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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热爱自己的母亲，因为母亲不仅生育了我们、养育了我们，而且母亲对我们的爱是无私的，是毫无保留的。但是，我们也更爱我们的父亲。如果把母亲
比作大海，那么父亲就是高山，如果说母亲是我们的大地，那么父亲就是高天。如果说母亲给予我们更多的是思想、品格和作风，那么，父亲给予我们更多的是勇
敢、坚强和力量。虽然，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四十多年了，我还是那么想念他。在我的心里，父亲就是一座高山，在我的心里，他的形象永远是高大的。
我父亲的一生都是困苦、艰难、劳累的。他从小就没有了父母，是我的姑姑把他拉扯大的。我的爷爷康显庭是东北军阀张作霖的马弁，父亲在七岁时，我的奶奶就去
世了。爷爷照顾不了他们，十二岁的姑姑便拉着七岁的父亲从辽宁（那时属于辽东省）黑山来到黑龙江，后来我的爷爷到东北来找他们，病死在途中。姑姑和父亲姐
弟两人相依为命，经过了无数的艰难，历尽了千辛万苦，父亲被姑姑拉扯大。姑姑在结婚时，没有丝毫的陪嫁，倒是领着我的父亲。所以父亲一生对姑姑都是像对母
亲一样。
父亲稍大一点的时候，大约十岁左右就给地主家当半拉子。他说啊，大冬天放牲口冷啊，脚冻得疼的真受不了，看见山上的老牛拉泼屎都想把
脚插进去暖暖啊。有时放牲口回去晚了，东家没有饭了，就给几个冻豆包，自己在灶坑里烧烧吃。当了几年半拉子，就从望奎来到绥化，在绥化火磨当力工，那时就
叫住地方。后来又到张维屯脚行当搬运工，当劳工回来后，参加了革命，在张维区政府当武装部长，那时区长是李俊清。后来他得了重病，还没等病好，区里的人就
随军南下了。父亲病好后还是回脚行去当工人。以后我们长大后问过爸爸，为什么区委南下后你没赶上去呢？爸爸说，区委南下时走得非常急，没有给他留下话，又
不知到哪里，病也没太好，就没赶上。即使这样，父亲对党的感情也没有变。他常挂在嘴上的话就是“我的命是共产党给的，我谁也不信，就听共产党的”。
父亲的性格很倔强，那真是一个红脖子汉啊。小时候的艰苦磨炼使他造就了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性子。去当劳工的时候，我的姑父正给日本人当薄役，他说那桌子
上、地上的免役帖子有的是，随便拣一个就好使。可父亲就是没跟姑父讲。建国初年，家里的孩子多，生活困难，当时工会要救济他，他摇头坚决拒绝，不接受，说
他根本不困难。后来工会派人把钱送到家，他硬是又送了回去，他觉得接受救济是耻辱。在他当武装部长下乡的时候，有一个干部和农村妇女胡扯，让他好一顿揍，
最后那个人让区长给开除了。
父亲在我们的面前，那是绝对权威。他要是处罚我们，那是特别严厉的，你要是不认口服输，那绝对不饶。有时候爸爸不
在家，我们连疯带闹，妈妈随便说一句“你爸回来了”那就像金箍咒一样，立时全消停。他说谁就得听，决不许反驳。他有句口头禅：“真理只有一个，除毛主席之
外谁也找不着”。他有好多的规矩，必须遵守。比如：别人家的东西一点也不许动，吃饭时不许说话，父子不同席，过春节必须给父母磕头才能吃饭，给父母拿东西
必须双手递，不许敲筷子敲碗，对父母必须说实话，长兄为父……，这些规矩都遵守照办，到现在为止我也不认为是多余、不对。相反，倒是这些规矩给我们养成了
好品德、好习惯、好作风，使我们对自己的行为处处检点。弟兄们现在回忆起来也认为：没有父亲的这种统制和管教真不行，那家里真的会闹得翻了天。
我不完全赞成“棍头出孝子”的观点，但我赞成对子女要严格、严肃的教育。其实，父亲对子女的功过是非的赏罚是有度的。当我在学校里得到表扬和奖励时，他是很高兴的，也勉励我们好好努力，不要骄傲；
比如我语文朗读得了第一名时，他笑眯眯的，是赞许的；我用趿拉板换回烧鸡时，他告诉我，这样不好，并告诉我下不为例，很耐心；而当我那次逃学到野外去玩
时，大哥告密后，他把我按在炕上，一顿爆揍；他认为此事非同小可，是不可轻饶、不可原谅的。我那次真是认口服输，并发誓以后永不逃学；当他们单位的“林大
学”考我“会”字，我答道“开会”和“会计”两个音和意思时，大伙夸我不简单，他也很得意。后来我常常想：要不是父亲的严厉处罚，父亲的权威，以后说不定
还会怎样，也许会厌学，弃学，最后失学哪。
父亲的爱党爱国家的思想很强烈，那是从他心底里发出来的。他本名叫康利中，在参加革命时，听区长李
俊卿说：“利中”虽然也好，但不如“立忠”，父亲就改了名为“康立忠”以表达对党和革命的忠诚和坚定。他常常和我们讲起这件事。他在当武装部长时，常常是
废寝忘食，有时和区长李俊清一研究工作就到半夜，第二天他照样下乡工作。后来回脚行工作，工友中的刘焕章、刘焕久弟兄是大地主家的子弟，有一次他们哥俩唠
嗑时，说他们家定大地主有些冤。父亲正好听到，便对他俩说，那是有政策的，复查时都纠偏了，没纠过来的就不是冤，他俩都不吱声了。父亲虽然没入党，但是非
常支持党的工作，什么事都听党的。抗美援朝那时，家家门前都挂两块牌子，上面写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父亲念过七个月的私塾，但字却写得蛮不错的。他
一次就做了五副挂牌，给邻里们挂上。后来，我们的邻居高明喜在朝鲜战场牺牲了，他要我的妈妈常过去看看，家里有啥困难，帮帮她们。高明喜有个小女孩，叫高
丫，比我小几岁，我们常带她玩，爸爸告诉我不许欺侮她。党支部开会动员捐献飞机大炮，轮到他表态时，他说：“我就是不喝酒，也得支援抗美援朝”，听妈妈
说，他真的一个月没喝酒，省下钱交到党支部，受到了党支部的表扬。那时，我们家孩子多，生活紧，父亲干活很辛苦，晚上喝点酒好解乏。我那时已经十来岁了，
看见父亲那么真诚，很受感动。父亲经常告诉我们，听党的话就不会错，一辈子都要跟党走。
父亲性格耿直豪爽，好打抱不平。那时，工友中有个叫
“才三”的，动不动就欺侮老实的工友，父亲看不过去就说他几句，他就朝父亲来了，声言要和父亲决一死战。父亲笑着说：“才三你别狂，咱俩到坟圈子去打，谁
死了就地埋了，要是咱俩都死了就摞上。从那以后，“才三”的气焰不再嚣张了，因为他知道父亲的厉害，他更知道父亲那“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但是父亲有
头脑，从不莽撞，做事会看火候。他跟王用贤和赵洪云去劳工时，王用贤和赵洪云商量要半路逃跑，他们跟父亲说了后，父亲坚决说服了他们。告诉他俩：“不能蛮
干，别说车开得那么快，就是不快，也会被日本鬼子开枪打死”。后来他们到了间岛，日本子投降了，他们安全回来了。他俩说：“得回听父亲的话了，要不也许就
没命了”。回来的路上，父亲处处照顾他俩，所以他到家后又大病一场。由于父亲的这种性格，所以有好几个哥们，一生和父亲保持着很好的交情。我都上大学了，
父亲的好友吴相中和那廷贵还常常来我们家看父亲。他们都是父亲在地主家当半拉子时结下的交情。特别是那廷贵，那年因和地主家的小童养媳打架，那小媳妇吃了
大烟泡，差点死了，是父亲跑回家告诉东家，用解药救回来了，才没出事。他感谢父亲，所以交往一生。我的哥哥和我成家时，他们都来喝喜酒祝贺。他们那股亲热
劲、那感情，一如当年儿时那样。那廷贵是满族人，后来在满洲里去世。
在我的童年记忆中，父亲虽然威严，但也经常是温和的。那时，我家的邻居有
个叫张有林的，他外号叫“大黑瞎子”，力大得很，能一次扛两个大麻袋的谷子，足有四百来斤，而且上跳板倒进货车箱里。他的老伴是娼门出来的，有的工友有时
指点她的后背议论，爸爸总是暗下劝止，说：“人家不是从良了嘛？”他也常常告诉我们：“一定要尊重人家。”所以我们都喊她张娘。张娘也很爱护我们，常常给
我们炒瓜子和爆米花吃，对我们也很和蔼。她不能生孩子，后来镇子里的李炉家的姑娘生了个孩子，那时叫私孩子，他们就要了去养。这件事我们从头到尾都知道，
父亲常常嘱咐我们绝不许给说出去。那孩子比我小一点，小名叫福全，长得十分俊秀，她的养母常常给他在眉心打个红彀当女儿养，长大后起名叫张福全。我们虽然
在一起玩也时常发生矛盾，但谁也没说过，因为我们知道这事非同小可。但人家后来还是搬走了，搬到谁也不知道的地方去住。因为这，张大爷对我很有好感。
1971年，我结婚后都有了孩子，我父亲都去世了，张大爷到我们镇上去，还特地派人去找我，说要看看我。我也问了张福全的情况，张大爷说他很孝心，我很欣
慰。父亲平时也是很温和的。他领我去弄柴火，带我去下鱼枹（就是用柳条编的枹，下在溪流中拦鱼），领我到河套去割架条，教我放鞭炮，和我聊天。有一次，父
亲问我“吃王莽的饭给刘旭干活”是啥意思，那是我已经上五年级了，我告诉他，不是那么说的，是“吃王莽的饭，给刘秀干活”，我给他讲，王莽是汉朝的篡位
者，他的部下因为对他不满，心向刘秀，所以表面上是王莽的臣子，拿他的钱，吃他的饭，暗地里为刘秀做事。意思是吃里扒外。他很高兴，夸我有学问。我清楚的
记得，他外出住勤时，每次回来，在车上买的烧饼、面包自己舍不得吃，拿回来分给我们。我得伤寒病后，不能吃饭，父亲就买了一挑子西瓜回来，让母亲喂我，母
亲就天天喂我西瓜。他有时他下夜班回来，我们都已经睡着了，看见炕上一排小脑瓜，和母亲笑着说，这一辈子别的没攒下，攒下这么一堆小家伙。在大哥闹脚病
时，他那么忙，还一次次领大哥到绥化铁路医院看脚，当大哥必须手术割脚趾时，父亲的眼泪哗哗往下流，特别心疼，足见父亲是多么疼爱他的儿女。我永远忘不
了：在灯下，父亲口诉，我执笔，给老家的亲戚写信。他带的老花镜，已经掉了一个腿，他用线绳拴上，先套到一个耳朵上，再带那个腿；我更忘不了，他在灯下一
个字一个字的读报，说《齐铁工人》报办得好，尽说工人的心里话；我更忘不了，他笑眯眯的听我给他读课文，他最爱听的课文是《国王在森林里的故事》，当他听
到国王看见蜘蛛一次次地织网，又一次次被风吹坏也不灰心，最后把网址成了，就哈哈大笑说：“还是蜘蛛坚定”，当听到国王最后取得了胜利时，就教导我说：
“人一辈子就是要不怕难”。我也特别爱听他们劳动时，边干活边唱《咱们工人有力量》。在他们的歌声里，我感到工人阶级的力量真的特别大，同时我也感到了父
亲的高大和力量。特别是他们抬木头时，我听他们吆喝的号子声，总觉得是那么有味，那么亲切，那么动听。
我的父亲一生没有享过福，他也不懂得享
福。他在很小时我的爷爷奶奶就过世了，从小给地主扛活，受尽了千辛万苦；成年后为家庭所累，那么一大堆孩子，那真是如狼似虎啊，除我的两个姐姐早夭之外，
还有我们兄妹九人，他要面子，生怕别人笑话他。特别是赶年遇节，那个为难啊，真是不好过啊。我清楚地记得1963年那个春节前，他拿着手里仅有的三十元
钱，满地打转转。正好，我的当兵的四弟把自己的津贴费省下来，寄回三十元钱，他激动得两眼刷刷地流下了眼泪，嘴里喃喃的说：“这回差不多了”。我看见爸爸
那为难劲，泪也禁不住掉下来。为了这，我上大学的五年中，没向家里要过一分钱。父亲还是常常问我缺不缺钱，每次，我都爽快的告诉他，我的助学金足够用了，
怕他挂念。
他常对我们说，他这辈子念书少，不够用，希望我们多上几年学。他嘱咐我们，多念几年书，有文化，好给共产党多做点事。他说：我这辈子欠共产党的，共产党的恩情我这辈子报答不完，你们以后替我报答吧。
所以他千方百计地供我们上学，我们九个没有一个没念书的。我上高中时，他看狗皮很好，就为我买了一张挺大的黄色的狗皮，他说睡床凉，这狗皮隔凉，省得把
身体睡坏了。我在高中时，有时夜里睡不着，用手摸摸身下的狗皮，感到父亲那无比的温暖。脑子里萦廻着爸爸的话，暗暗地下决心：不能辜负党和爸爸的希望。
爸爸的辛苦、劳累、童年的艰难、成年后的重负，使他的身体很不好。他五十四岁就去世了。那是1969年的端午节后的第三天。那时，我刚刚毕业，在农村接
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们的青年点有四十二个大中专毕业生和知识青年，我是主要负责人，叫点长。端午节的上午，我刚刚给大家开完会，决定过节不放假，
过一个“革命化的端午节”。当时正是农田忙铲忙蹚的时候，农活也真的很忙。给别人开完会，我的小妹妹就来找我，说爸爸病了，很厉害，这让我特别为难。这不
是笑话吗？刚给别人开完会说不放假，自己家人却来找，说是父亲有病了，大家能信吗？我把妹妹拉到一旁，详细地问了爸爸的病情，知道确实是很重。因为爸爸大
口吐血，鼻子留血不止，并且已经住进了绥化铁路医院重症病房。这下子我傻了，一下子瘫倒在谷草堆上。我妹妹吓得大哭，同学们听见都围上来，问是咋回事。我
的副手耿友也来问我，我只好告诉了他。他二话没说，把我拉起来，就推我上车站，还让点上的女同学屈桂荣和男同学唐喜安陪我回去。
我到了家，家里人都到绥化铁路医院去了。我就又赶到绥化，那两名同学就返回去了。他俩临走，我还嘱咐他俩告诉耿友，多费点心，别让咱们的点出点啥事。
那时的医疗条件不好，医院诊断是鼻衄，但是父亲的腹部肿胀得很厉害，以现在的看法应该是肝病。就这样，父亲终于未救过来。入院三天就去世了。
父亲的去世，我们全家万分悲痛。我的姑姑从哈尔滨赶来，她一下车就大哭，我去接的她，我也大哭。姑姑嘴里叨念着：“从小就命苦啊……”入殓时，我们都大
哭着往父亲身边冲，想最后摸一摸父亲的手和身体，看看父亲的脸，都被父亲的同寅给拽了回来，我坚决主张给爸爸洗洗脸，他们也不让，就这样，我们和父亲永别
了。
父亲走了，我真的觉得是天塌了。那一刻，我痛不欲生，我总觉得寿命对他太不公平，觉得他至少应该再活三十年，觉得像他这样的好人不应该死
得这么早。到现在，四十二年过去了，我还常常梦见我的父亲。有时在梦中看见父亲他们排着队去上工，就连追带喊，有时，也不信，恍惚也觉得父亲已经去世了，
但分明还是他，那样子是那么的清晰。可他从不对我说话，不理我，就像不认识一样。情急之下，就找人打证言，梦中的证人也说是，可醒来之后，才知只是一个
梦，留下的只能是无限的思念和伤感。
父亲和我永远离别了，但我们对他的思念没有断。不错，他是个普通的工人，和他那一辈的亿万人们一样，对中国共产党有着特殊的情感。他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但他永远是我心中的天。他是一个平常的人，没给我们留下什么财富，但他告诉我们的话却永远记在了我的心间：
—－永远听党的话，永远跟共产党走。
编辑：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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