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奶奶

　　她的姓名叫郑炎英，但极少有人知道。

　　上世纪初她出生在重庆江津乡下，因为重男轻女，出生后被遗弃在田边。数九寒天，几小时后已冻得发紫，哭不出声了，幸被吃斋念佛的大伯娘看见，捡了回来。

　　贫苦中她长到22岁，嫁给了一位青年农民，育下两儿一女。丈夫比她小两岁，夫妻恩爱，生活似乎有了温馨。不幸的是丈夫一天劳作全身大汗后淋了冷雨，发烧继而转为肺炎，很快离她而去。那时她还不满28岁，拖着3个小孩，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小儿子送给亲戚后，因穷病交加，3岁多就夭折了。不得已她又冒着烽火带着一儿一女从乡下到重庆觅生，女儿又在日寇重庆大轰炸的校场口惨案中丧生。

　　长子成了独子，成了她惟一的希望。怕儿子受气，所以她年轻守寡，到重庆利群银行汪协理家当佣人，抚育儿子长大。

　　熬到了日本投降，熬到了新中国成立。新生活在眼前展开。儿子当了工人，当了团支书，又当了公方代表。她也进扫盲班识字，白天在中药材公司当工人加工药材，晚上到街道纳鞋底支援抗美援朝。随后又是轰轰烈烈的大跃进，是饥饿的1961、1962年。灾荒中她被辞退，回家当家庭妇女。1963年，我呱呱坠地，她很高兴，说：“长孙当幺儿。”对我疼爱有加。

　　从小我就和她一个床睡，直到9岁左右。她摸着我的小脚丫说她小时缠脚的痛楚。我7岁上小学起她就鼓动我找女朋友，叫我把女同学带回家让她看。

　　在我的印象中，她一直有严重的哮喘，入冬即发，夜里拉风箱似的不能入睡。我牵着她的手一起去拔火罐、刮背、针灸等等，还用了诸多偏方，如喝我小弟的童子尿、吃红茶菌等等。还清楚地记得7岁时陪她去远郊的一个部队医院看病，要经过一座吊桥，第一次我不敢过，她牵着我，第二次我跑在前头，第三次我觉得好玩有意晃来晃去，她站不稳，抓着吊绳干着急。

　　家务事她全包了，每天早上6点就去公园和老太太们一起练甩手功，顺便捡些干树枝回家烧灶。有时一大早就去排队买菜买豆腐，记得一次她天没亮去排队买不要票证的肉骨头，到10点多钟，天降大雨，水漫过了街沿，父母又上班去了，我趴在二楼的窗口，看她穿着阴丹士林蓝的中式对襟衣服，在雨中一拐一拐地挪着小脚回家。

　　我们三兄弟经常惹她生气，也许听力不大好，她的呵斥声就很大，我就用刚从书上学的成语大惊小怪来形容她，她听了更火，说你们才是妖精妖怪。

　　三楼的大毛哥哥因患心脏病去世了，他的父母是“右派”，在农场劳改，家中没有大人，她张罗给逝者穿衣收拾。那时乡下穷，每年春节前后都有很多穷亲戚到我家里来寻求救济，一次妈妈因为捉襟见肘的无奈给了一个亲戚脸色看，亲戚要走，她哭着拉住不让走，我在旁边跟着哭。那时我家住在一个有十来户人家的大杂院里，收信收电费等极琐碎的事，她总是认真地揽下。

　　她识字很少，但表达却很精彩，看见我们小孩打闹跑热了脱衣服，她就说：“你们和唱戏的一样，一会儿穿了脱，脱了又穿。”形容我们偷懒，是“老者唱戏，光说不做”。冬天她给我们唱“一九二九，怀中插手；三九四九，冻死老狗；五九六九，隔河望柳……”

　　她很精神，头发永远梳得光光，衣服、被单洗了都要用米汤浆得挺括，她很瘦，但眼睛明亮，顾盼生辉。

　　她笑起来时，皱纹一圈圈在脸上波浪般展开，眯了双眼，极慈祥的样子。

　　有时我耍小心眼，玩小花招被识破，或者与弟弟们争小利益斤斤计较互不相让时，她总是摸着我的头，看着我和蔼地说：“三贫三富活到老，做人还是忠厚老实一些好。”

　　我从小在父母面前没撒过娇，总是很累地按要求做两个弟弟的榜样。但在她面前却完全放松，上大学了，读研究生了，回家的第一件事也是找她撒娇。回家轻轻放下行李，偷偷从背后捂住她的眼睛，她很高兴：“我的大蛮回来了。”

　　小时犯了错挨父母打骂，她总是挺身护犊，不问缘由。又呵斥父亲，小时你干了几多错事，使父亲心虚气短，败下阵去。

　　她的眼睛明澈，对我真是无保留地信任，信我所干的，干我所信的。我的成绩先向她汇报，我的喜悦先与她分享。

　　她目光灼灼地看着我，最好的赞扬来自她口，最大的温暖来自她手。她的鼓励使我不敢懈怠，她的期盼使我自惭形秽。

　　由她我常想到我们的教育，父母之于子女，老师之于学生，上级之于下级，是不是该少一些苛责，多一些鼓励？冀可使后生少些许自卑，添几分自信？因为温暖来自宽容，最大的动力和责任来自无保留的信任。正如民谚所谓“好孩子是夸出来的”。

　　初三时搬家到四楼，她就少下楼。后来我们三兄弟都上了大学，她更渐渐足不出户。每次寒假暑假回家，我们都搀扶她上街，去看电影，去照全家福，那是她最高兴的时刻。

　　“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她的眼睛不复清澈照人，她的牙掉了很多，嘴瘪了，只能吃稀软食物。

　　1984年我大学毕业，第一次领工资就给她做了一身新衣，第二月给她镶了一口新牙。有新牙她吃得多一些，身体也好一些了，白发甚至转青。

　　1990年我研究生毕业，辗转深圳、海口。每年只有春节回家十来天，而她冬天哮喘卧床的时候居多，但挺过冬天又能下床。

　　1991年春我写了第一本书《中国股票市场》，她看着书上我的照片高兴得合不拢嘴。

　　1992年春节前，我回到家里。她依旧卧病在床，一天下午3点多，我在书房看书，妈妈在忙过年的家务。

　　突然，妈妈惊慌地推门叫我说：“奶奶可能不行了，你快看住她，我去叫医生。”我放下书本，抱住她，她闭着眼睛，很安详但已没有气息。我呼唤，没有回音，我抚摸她的身躯，由温热逐渐到冰凉。

　　之后是悲伤，是守灵，是追悼，是送葬，似乎在她被推进烈火熊熊的焚炉的一刹那，我才明白她真的已离我远去，一去不回，背后再也没有她殷殷的目光。

　　1992年春节刚过，恰小平南方谈话后，海口是如火如荼的疯狂。办完丧事已订不上重庆直飞海口的机票，傍晚，飞广州的机舱外残阳如血。连夜乘卧铺车去海口。车上放着张行的歌：“你曾经轻轻牵着我的手，踏过草地走过山坡，你说那青山永远挺立，绿水它不会停留。人生需要努力和奋斗，不要向失败低头……为何你走得匆匆，来不及告诉我，来不及告诉我你就走。人生的道路永远无尽头，经得起失败的折磨，为何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牵不到你的手。”我一直排斥流行音乐，而此时此刻的歌曲却排山倒海地把我淹没，在随后的无声的深夜里，我泪流满面。

　　回想自己的童年，回想她的点点滴滴，黑暗中我任凭泪水纵横，却不抬手一揩。

　　以前从书报上电视上见过几多死亡，一些情节，一些数据，一些画面，似乎无动于衷，事不关己。直到此时，最疼我的人走了，当她的音容笑貌成为记忆，当再无处可以撒娇，当再无慈爱的眼光把我追随，我才痛入骨髓地切切实实地理解“死”的含义，才真正知道生命是多么脆弱。

　　我的人生观从此有了大的转变。

　　父母按她的生前愿望，把骨灰带到乡下与爷爷的墓合葬。1998年我从北京到重庆工作，春节携妻回乡扫墓，买了很多鲜花瓣洒在她的坟头上，又放了长长的爆竹以驱秽气，又用红漆仔细地描了墓碑上的字，以寄哀思。

　　前些年时常梦见她，梦中她和我说话，她影影绰绰地走动，她目光拳拳地看着我……仿佛她还陪伴着我现时的生活。

　　记得还在我十多岁时，每每冬天看到她喘得接不上气，就计划在她去世后一定写篇文字悼念她；我曾想过带她乘飞机去看大海；曾想过戴上博士帽让她坐在中间照全家合影；曾想过在她的葬礼上点一千支蜡烛，不放哀乐而重复放贝多芬《第三交响乐》第三乐章中激昂向上的一段……然而这些都没有实现。

　　最近翻看她年轻时的照片，我似乎第一次惊讶于她的光艳，在发黄的颜色中，散发着青春的光芒。如一首诗所说：“她镇定而坚决，像经过过滤的早晨，昂扬散发着芳香；像一湖水宁静而生动，我知道她曾是天上的一颗星，从春天开始，再到云飞烟灭。她的眼神中没有一丝惊慌，她已经永远不会再来，只是将声音留给了时光。她完成了一朵花的展现，一粒种子的过程，像一片云和一个精彩的梦。”

　　她好久没来入梦了，有时我想自己是不是被生活打磨得麻木不仁了，是不是开始老了，甚至有了“杜鹃声里斜阳暮”的寂寥之感。昨夜，我又梦见了她，梦见她在对我笑，我最熟悉她的慈祥的笑容，猛然醒来，看见窗外点点的繁星，整个天空都是她灼灼的目光在凝视着我。

　　“做人还是忠厚老实一些好。”耳边又轻轻响起她亲切的声音。

　　她是我最亲爱的奶奶。

　　今天是正月初十，是她的百岁生日。

　　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姓名，因为丈夫姓胡排行第四，年轻时人们叫她胡四嫂，又叫胡四婶，又胡四婆，胡婆婆。为别人，为家庭她一生辛劳。她默默地奉献自己，从未希冀回报。她是旧时中国普通女性的一个缩影。然而，正是这千千万万个普通的母亲和奶奶，给了我们温暖和力量。她们永远不会成为舞台上的主角，她们是平凡甚至是渺小的，渺小到几乎没人知道她们的姓名。但她们又是伟大的，因为她们给了我们无私的爱，她们是我们漂泊心灵最后的归宿。

　　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写道：“临邛道士鸿都客，能以精诚致魂魄。”

　　我的思绪能达到您的灵界吗，奶奶？人生能有多少路程，那些路程您牵着我走过；人生有多少日子，那些日子我曾依靠在您身旁。如今没有您在，我的伤痛由谁抚慰，我的辉煌有谁共享。

　　如果真有来世，我愿再做您的孙子，讨您更多的欢心，慰您更多的荣光。

　　安息吧，奶奶。

　　                               二○○五年正月初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