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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我在宁陕县委工作的十年时间，那些已经逝去的岁月年华时常会在我的心灵深处燃起点滴记忆。
站在21世纪的2014年初夏，我回头顾望经历的岁月，从1987年12月到1997年12月我担任中共宁陕县委副书记整整10个年头。期间；有八年时间担任县委常务副书记兼任县政法委书记。
回忆起我在县委工作的那十年岁月，那些人、那些事、那些记忆，让我懂得了正确看待得失，懂得了要用感恩之心来看待组织、看待权力，看待自己。我退休7年了，虽然一日三餐，清淡依旧，但我生活的内心安详，坦荡无愧。
我担任宁陕县委副书记期间，曾经先后给任县委书记的白智民、王世彦、刘建民等当助手。那时宁陕县委领导班子很团结，我们一起共事坦诚相待。心朝一起想，劲往一处使，为了宁陕的事业相互支持，相互补台。当时县委设两名副书记，我分管县委常务工作及组织、政法、县委办公室。那个时候县委只有一两名专职秘书，从书记到副书记都没有专职秘书，秘书都是由办公室统一安排工作。
一般大型会议的文件都是由办公室主任起草，其他重要会议的文件才安排专职秘书起草。一般的会议文件由主管部门起草。县委领导参加一般工作会议讲话都没有书面稿子，由领导自己写讲话提纲，在会上做即席讲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敞开讲，说“家常话”，干部喜欢听，记得住，领导讲话也能表达自己真实思想，会议落实很有效果。
我刚到县委工作的那一年，县委只有一辆“213”吉普车和一辆“帆布蓬”（北京吉普）。当时下乡检查工作，一般不带办公室的人，要去检查工作，就叫上分管的部门领导一起走，那个时候宁陕全县是28个乡镇政府，去那个乡镇不提前给乡镇打招呼，也不让乡镇组织会议专门汇报工作。想了解那个方面的工作就直接去村上，走到那个村天黑了就住在那个村上。
宁陕农民厚道朴实，住在农民家里，主人晚上一定会煮一吊腊肉，炒上几盘宁陕农村的家常菜，煨上一壶包谷酒，我们县上领导和村上干部、村民边喝包谷酒，边拉家常，也谈工作。没有会议纪律，没有开会的秩序，农民想说啥就说啥，谁先说谁后说没有讲究，说的听的全都是真话，就在不经意间了解群众的疾苦和诉求，气氛融洽，其乐融融。
我们县上的干部不是光吃乡镇干部和农民的，还要“礼尚往来”，有时候村上干部到县城来办事，我要是遇到了，还要把他们请到我家里，炒上几个菜买上一瓶酒招待一顿，感觉就像亲戚到我屋里一样的亲切。
那个时候到乡镇下乡，就没有去街上餐馆吃饭一说。有时间也去乡镇领导家里吃一顿“酒席”，不过大多数时候都是在乡镇职工食堂吃饭，饭钱照付。
1995年我带队去江苏太仓考察乡镇企业，当时有10多个重点乡镇的领导。为了和太仓领导接洽，我们一行十几个人买了一条《红塔山》牌香烟（10元一包），是当时流行的好烟。就这一条烟还落实专人保管，平时自己人不能抽，只有和太仓客人在一起的时候才能拿这样的香烟招待人家。我平时就抽的是两毛七一包的《大雁塔》香烟。现在说起来都有点不好意思，给客人抽好烟，自己抽两毛七一包的大雁塔，主要照顾自己的“好面子”。
当年宁陕县委为了发展板栗主导产业，1995年10月份由我带领县委办主任向元昌、城关区区长贾家政、蒲河区区长柯小平、老城乡书记张继成、县林业局长宋荫群、干事张守诚七人去山东泰安、河北迁西考察那里的板栗生产，我们一行七人住店、车费是花公家的钱，吃饭是自己掏腰包。路过山东、北京顺便去孔庙、泰山、颐和园都是自己掏钱买门票。住酒店都是捡最便宜的旅馆住，在河北唐山住的是每人每晚6元钱，在北京住的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旅馆地下室，每人每晚7元钱。当时不是我们不愿意住高级酒店，主要是为了省钱。我们在北京住的旅馆附近就是当时有名的北京饭店。现在说起来不怕人笑话，我们在北京住店的时候，旅馆服务员一听我们说要住地下室，脸上的笑容马上就“晴变阴”。我们问地下室在哪方位，服务员爱理不理的给我们指了一下。刚到北京的下午，我们去一家饭店吃饭，一进饭店服务员很热情地招呼我们，满脸堆笑地递上菜单，后来见我们总共才点了40元钱的菜，后来这个服务员连人影都不见了。这顿饭算是花的公家的钱。
考察回来，这次“财务总管”给我说，我们一行七人10来天的山东、河北考察之行，总共花了1000多元钱，他和我开玩笑说我这个“当家的”太抠门了。
1992年和1993年，当时安康地委年终给宁陕县委、县政府发了6万元年终奖，当时我给县委王世彦书记提议，县上领导今年就不要分这6万元钱了，我们拿这个钱为大家做点公益事业。我的提议得到了王世彦书记的赞同和支持，当时宁陕穷，县上连一个淋浴的洗澡堂都没有，我们就拿这6万元钱在县委院里修了一个淋浴的澡堂。
洗澡堂修起来了以后，县上安排专人保本经营烧开水，当时定的是0.5元钱洗一次澡，1毛钱打两电壶水。县上领导洗澡、打开水都是自觉掏钱买票。
为了节省开支，便于接近和联系群众，我同当时的县委书记王世彦口头约定县上领导在城内办事不坐车，王世彦书记赞同，他上下班带头骑自行车。虽然当时县委没有发文件，但县委、政府班子成员都自觉遵守这一不成文的规定。
当时，县委办公室给每个县级领导每人配发了一辆自行车，县委书记王世彦的那辆自行车最旧。但是他骑着这辆“烂垮垮”自行车上下班仍然很精神。我们有时候去附近农村下乡都是骑自行车，那时没有感到我们是县上领导骑自行车有碍体面，相反我们感到乐在其中。
回想起一件小事，至今仍然历历在目。1983年，当时我在县委组织部工作，大慨是在8月份的一天，当时的安康地委组织副部长张玉林坐班车到宁陕来检查工作，到宁陕的时候机关都下班了。那时张部长已经50多岁了，满头白发。张副部长到宁陕的时候县委的食堂晚饭已经吃过了，我把他安排在县委办公楼的客房里，找来炊事员给他做饭，炒了一小盘青椒炒肉丝、一小盘炒鸡蛋、还有两个素菜。记得我是两个手端上四个小盘子送到客房的，张副部长还说咋炒了这么多的菜。事后张副部长还按照规定交了饭菜钱。
我虽然在县委分管办公室，但是，我在县委工作十年，我家属和子女没有用过一次公车。1993年，我父亲去世的时候，就是让司机送我一个人回汉阴县老家安排父亲的后事，也没有让办公室同志去，也没有收礼。
我分管组织工作8年，宁陕很多优秀干部经过严格的组织程序提拔到县级各部门领导岗位上。可以说，我坚持“任人唯贤”干部路线，公道正派地选人用人，不徇私情，不违背组织原则和程序，为宁陕党政组织选拔了一批德才兼备的各类人才。期间；中共宁陕县委组织工作多次受到上级党组织表彰奖励。我本人1996年被安康地委授予“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并颁发了证书。我主持建立了组织人事联席会议制度。那时，组织人事联席会议会上定下的事情就执行。现在这一制度仍然在继续执行。
在县委工作的十年中，我配合了四位书记的工作。特别是在担任常务副书记期间，我默默无闻地当好书记一把手的助手，让班长从日常事务中解脱出来，便主动管好县委的日常工作。时任县委书记王世彦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当王世彦调离宁陕临别时，拉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老吴，谢谢你！”这声“谢谢”不是客套，也不是礼节，而是班长对助手支持的由衷感谢，更是十年配合一把手工作的结晶和奖赏。这声“谢谢”使我终身难忘。
分管政法工作，经常深入到公检法部门调查研究，及时解决政法部门工作上的问题，协调侦破重大刑事案件。1995年6月20晚，4名河南籍流窜犯罪分子从西安乘车进入平河梁路段持刀抢劫，刺伤反抗旅客13名，案发当天晚上我就去十八丈现场坐镇指挥，在我县公安干警的艰辛努力下，使这起惊动全国的特大车匪路霸抢劫案件仅用3个小时就得到侦破。同年，国家公安部给宁陕公安局记集体一等功。
1996年，县委培训农村支部书记。结束时，我在讲话中介绍了太仓支部书记都有小车，只要大家努力带领群众致富，在座的农村支部书记都能坐上小汽车。说完哄堂大笑，认为是天方夜谭。而到现在，大多数村书记都有了自己的小汽车。
我在县委工作了10年，这十年，我推荐了多少干部，我也记不清了，我帮助解决了多少干部生活和工作上的困难，我都忘记了。同时，也不希望别人记着。
1998年到2007年底我到县人大常委会任职，担任人大常委会主任。10年间，我就干了两件事。一件是建立了一套制度，使人大工作逐步走上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二是履行人大监督“一府两院”的职能，确保人大监督职能的发挥。
我现在退休了，住了20年的旧房子，我的儿女建议改善一下居住条件，我也感觉儿女们说的有道理，去年准备买一套经济适用房，因为买房子钱不够，由筹建办统一去宁陕信用社办理贷款手续。但是，信用社说我年龄已经超过贷款的年龄，人家不贷给我款。没有办法，只有用儿子的名义贷款。
转瞬即逝，回想起我在县委工作的十年，兢兢业业，平平淡淡，没有刻意去追求轰轰烈烈的政绩。10年就这样过去了，我陪了4任县委书记，这10年县委领导班子大部分领导都调到省市任职，而我却放弃了组织调我去市直部门担任领导的机会，之所以选择放弃，是因为我觉得宁陕这方水土养育了我，我热爱宁陕的山山水水。
我出生在汉阴县涧池镇一个农民家庭，我家里祖辈都是农民。虽然当了县级领导了，也算是一个“芝麻官”。但是我父亲依然教导我“要干好公家的事情，公家便宜不要占”。我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和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和难以割舍的情感。
我从一名普通的农业技术干部，成长为一名县级领导，这都应该归功于党组织培养教育。在这十年里，我廉洁从政，以俭为德，淡泊名志，低调做人，从不显山露水，使我深感慰藉。再见了，这个十年，感谢你，感谢你让我成长，让我变得更加自信，感谢这十年里带给我的点点滴滴。
回首那些已逝的岁月，仿佛还在昨天，而一切已经走远，时光我们留不住，唯一留在我心里的是那最美好的回忆。
二0一四年五月于关口
编辑：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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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陕乡村锅巴饭[图]](http://www.sanqinyou.com/uploadfiles/2014-03-07/20140307_000907_929.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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