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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从生产队走过来的人，对队里的铁钟都记忆犹新。这个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每个生产队都有。社员出工收工、生产队分粮分柴、召开社员大会都是通过铁钟来传递信息的。铁钟俨然成了发号施令的工具，成了权力的象征。这就注定了铁钟必然处在生产队中心位置的制高点上，一般多悬挂在高大的树枝上。
我们村巷道南北走向，有三个生产队，自南向北，每个生产队在大树上都悬挂有属于自己的一口铁钟。铁钟的口径不同，薄厚不一，发出的声音就各异。社员们虽同村不同队，但他们都能根据铁钟发出的声音准确地知道本队的生产活动安排。
铁钟不是谁都可随意敲打的，只有生产队队长有这个权利。生产队长是生产队最大的官，社员称为土皇上，挂在他们嘴边的一句话是：不怕县长，只怕队长。可见，队长的权力和威严有多大。
钟声总是与队长的权力结伴而行，钟声在飞扬，预示着生产队长的权力在运作，队长时时刻刻用钟声传达着他的意图和决策。每天天刚麻麻亮，睡梦中的社员便被出工的第一次钟声唤醒，经过一天的劳作，直到晚上，钟声还会回荡在社员的耳旁，这往往是晚上召开社员大会的信号，偶尔是给社员分粮分柴禾的消息。钟声成了从早到晚萦绕在社员耳旁的主旋律，人们不由得对铁钟产生了敬畏感。
对涉世未深的孩子们来说，就不谙这些规矩，会做出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来。记得我当时刚上初中，属走读生，学校离家四五里地，每天要早起晚归。尽管当时学校整天学工学农、批林批孔批宋江，不注重文化课学习，但校园的组织纪律还非常严格，学生在校的政治表现始终是第一位。要赢得好表现，走读生最要紧的是每天不能迟到和早退。相对学生而言，早到要比晚退难得多。当时，我村三个队上初中的有十七八个同学，为了不迟到，大伙想了许多办法，最终决定每天早上轮流安排一人负责叫大家。期间，就有个别负责叫大家的睡过了头，导致大伙集体迟到，引得一片责骂。后来，大家知道我家有个小闹钟，就不约而同地把每天叫人的任务交给了我。从此，我每天就按调好的闹钟早早起床，挨家挨户叫人。等把大伙伴都叫上一遍，差不多半小时都过去了，这就意味着我每天要比他们少睡半小时，费时又费神，我很有情绪。大伙看出了这点，就想着如何减轻我每天叫人的负担。经苦思冥想，其中一个就说出了他的办法，说每天早上只让我把三个队的铁钟敲一遍，大家闻钟声而起。大伙听了，觉得言之有理，可行。
第二天，我就按所说的把三个队的铁钟依次敲了一遍。然后就背着书包很得意地上学去了。心想，这既叫了大家，也过了一把队长瘾，感觉好极了。谁知，好心情就像流星一般稍纵即逝。就在我的同伴们听到钟声起床的同时，三个队的男女社员也都起来了，这下可闯大祸了。当时满天星斗，冷气逼人，社员们都不明白起得这么早干什么？连三个队的队长都觉得莫名其妙。后来经分析，认为这一定是上初中的学生捣的鬼，并把目标锁定在我身上。天大亮后，三位队长一道来学校告我的状，说我破坏农业生产，破坏贫下中农休息。班主任听后，非常气愤，立即让我回家不要念书了。我当时都懵了，被学校清退回家，这是多么丢人现眼的事情。心想，决不能这样。于是，我就积极地承认错误，作出保证，取得三位队长及班主任的原谅。好在班主任没有将此事向学校汇报，只要求我向队长们赔礼道歉，并在全班同学面前作深刻检讨了事。
不觉然，事情已过去三十七八年了，作为公社化时期的最底层的组织——生产队早已不复存在，作为见证生产队的铁钟，随之被尘封在历史的记忆中。但包括铁钟在内的场房、场面、碌碡及饲养室这些生产队时期的产物，虽不能像村边的清泉与小河、村中的老槐树、井台及碾盘那样构成乡愁的重要元素，但它们依然成了乡愁的有效成分，丰富了乡愁的内涵，使乡愁更具味道。
编辑：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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