大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一个据鞍顾盼、叱咤风云、有所为又有所不为的大丈夫形象如在眼前。
这种“如闻父母之名”，是不同于阮籍的口不臧否人物的。阮籍的曲隐，嵇康的直露，都是对当时的统治者不满。阮籍晚年并不希望子女效法他的佯狂：对一切人和事“口不臧否”，不表态，但心情却很苦闷。不是没看法，而是不说，憋在心里，心态是扭曲的。当然，魏晋“风度”，有它特定的历史环境。
春秋时有个荣启期，满头白发，缠着鹿皮（没有衣服穿就缠上皮子保暖），独自鼓琴自乐，被孔子看见。孔子问：“先生老而穷，何乐也？”荣启期说：“吾有三乐。万物以人为贵，吾得为人，一乐也；人生以男为贵，吾得为男，二乐也；人生命有殇夭，吾年九十岁，是三乐也。贫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终。居常以守终，何不乐乎？”孔子赞扬说：“善乎！能自宽者也。”（刘向《说苑疏证》卷引）孔子认为荣启期是个很能自宽的人。人跟人不同，时代跟时代不同，“乐”法也就不一样，但自宽有益健康，是无疑的。自宽与宽人，自宽是前提，是自我修养的主要方面，能自宽就能宽人。
处世为人，少不了摩擦、碰撞。对人家的批评、误会、冒犯，要有豁达的气度，做到“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如果气量狭小，不能宽人，就会没完没了，甚至使矛盾升级。南北朝有个沈驎士。被邻人一口咬定说他脚上穿的鞋，正是自己早几天丢失的那双鞋。沈驎士二话不说，立即将鞋脱下“还”给他，自己赤着脚走回去。过不久，邻人发现是自己搞错了，又将鞋送还沈，沈说：“不是您的么？”又笑而受之，重新穿在脚上，事见李延寿《南史》。苏东坡对沈驎士宽人的气度很赞赏，认为“处世当如驎士”。
当然，对他人的过失和错误采取“一刀切”，一概“耳可闻口不可道”，也不是积极的态度。颜真卿当过刑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司法部门领导人，如果对贪污腐败、违法犯罪，也“如闻父母之名”，那还谈何查处？大概那时候他正是因为“正色立朝”“刚而有礼”，查处严苛，遭到了杨国忠、卢杞等奸佞的忌恨，当时颜鲁公的官可能很不好当。
“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鲁迅《热风·随感录》）想来，也是说对“己过”“人过”应该有个正确的态度。
编辑：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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