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钱匣子

清明节，我独去父亲坟上烧纸。在祈祷时我感觉到奇异：纸灰不再漫天飞舞，紧缩一团，十分凝重，火光不再由亮变暗，而是愈加明亮，我身体越来越小，完全被明亮淹没。依稀看到一个硕大的圆盘，中间开一方洞，我被一群翅膀上画着“-100”的彩蝶扭住，从方洞旋了进去。尽头是生我长我的窑洞，是父亲。父亲仍是生前的模样，大半个身子被写着“公”字的符压着，我想除去这些，救他出来，被什么隔着无法靠近。父亲在挣扎，手在挥舞，竭力的喊“我要吃白面，还我的车，还我的钱匣子！”… … 当我清醒时，已躺在老家的坑上，嫂子告诉说“你上坟时昏倒在火堆上，是村上疏苹果花的人把你抬回来的。”

父亲已去世35年了。那年芒种日，生产队将早熟的麦子收割晒干磨面，决定第二天分给社员，让大家吃饱开镰收麦。听到这个消息，包括父亲在内10个月没吃麦面的全家很是兴奋。乐极生悲，傍晚，患有高血压的父亲突然一头从炕上栽下去，再也没有醒过来，医生说是脑溢血没救了。由于“三夏”在即，第三天就仓促入土。最使全家人难过的就是父亲没吃上白面。

解放前，我家三代同堂，有14口，8亩旱地；人老几辈住在被村上放弃的土壕中，4孔窑洞，3间单背厢房。到了父辈人丁蛮旺，锅碗瓢盆叮当响，日子在村上倒数。

贫穷像一张网，困了我家几代人。主一家沉浮的父亲明白家底，立志冲破困网，填平穷坑。从年轻时起，他就不断闯荡，不断折腾，在关中各地赶场子当麦客，在油坊当学徒，在渭河南当长工，在泾阳租地种棉花，… … 壮志未酬，土豪依旧。到了28岁，又开始学木匠手艺。由于天资好，2年就出师，各种活难不住，小到桌椅，大到棺材马车。

父亲有一套在当地看来很有创意的计划——曲线连环救家。就是家里人种地，自己在外面做木活，攒足了钱置马车，跑运输挣更多钱，回头再买地盖房给儿子娶媳妇。

财富之神爱勤劳的人，更爱有政治眼色的人。父亲的计划只有经济意义，而无政治远见，社会的变迁打碎了他的梦。干木匠活的确比种庄稼的收入来得快来得多，到1948年便攒了一笔在家史上从未有过的钱。心重的父亲又眼红利润更高的拉脚（运输）生意，准备倾其所有置马车跑运输。当时村上有一个见多识广的人劝“现在时局动荡，拉脚生意有风险不要做，你儿子多，将来都要结婚，还是多盖房子稳妥”。父亲对拉脚着了魔，根本听不进，拿出积攒的钱，卖掉3亩地，借了50元，凑200多银元置了一辆车一牛一马，开始跑运输。不出两年，车、牛、马都被农业社没收了，只给了60元纸币（相当于10几个银元）。父亲发了疯，吐了三天血，骂了三天人。那个曾劝他的人叽讽“不打勤，不打懒，只打那个不长眼。”父亲赌咒“该死的农业社，这个蛇（社）迟早要被龙（农）捏（业）死！”

重创会使人倒地，也会让人腾跃。尽管入社时挨了一闷棍，父亲的精神没有垮，他在自责和赌咒中重整旗鼓，东山再起。由于对农业社有成见，他不愿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更看不上那10个工分，一有机会，就挑起木匠担出外做木活。50年代后期，公社就开始割“资本主义”尾巴。按理父亲是不能出外干私活的，但我家是村上最困难的户，人口多孩子幼，吃了上顿没下顿，再加上6个光葫芦（男孩）将来要娶媳妇。生产队和多数社员出于同情，便默许父亲外出，每月象征性的给村上交钱。为了掩公社耳目，规定只能昼伏夜出。

在致富兴家上，父亲只相信自己，不相信上帝，更不相信“公家”。社会环境的不利，致富路子的狭窄，使父亲把钱财看得更重，几乎成为他生命的全部，因此成为全村出了名的守财奴。

他不知从哪儿弄来一个砖头般粗糙，但很结实的铁匣子，装进钱上把锁，日夜枕在头下，出外时就藏匿在谁也找不见的地方，钥匙连母亲都不给。当母亲给他要钱时，他取钱的神态和动作，是我在别人那里一辈子都没见过的：反复抚摸铁箱，磨磨蹭蹭开锁，脸上一阵阵抽搐，然后抖着手打开裹着数层的钱包，背过身去点三遍，最后才颤悠悠的交出来。末了再加一句“甭忘了剩下，还要给娃娶媳妇呢！”在父亲眼里，这样取钱花钱的动作才是最美丽的。

那年父亲已是52岁，常年干木活，身体还算硬朗。一日，他帮村上伐树，有一根长约7尺、水桶粗的湿木头，足有160斤重，两个青年人半天抬不到架子车上。生产队长急了脱口道“只要谁能把这木头一口气扛回家去，就归他！”大家面面相觑，没人应声。父亲问“此话当真？”，队长藐视说：“当真，不反悔！大家作证”。在一片唏嘘声中，木头被众人抬到父亲肩上，他不敢歇脚，一步一蹒跚的走了一里地，扛回了家。当即吐了一口血，倒在了床上。

我不知是没经过风雨琢磨还是什么原因，和父亲天性不同，小时候贼大方，不管钱多少，逮住就花光。我是六兄弟中的老幺，父母比较偏爱，从没下手打过我，但有一次例外。我向父亲要钱，他不给，我顶嘴“不就是一张纸纸吗，又不是你身上的肉？”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句话的厉害。激怒了的父亲一巴掌重重打在我脸上“你这话比割肉还痛，败家子！”从此，我慢慢的懂得了父亲的心，不再乱花钱。

父亲时运不佳，老赶发财的末班车。就像别人戏谑的那样：贩猪时羊快了，贩羊时猪快了，猪羊一齐贩时，牲畜起瘟疫了。父亲非常敬业，木匠活又精又巧，特别是做耕地用的木犁是一绝，在礼泉、泾阳、三原一带名气很大，人称“犁神”。他做的犁，牛拉起来很利索，人扶起来特轻稳，甚至脱手后三丈不歪不倒，其中的秘诀别的木匠无法模仿。70年代以前，众多生产队踏破门槛请他做木犁。父亲的手艺和名气使他挣了不少钱，钱匣子也一天比一天重了。后来拖拉机、铁歩犁、播种机的出现，让他的活少了，钱不好挣了。这时他又骂机械化和拖拉机。

父亲嗜好钱财，更重名节、忠艺德。听母亲说60年代秋，全家人饿得实在不行，她晚上摸了生产队一篮子嫩包谷，给孩子们煮着吃，为此父亲大发雷霆，骂了她半夜。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许多饥民都趁夜偷抢地里的庄稼，我家离村较远，不在夜巡队的视野内，但父亲一直禁止家人做这些事情。

父亲经常教导我们“要学发财的手艺，不练做贼的功夫。”我上高中时，父亲已年愈70，木活干不动了相传手艺，但兄长没一个愿学。每到放假，父亲便勒令我跟他担工具、学手艺。他干木活像拜神一样虔诚，不许丝毫的做假与马虎，其认真让我这个学徒挨了不少骂。那时我们转村干活，管饭每户轮流，父亲干活虽巧，程序却太死板，不完成一个单元，不许人叫他吃饭，往往因此与饭主人闹得不愉快。他像爱孩子一样爱自己的作品，对第一次做过的犁，第二次去必作检修，凡遇上风吹雨淋而变形生锈的，他敢当面骂那些乱放家俱的队长和社员。我说“坏了，咱再给他做新的，再挣瓜怂的钱。”他骂道“屁话，这不坏了我的名声！”

超极限的淘金挣钱，既能尽快实现人的美梦，也能摧毁人的天性和乐趣。父亲后半生似乎明白了这些，不再郁闷压抑，精心做两件事：一是继续干活挣钱，二是播传闻讲段子，虽没上过一天学，却有一肚子无字的“文化”。由于常年在外面跑，进过城、看过戏、听过书、传闻过许多奇人异事，父亲在干木活时是忙人，回到村上就是闲人，从不干家务和生产队的农活，专爱扎人堆、找乐子。他在那儿出现，那儿就会有“人圈”，成为文化的“亮点”。他把外边的见闻编成故事、段子讲给村上人。父亲的确不负“张大谝闲传”的名声，演讲起来幽默风趣，耐人寻味，说到得意时火飞水溅，土都扬不进去。由于大伙儿的捧场赞扬，使他忘乎所以，谝起来不管忙闲场和，往往影响到村上的活计和家里的正事，为此常遭到生产队长和母亲的训斥，他却改不了。

父亲的内心世界一直是个谜。虽然有见识、有“文化”、有乐趣，但对时事政治却不屑一顾，他从不参加生产队开的会、不参加选举、不听广播、不评论国事。后来我猜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他因吃了改朝换代的亏，恨政治、恨搞政治的人，二是他拒绝“红色”教育，怕动摇自己“发财致富”心志。我们兄弟从小受新社会培养，红旗呵护，“主义”陶心，大都成为激进分子（至父亲去世时已有4名共产党员），坚持社会主义和集体致富的理念，看不惯他保守狭隘、贪财发家的小农经济思想和逆反“正统”的立场。因此，从50年代至73年父亲去世，我家一直存在着两种信仰、两条“路线”的斗争，甚至影响到父子感情。由于父亲从不吃“说教”那一套，我们企图通过“红色风暴”赤化、改造他、始终没有成功。他从不与我们辩论，我们却穷追不舍。每当被逼急时，他只用一句话噎人“你们有本事就别花我的钱，你们相信集体就叫生产队给你们娶媳妇吧！” 受到嘲弄的我们，却无法反驳。

父亲一生心无旁骛，拼命挣钱，但在临死前，仍没有把那钱匣子填满，带着遗憾走了。直至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才逐步认可了父亲的信仰和行为；当兄弟们一个个订婚结婚急需钱时，我们才体会到父亲的苦衷，感到那钱匣子的亲切。

俗人画家早已勾描出人走向暮色时的形象——爱钱，怕死，没瞌睡。我已进入“知天命”之年，是工薪阶层，半生为争官、赶时尚、买房子、子女上学、子女结婚，时常感到钱少的压力。记得头一次坐飞机，别人都默祝平安，唯我希望快快掉下去，就可以得到我一辈子都挣不来的30多万元的赔偿，解决家里的一切问题。老之将至，我才认识到“过去”的可笑，日益嗜爱属于我的“钱”，更加怀念父亲。

那个昏倒的清明节后，我在父亲遗物中找见了那只铁匣子，照原样克隆一只，在原匣里放进写有“自由超脱”的符，埋进父亲的坟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