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五年了。
这五年来，我的心里一直隐隐作痛，愧疚和悔恨像双头蛇啃噬着我的心。父亲给我生命，把我养大，供我上学，帮我成家，给我付按揭首付……而我还没有尽过一天孝道，他就匆匆离开了我们。
病故
1998年12月15日，老屋的台历永远地停在那一页。那天上午，上完前两节课，打算去菜场买菜。刚走出校门，突然改变了主意，决定回老家看看父亲。说来惭愧，自从女儿出生，母亲从老家来城里带孙女，我们就很少回家，每个星期都是父亲隔三差五来城里看我们。上周末父亲刚来过，说好这个星期还来，可是冥冥中有一种奇怪的力量牵引着我往家赶。事后才明白，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心灵感应，骨肉亲情有着科学无法解释的神秘联系，而且这种感应往往是不祥的征兆。
回到家，门锁着，打开门，竟然发现穿着睡衣的父亲跌倒在厢房冰冷的水泥地上。我急忙要扶他起来，父亲摆摆手说，你去给我拿床被，先盖上。我想起曾在电视里看过，老年人跌倒了，不要急着搀起来，要先注意保暖，等医护专业人员来处理。我立刻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慌忙找来被子给父亲盖上，又慌忙喊来堂兄堂嫂等亲戚，然后给120打电话，给妻子打电话。
120很快就来了，医护人员做了简单的处理，就抬上救护车。一路上，父亲不断地呻吟，说心口难受，速效救心丸已经吃过，不能再吃了，我只能不断地安慰他，让他放松，不要担心。
慌乱中，我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医护人员问送哪家医院，我不假思索地说，去三院。而妻子的单位就是本市医疗条件最好的蚌医附院，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做出这个让我后悔一辈子的决定。或许是常年读书，读傻了；常年教书，教傻了。傻乎乎地相信看病找人，送红包，属于没事找事，属于不相信医风医德；傻乎乎地相信每家医院都能救死扶伤，每个医生都能谨记希波克拉底誓言，视患者生命高于一切。
到了医院，经过简单的检查，父亲被送进了病房。病房只剩下靠门的一张病床，铺被和盖被又很单薄，盖上从家里带来的被子，父亲还是不停地喊冷。我束手无策，只能用手握住父亲的手，给他些许安慰。要是在妻子单位的医院，条件无论如何也要比这好得多。我一直认为是寒冷加重了父亲的病情，至少是压垮他生命的最后一根稻草。
妻子回家拿来热水袋，父亲才稍微好了一些。父亲的手有了热气，人也好了许多。他说自己没事，嘱咐我带堂兄去吃午饭。吃完饭，医生找到我，说父亲心脏有问题，要搭支架，问家属同不同意立即做手术。慌乱中，我又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立即做。如果当时只是吊水，等病情稳定了，再做手术，心脏搭桥应该没有太大的技术风险。
做手术要做各种检查，做胸透时，父亲突然反应激烈，说心里难受，我大声喊医生，等医生赶到跟前，父亲已经不能说话了，心电图显示人已经不行了。我大声喊着父亲，他的眼镜张得大大的，似乎在想跟我说什么，可是什么也说不出来。我哭着哀求医生抢救父亲，医生对此早已司空见惯，他们已经明白父亲不行了，可是他们还是忙碌地做着“抢救”。事后，妻子告诉我，那是做给家属看的，是在安慰家属。
父亲瞳孔扩大了，手也渐渐地凉了……
我失声痛哭，那一刻我觉得整个世界坍塌了，死亡的含义像一枚钉子深深地扎进我的心里。我无法相信几分钟前还和我说话，叮嘱我不要耽误学校工作的父亲，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我。上苍啊，你为什么这么残忍！
按照医院的规定，病人去世要送太平间。我们当然不同意，我打电话找来同族兄弟，找了一辆中巴，把父亲送回了家。
守灵的那几天，我一直拉着父亲冰凉的手，幻想出现生命的奇迹。可是，他的手就像一块冰，再也捂不热了。我多么后悔，这么多年来，我竟很少牵过父亲的手，那双曾经抱过我的手，那双因长期劳动而变形的手。
当年
父亲曾是一名军人，上世纪六十年代在滁州当兵，他扛着一挺机枪，在军区大练武中获得过“神枪手“的荣誉称号。我上小学时，还经常把那红色光荣证书拿出来，在小朋友面前炫耀，后来盖房搬家，那证书就再也找不到了。这是我童年的骄傲，成年后我曾虚构了一篇小小说，名字就叫《父亲曾是神枪手》，发表在一本杂志上。
退伍后，父亲进了工厂，先是在锅厂，八十年代初又调进了塑料厂。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锅厂有点儿像电影里的炼钢厂，火与铁迸发出耀眼的红光，那样炽热，那样鲜亮。父亲和那些叔叔伯伯古铜色的臂膀和脊背，以及头上、脸上、背上的汗珠，都被映照得闪着金色的光。那是激情澎湃的年代，三十出头的父亲全身都有使不完的劲，他热爱工厂，也热爱他的工作，他每年都是“先进工作者”，家里墙上贴满他得的奖状。他是那个时代亿万工人的一员，他们对祖国充满感情，他们对未来充满希望，他们用忘我的工作，为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添砖加瓦，他们坚信用勤劳的双手能赢来幸福的生活。
我最喜欢父亲上中班，每次都要等到父亲十二点下班回来，因为他会给我带来香喷喷的烤馒头和黄豆芽烧五花肉。那是父亲的晚饭，他舍不得吃，自己饿着肚子，给我留着。我吃得津津有味，他看得津津有味，可是父亲干了一天活，却只能啃着家里的凉馒头。那时的我，嘴巴是多么的馋啊！父母的溺爱使我忘记了体谅大人的辛苦。
父亲调进塑料厂后，一切都要从新开始，陌生的工作，陌生的环境，陌生的同事，这一切他都得适应。工作依旧是雕刻模具，产品不同，但雕刻原理是相通的，父亲很快就熟悉了，而且成了雕刻模具的土专家（父亲只念过初小）。有一次，一个新来的技术员颇为自负，瞧不起父亲他们那些老师傅，雕刻好磨具，没有请师傅们把关，就交了上去。可是，模具无法上机，他百思不得其解，尺寸自己量过，丝毫不差，怎么会上不去呢？父亲拿过模具，在旁边轻轻刻了几刀，模具严丝合缝地装到了机器上。父亲对他说，这机器看起来一模一样，其实每台机器都有个性，你只有摸清它的秉性，才能伺候好它。
父亲是个工人，母亲是个农民，父亲无法像同事那样过着早八晚五的工人阶级的悠闲生活。清晨四五点钟，父亲就骑着他那辆永久牌加重自行车，驮着两筐蔬菜，走街窜巷叫卖。八点钟上班前把菜卖完，再去厂里上班。傍晚一下班，父亲就到菜园帮母亲浇水、施肥、喷药、摘菜、捆菜，然后到村后的水塘把菜一捆捆洗干净，常常要洗到深夜。“一分菜地十亩田”，种蔬菜的辛苦是种庄稼辛苦的百倍，一年四季，种菜卖菜，忙忙碌碌，没有一刻空闲。
退休后，父亲成了专职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每天在那几分地的菜园里忙碌。母亲进城后，家里的农活全都落在了父亲肩上。冬天是农家最难熬的季节，冻雪把菠菜盖得严严实实，要用手把积雪一点点地清除，然后把菜连泥带土铲出来，回到家再一棵棵把烂菜叶摘掉。一挑菜，几千棵，第二天一早进城叫卖，也换不了几张纸票。那时的菜非常便宜，一两毛钱一斤，有时甚至几分钱一斤。
父亲舍不得花钱，那是他的血汗钱，他要用来办大事。他一元两元蚂蚁觅食似的攒起来，给我娶了媳妇，给我付了首付。
父亲无论在厂里，还是在村里，都受人尊敬，受人喜爱。他为人谦让，从不和人争，无论什么事都是有求必应。去殡仪馆那天，工作人员看到父亲的遗像，说这么好的人怎么突然走了呢，他上个星期还来送过别人啊。父亲是村里主事（当地叫“大支”），村里的老人老了，都是他召集族中亲朋，帮忙处理后事。父亲走的前一周，村里的一个老嫂子走了，他当时检查出心脏有些问题，正打算下周去城里医院做进一步检查，可是他还是去了，里里外外，忙上忙下。老嫂子的丧事处理完了，父亲也累到了，听堂嫂说他躺了整整一天，到傍晚才起来吃饭。父亲爱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爱族中每一个亲人，他把生命献给了他所爱的每一个人。
迁坟
父亲的墓地选在了他曾经侍弄过的菜地里，他生于斯，长于斯，在这片土地上成家，在这片土地上劳作，这里是他最好的归宿。然而，我心里隐隐有种担忧，老家的城镇化改造已经起步，父亲的墓地也不知能睡多久。
老家和市区隔河相望，被誉为淮河边上的浦东新区。拆迁风一阵紧一阵松，区里、镇上、村里多次派人来丈量宅基地。紧挨着国道的第一排房子拆了，过不了多久就会拆到位于村中间的老宅。
父亲走了，老宅也荒了，院里杂草丛生，厢房的瓦也逐渐脱落，屋顶也有了裂缝。正房小楼的水泥栏杆露出了里面的钢筋，葡萄架倒了，无人看管的丝瓜爬得到处都是……我把父亲使用的各种农具送给了堂兄，小院显得更加空旷，更加衰败了。
我希望拆迁的速度慢一些，再慢一些，或许是经融危机的影响，父亲刚走的那两年，拆迁停了很长一段时间。可是这两年随着城市大建设的工程的实施，老家那些农家小院加上菜园统统打包卖给了开发商。
老宅没了，父亲的墓地也没了。去年暑假的一天，堂兄打电话给我，说父亲的坟头被路过的工程车损毁了一角。我和妻子急忙打的回去，到了墓地一看，围墙已经拉了起来，几个月前的菜地长满了半人高的野草，满眼荒凉，父亲的坟头隐没在杂草中，旁边还有清晰的车辙。我当时很气愤，开车的是镇里的人，听说要给开发商清理场地，可是本乡本土，乡里乡亲，事前就不能贴个告示，通知一下吗？当然，我惹不起这些武装到牙齿的家伙，据堂兄说前两天旁边邻居因拆迁纠纷，被人砍伤，送进了医院的ICU，生死未卜。
我当即决定迁坟。这对父亲是残忍的，虽说还在这个城市，可是那里毕竟不是自己的老家。在故乡生活了一辈子，死了，还要背井离乡。城镇化，就是要把人的根，连根拔起吗？从此，我们都成了无根的人。
迁坟那天，是暑天里难得的清凉天，前面持续了一个多月三十几度高温，坟土被晒干了，硬的像石头，几个同族亲戚累得满身是汗，我知道那是父亲舍不得离开自己家啊！棺椁打开了，风水先生取出父亲的骨灰袋，交到我手上。捧着父亲的骨灰，我欲哭无泪，心里像刀绞一样，这是怎样的时代，竟然冷血到跟亡者争地。
从早晨天就一直阴沉着，直到把父亲送进公墓，都没有下雨。可是，等我们回到家时，夏日的暴雨铺天盖地，横卷而来……是父亲生气了吗？还是父亲在流泪？
对不起，父亲，儿无能。
编辑：秦人
|
|
|
|
|
|
联系/合作电话：189667303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