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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准备带上门锁的时候，楼道里突然响起了高跟鞋后跟敲打地面时那种特殊又常见的声音，无形的阻力扼住了我拉着门把的手腕，无计可施，接着是一阵急促得像踢踏舞步的上楼声，我自觉地垂下眼帘，等待命令结束，抬起头的时候，我还是只看见了一个女人的背影：蓝紫色的丝巾搭在她微卷的发间，垂下一角，风衣的米黄色在感应灯眨眼的橘黄里像极一片秋天里熟透的麦子，她是田埂上飞来的蝴蝶，然后用双翅的一面背对我，消失在侧身入门后。
和同事在酒吧喝得烂醉，搞不明白同样是酒精和水的混合物兑在一起后居然能使出始料未及的麻醉功效，就像熟稔这里的他们与我相遇后，更加夸夸其谈，妙语连珠的化学反应。他们泛红的面颊里盘旋着我喷吐上去的酒气，一如不断闯入我鼻孔里的味道，舞池里不断变幻的光色并不能取代夜晚赐福的黑暗，一扇上下开合的白色石门在酒吧驻唱舒缓但不舒展的嗓音里洞开了心房里无数猥琐或忧郁、豪气或乐天的角落，不过结局是相同的，不醉不归。看不见她后，我转回屋里，把身子挪进沙发，廉价的坐垫神奇地包裹住火烧的肠胃和刺骨的肚皮，在麻醉中不知不觉拉开的二者渐渐恢复到酒醉前恰当合适的位置，稍稍好过一些，窗外的声音才在我的耳朵里渐渐清晰起来，不时沿着沥青路面划过的引擎声给一盏盏鲜亮的车前大灯擂起战鼓，闯进屋子后却显得惨淡和虚弱。电话突然响了起来，迷糊的视线里一串电话号码，因为担心一接就会掉去十几块话费，直接按掉，然后呼呼大睡。第二天早晨点开手机才发现，原来是母亲的电话，回拨过去，母亲说昨晚早些时候没能联系上我，所以夜深了也还在担心。我解释了一番，互道平安后准备上班。
这是我来到这座城市第二个礼拜的第一个早晨，抱着只要离开便好的心态，我从那座厌烦的城市来到朋友的工作室。房子是朋友提前帮忙租好的，并不大，足够容纳我和我的几个箱子。来后的第一个星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工作，除了和新同事互相认识，就是熟悉工作室一些基本的工作状况和资料。相比来讲，工作之外的时间倒更让我感到疲惫，朋友不顾我谢意和反对，拽着我在城市的各处走走逛逛。直到一天我用狐疑的口气质问他哪来那么多空闲带着同样是男人的我逛街时，他回答我说：“我还不知道你，要你自己主动了解一下新的环境估计比让恐高你站上十米台跳水都要不可能吧。我可不想一个月以后接到你因为想买包泡面又苦于找不到便利店的电话。”我当时开玩笑地附了一句，“还真为我着想，可你觉得我会在一座城市里待很久吗？”，朋友叼着烟卷的嘴里突然吐出大量的二手烟，似乎花了很大的力气，然后轻轻地回了一句：“谁知道呢？”
捣腾好头发和胡须后，我戴上那副镜片已经很久没有换过的眼镜拉开房门。高跟鞋的声响又一次想起，和昨晚我关门时它钻进来一样，现在我打开房门，它也跟着溜下楼去。一件天蓝色羊毛衫，配上淡粉色长裤已经转过楼梯的拐角，稍迟一些转过去的蓝紫色丝巾和蹦跶的下楼声——我还是只看见了她的颜色。
公交车里的位置正好坐满，记忆里上一座城市的早班公交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空旷过，这里各就其位的安逸首先让我心满意足了一番，虽然前头砸吧嘴的小学生那时不时飘来一丝肉馅的味道，但这总比起一大清早就要和一群陌生人相互接触，嗅到各种化妆品混杂在一起强上许多。另外，上一座城市的早班公交又绝对不能让我在空旷的视野里看见前头是背着书包的孩子，和后头是拿着把太极剑归家的老人。晨曦从一侧的车窗漏进车里，两旁被秋风收走多余毛发的绿化树往车里投下一段接一段形态各异的影子，不断逼近的工地，耸入的打桩机被金色的阳光淹没了本身。我坐在安静的位置上，没找着什么事情好做，思绪在脑海里自由地漂游，有关于那个女人的印象不断冒了出来。
最初意识到她的存在发生在整整七天前，刚搬进新暂住地的我并不满意房东保证的纤尘不染，但口里却不断给房东耳朵里灌进一些很满意、再好不过了、谢谢你之类的幻听药，毕竟借着朋友的朋友的关系，租金是很便宜的。房东走后，凝固在脸上的满意因为本性难移，转眼间便被龙头注满的一桶桶自来水冲淋掉。大扫除的战火从每一块瓷砖的表面继而燃烧到家具间的每一道缝隙，最后剩下制高点上龟缩一隅的阳台玻璃。不过，被孤立无援的玻璃没能让我占到多少便宜，反倒成了最顽强的抵抗。上一位房客大概是一位涂鸦爱好者，在左边的玻璃上绘了五个稀奇古怪的天使，五个天使五种颜色，唯一相同的是地方是模仿丘比特的那对弓箭。金色的天使最符合我对天使的认识，每一处线条的勾勒与古典绘画里天使的形象如出一辙，圆滚滚的四肢透着亲切而神圣的美感。金色右边的是一个粉色的天使，没有金色的浑圆，但头发却被拉长到腰际，还缠绕了一圈，与婴儿的形象相当不搭调。另外的三个分别用的是蓝色，墨绿色，黑色：蓝色的躯干比起其他几个明显要高大一些，而墨绿色和黑色则比粉色还要纤瘦，两者的动作张幅却形成鲜明的对比，墨绿色将双手畏缩地凑在胸口，黑色则张开四肢，透着一股拥入什么的气势。不过，这些观察都发生在我把他们洗刷得有些模糊之后：当时我凑在玻璃前抹洗，颜料应该保留了很久，不溶于水的特性费时费力，就在这段时间里，我在五个小家伙围成的中央突然发现了一个奇妙的东西，紫蓝色的丝巾。有些惊讶地盯住了一会，丝巾缠着头发绕成一圈，打结的地方自然垂下两片角落，像是两片翅膀，在头发的牵引下规律性地上下扑扇。我侧过身子，绕过天使的颜色，原来一个女人正在隔壁阳台上晒衣服，有些贴身的T恤装点出她曲线姣好的后背，蓝紫色的丝巾束在波浪的尾端。我的目光又回到刚刚发现丝巾的地方，大扫除的擂台变成了大发现的舞台，我饶有兴致地打量了这幅画作一番，明白了五个天使排成五角星状的秘密，和我的邻居是一位女士的事实。
接下来四天的每个早晨，她几乎都同时和我出门，但令我失望的就是这个该死的“几乎”，它给“同时”的前头加了个约等于。我知道这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上班时间相同导致出门时间相同的相遇实在没有什么搬上台前的必要不是，我也是如此劝告自己不要像个偶像剧年龄的编剧那样花痴，但心底就是有些淡淡的情绪鬼使神差地希望发生这次偶然。周末的两天我在屋子里休息，到阳台上透气的时候总会时不时注意一下左边的窗户，几件女人的外套在晒衣杆上轻摇地垂着衣袖。
算起来，昨晚应该是我最有机会看清她容貌的一次，但我居然不争气地像个羞涩的大男孩一样低下了头去，噢，天晓得我在干什么，撑着下巴的手指在面颊上自觉得划了划，苦笑了一下。
公交刹车时候巨大的惯性把我的身子重重地向前一倾，工作开始了。
朋友的工作室主要从事动画制作，兼顾了一些广告设计，已经上演的几部动画电影惊喜地大获成功，被一些保留着大字报习惯的媒体标题以“国内动漫的未来”。我决定投奔他之后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他准备用什么车来接风老朋友，他在电话的一头笑了笑道，本来想用自行车，但无奈你的行李和个头找不着合适的，只好用出租车了。然后我取笑他居然这样对待老朋友，朋友叹了口气说，钱都已经投到下一部作品里了，他对这些钱的收益并不抱太大希望。
印象里从事这行当的人都有着丰富的想象力和敏锐的感受力，一礼拜里，和同事们闲聊时候总会欢笑不断，十分惊讶他们的脑神经是如何诡异地能将一个点编织成一张网。然而，每次笑过后却还是会发现其中总是少了些什么，就像一篇辞藻华丽的散文，酣畅淋漓的欣赏后什么也没剩下来。而当我冒出搜寻那份缺少的东西的念头时，就会感觉到他们自觉或不自觉跟我拉开的距离，冷眼旁观的距离。我向朋友提起这一点，他摇着头告诉我这就是他极力拉我入伙的原因：他梦想把自己的工作室带向世界，可是运作到现在却发现，精明的团队越来越后续无力，这种无力并不指没有业务，而是每次作品完成后心里都觉得缺了什么，而且，现在的团队拿了太多的人民币，像是不知道什么叫做世界货币了。当我提到他前段时间广受赞誉的几部作品时，他无奈地表示，那几部作品在国内出类拔萃，但这不过是挂在藤上的丝瓜嘲笑长在地里的冬瓜，指不定哪天就要跌到地上，摔成个稀巴烂。
按照惯例，工作室每周一都会开一次工作大会，看起来有些不太严肃，主干成员在一间不大又满是稿纸的房间里边喝茶边讨论将要开始的工作或正在进行的工作。不过讨论本身还是正经的，今天将要讨论的是一部全新动画片的开拍。作为空降的艺术顾问，我自然会受到一些同事的揣测，上一周我没能参与具体的工作，大家也只好持着一种友好的观望。开会的时候，朋友首先和同事们讨论一组我根本不懂的专业问题，我不断插入其中，把门外汉的身份自首得干干净净，这当然引起了更多怀疑的目光，大家对于我这个顶着“引进人才”头衔的顾问窃窃议论起来。最终部署的时候，朋友突然地点名要我编写剧本，这嗡嗡作响的疑问猛地放大成喧哗的噪声和审视的目光。不止如此的，朋友还附了一句“一切的工作都以顾问的剧本为中心，并且提出，此提议无被否决权”。惊讶和不解同样一个一边钻进我的脑袋里时，只是互相道了一句，“嗨”，“哎”。
上个周末，也就是昨天，他已经做出了决定。
一大早我刚迷迷糊糊醒来的时候，他的电话便很好的给我脸上淋了一盆凉水，“喂，我待会要来拜访你。”我用崩溃的语气调侃道：“你不会是被嫂子大清早赶出门的吧，大清早哪来的雅致啊？”他笑了笑说：“是要和你谈工作的事情。”“那好，你三十分钟之后来吧，我收拾一下。”但等他到了后我才知道学美术的这厮肯定没有学好语言，用词一点都不专业，与其说是和我“谈”工作，分明就是给我下命令的。
“这部动漫我很想做好，做得比以往都要好。”，他进门脱鞋的时候就这么说。“那你说说你的想法呗。”，我看了他一眼，没有继续说话。“其实我自己也没有什么想法，如果有的话就不这么早来找你了。”我继续行使我作为艺术顾问的职权：“想法都没有哪来的想做？”，他瞅了我一眼：“你不会以为我真的只是让你来当艺术顾问的吧，只顾着问。”我无所谓地扬了扬手，给他倒了杯水。他走到阳台边上，这间房子的阳台因为角度问题，只有一个斜截面可以被晨曦照着，他在阳光里，身后托着一个断了的长长的影子，接着说，“恩，不是我不想说，是真的说不出来，那感觉很朦胧，但我觉得它很有被创作的潜力。可能它就是你跟我提到过的那个缺少的东西，但就是因为缺少，所以我找不到，画不出。”“我以前不是和你提到过吗？你不记得了？”。他听到我这么说，眼神里立马放出了疑惑又期待的目光，像是示意我继续说下去。我疑惑地望着他：“你不会是指望我吧？”“哈哈！”，他大笑起来，“就是只靠你了。”我还是有些惊讶地呆住了一会，连忙挥手道：“扯，我可没有写剧本的本事，你知道的，我根本不懂一点戏剧常识，什么人物、场景的。而且你是想写动画，你要我这个童年缺失，青年弱智的成年人来写动画？！绝对会恶有恶报。最关键地还是戏剧冲突，我从来都是个温和的人，不会制造矛盾，又没有想象力，绝对应付不来。还有，要平淡温暖的叙事我也不行。我从小就生活在钢筋水泥砌成的高阁围墙里，没见过山，没玩过水，人生履历也不到而立，写不出那种厚积薄发的大作，还有……”“啧啧啧”，朋友一边用舌头摩擦上齿龈发出声响，一边朝我走来，“这个剧本非你莫属，我是真的想不出还有谁能更适合写它了。不要顾及什么制作啊，资金啊，你只管写，写完了给我。”我刚想回一句“绝对是差评如潮，票房惨淡。”，他甩下一句记得晚上去酒吧，就走掉了。在他离开之前，我大声地补上一句：“那看明天的结果吧，说不定我还没生长就凋零了。”但他已经决定的事，我记得一般很难改变。
朋友拍了拍手示意大家安静：“我知道大家心里的疑问，而且大家对我们的空降顾问不是本来就有各种好奇吗？所以，就让他发挥一次吧。”立马就有人跳出来反对，“我不同意，这是不负责任的表现，我们不能冒着时间和经济的风险去让他玩。”更多的附和接着跳了出来“这会影响我们的整体工作”、“如果他的剧本花费很大却无法交出满意的成果怎么办？”、“会影响我们的声誉”、“他本来就只是顾问，不是总监”、“他刚刚已经显示了他的不专业”，所有的异议中最明显的是作为背景音的“没错”、“就是这样”、“说的对”。
会议室里不同以往的激烈大概已经使外头的同事们面面相觑地猜测了起来。大家唾沫渐渐无力之后，朋友沉沉地讲话，“各位，我们这里是工作室，我只认定画板是我的舞台，如果你们硬把自己当做是银幕上小丑表演的幕后人，我也无能为力，分道扬镳的车头谁能拉得回来呢？总之，我还是坚持原来的决定。”
广场上钟楼的声音响起，大家陆续离开，工作或是成堆地计划中午饭。稿纸堆里只剩下我和朋友两个人。“知道会是这样的”，我说。“呵呵，反正他们也默认了，所以你就按我说的去做吧”从他的眼睛里我看到了命名为空洞的目光，不知道是他本身的还是反照我的。他看了看我，问道：“你怎么打算的？”“呵呵，还不得听我的，你啊”，我笑了笑，隔壁女人晾晒衣服的形象这时候突然闯入了我的眼前，阳光下被紧身衣服修饰的腿、胳膊、小腹，曲线玲珑，亮丽而温暖，但我还是没能看见她的脸盘，一轮过分强大的光晕压迫着我的仰视，将她脖子以上的部分扭曲成黑洞洞的轮廓，我开始极力向那方漆黑里投入颜料，交替出现了母亲在我幼时的样子，第一个被我暗恋的女人的样子，第一个发生性的女人的样子，最终却还是归于一抹黑烟，二手烟的气味开始钻入鼻孔，朋友长长的舒气声提醒我该作答：“我想我差不多该走了，但时间还未到，走之前我会把剧本交给你的。这期间我不会再出现在这里了，不过你记得给我发工资啊。”朋友的嘴变成了一个喷壶，不断吐出大量烟雾，抽完最后一口后像在纠葛一块牛皮糖一样扭断了烟蒂，朝我摆了摆手。
没想到自己一个礼拜刚待满就被驱逐了，尽管这符合我的意愿，但还是不舒服的。出来的时候也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我想朋友应该能处理好这些不愉快，就算他处理不好，我的瞎掺合也只能画蛇添足，所以故作轻松地离开了。
回出租屋的公交上，更多的位置被空了出来，却无法让我萌生来时的满足感，因为这像极了上一座城市在早班高峰低潮后的状况。车里的音响播放着摩托车尾巴上经常响起的音乐，塞起耳塞也不堪其扰，只好静静的旁听一下车内车外的喧嚣。然而，除了那座打桩机沉闷的声音外，剩下声响都嘈杂不清，音质破损。
我打算的一些支离破碎的片段尽量拾起，试图把他们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用思绪串连起来，编织成一张羊皮地图，看它会给我带来什么。但这些地图还是没能标识出宝藏藏匿的地点，我不得不把它们撕裂之后，重新缝线。
几周以后，我仍然没能写出我和朋友想讲述的那个故事。他每个周末都和我通一次电话，语气平淡、时间短促、内容家常，与它过分规律的分布毕现了他急迫的心情。我知道不能有急功近利的心态创作，但焦躁的掸子还是撩动了发毛的心头。今天又是刚开了个头便无以为继，越来越涩的笔头把情绪的水分抽得一干二净。屋子像是和外头剥离了一般地安静，没有一台引擎路过的声音，秒针的声音似乎在嘲笑我毫无节奏的踱步，我突然有了一种随手抓起一个东西砸掉挂钟的冲动。然后，我打开房门走了出去。
楼下小店的老板靠在椅背上慵懒地盯着电脑屏幕，我敲敲柜台叫了声“买烟”，才引起他的反应。走出店门的时候，几个小学生结伴从夕阳里走来，迎面的风把睫毛吹得耷拉下来，他们互相打闹的动作被视线慢放，有个孩子说：“我妈妈讲今晚在郊区的山上会有集会，有很多好吃的。”另一个孩子说：“我妈妈讲是烟花节，到时候会放烟花。”，剩下的一个说：“我妈妈说，今晚做完作业就得睡觉。”然后匆匆远离，我在他们向着太阳的影子里似乎看到了那时候朋友断掉的部分。
我拦下一辆出租车，和司机说去郊区那座其实更像是爬山公园的无名山。据说山本来的名字记载在山脚的一块石碑上，因为常年的风吹雨淋，又少有人维护，所以碑文渐渐被磨掉。后来为了发展旅游，市政府生扣硬挤地将这里作为重点建设项目，却发现它居然没有名字。一筹莫展之际，有人踢到了山脚下那块看不清字的石碑，于是建议道就把它叫做无名山，奇思妙想赢得了一片赞叹，被人们遗忘多年的石碑现在孤零零地躺在山里的纪念馆里。
小学生从妈妈那听到的话没有偏差，今天是这里过去一年一度的火把节，现在的烟火节。山里开辟出来的大道两旁列满了贩卖小吃和小玩意的摊贩，像赶鸡群进笼子的老人一样尾随在小孩的屁股后面，钻进左边的摊子，又窜进对面的人潮。一些表演小绝活的演员零散地分布在临时搭成的舞台边上，没有主持人和聚光灯，倒也被许多人围城一个个小圈，不断传来喝彩声。等到舞台上的的剧团开始表演那些其他地方一样常见的节目时，小绝活的演员们和观众自觉而神奇地融成了更大的一个圈，包围住舞台后默默地听不见掌声。
我没有兴趣汇入这团漩涡，这座城市的节日对我来说也没有太多的意义，继续往前走着。卖旧货的摊子上一台掉了几块颜色的转盘电话机突然停住了我的脚步，我蹲下来饶有兴致地打量起印象中八十年代后渐渐消失的古董，0到9的十个数字曲成一个完美的圆，话筒横躺在圆上头的地方。不留意地，一个女人在我身边也蹲了下来，问我：“你也很喜欢这台电话机？”，声音柔而不弱。我不想回答陌生人的提问，准备离开，却突然瞥见了那条隔壁的丝巾，飘在发间的蓝紫色。“恩，小时候外公家里有一部一模一样的电话。”当然，这不是有问必答的回应。
小时候因为母亲上晚班的缘故，我经常被外公接到家里吃晚饭，睡觉，外公家没有什么玩具，一部坏了的转盘电话机便成了我唯一可玩的东西。我最喜欢从数字0的地方拨到底，因为那样才能听见最久的“铃铃”声，然后又会欢快地再拨一遍，再拨一遍，外公和外婆晚上看电视的时候，我就在一边一个劲的拨转盘。外公弯下老腰溺爱又好气地问我干嘛这样，我捧着电话机到他的面前笑嘻嘻地说：“好玩，好听呀，外公也拨拨呀……”，外公呵呵地笑着，摸摸我的头，然后摇摇头留我继续。大了几岁之后，去外公家的时间也少了，有次问外公那部电话到哪里去了呢，外公望着窗外说，没用了，丢掉了。
我又接着有些怀念地回忆了些外公和我之间的故事，她静静地在一旁听着，然后朝摊主递过去几百块钱把电话揣进怀里。老板是大概六十岁的老人，看到递过去的钱变得有些惶恐地说：“唉，姑娘啊，这东西坏了，早就没声了，如果你想图个新鲜把它当个玩意玩给五十块钱就好了，这东西不值得这么多钱。”她笑着说：“大爷，它哪里值这个价，您只管拿好钱。”
“你准备去哪呢？”，她站起来问还蹲着的我。有些尴尬的我站起身，说：“恩，准备到山顶上去。”，“那正好，一起吧。”上山的路也被整理得一阶一阶，即使是漆黑的夜晚也能够拾级而上。夜里，风和叶的纠葛声渐渐淹没了山脚下音响里敲打耳膜的声波。我心里不断揣测她到底是不是我隔壁的那个女人，确定和否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跟着一个倒下。
山的海拔不高，登顶之后的视野只有城市通明的一角，比起上一座城市让我置身于外的霓虹显得暗淡许多，然而，无论哪里都没有现在头顶上一片星辰来得亲切。我问她：“你也喜欢这样的电话吗？”“哈哈，我还以为你变哑巴了呢。”，我突然觉得她的眼睛把那层苍白的月华都灵动出了光泽，“恩，小时候住的院子里也有一台这样的转盘电话机，爸爸那时候经常出远门，等到每次和他通电话前，我总会很紧张地托住会传来爸爸声音的话筒把，妈妈在一旁拨动号码的时候，转盘的每一声回转都悦耳得让我吃惊呢。”“恩，真遗憾，我从来没有从它那里听到过传来的声音。”她笑了笑说：“院里的邻居们都用它跟出行的家人联系，每次看见有人准备拨号的时候，我就会凑过去听那几声转盘回转的声响。如果有人在转盘转回之前拦了下来，拨下一个数字的时候，我就会满脸的不高兴，然后生气地走开。哈哈！搬家之后，自己家里就有一部电话，是按键式的，按起来挺方便，不过，我再也没能听到那种声音了。”
“恩，没用了，丢掉了。”，我蓦地念出了外公当年和我说过的话。“不过等到今天看到它的时候”，她冲我摆了摆怀里的电话，“我突然就觉得找到了一件多年寻找的东西，不知道你是不是也这样感觉的，那种声音清晰地在耳朵边响了起来，失去了一次的落寞，第一次相见的美妙，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熟悉，好奇怪的感觉，让我又兴奋又迷惑。”
像她口里的“突然”一样，我知道我和朋友想写的东西是什么了，朋友的朦胧恐怕就是蓝紫色丝巾女人口中的“多年寻找的东西”、“失去一次的落寞”，还有他没能得到的“第一次相见的奇妙”，“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熟悉”。我兴奋地对她说：“谢谢你，谢谢你，我知道我要写的东西是什么了。”我哈哈大笑地望着天空，星光闪烁着回应我的笑声，一如女人拨动转盘的声音，铃铃地飘向天空，勾着我的思绪在星辰间连起一块蓝紫色丝巾边角的轮廓。“很美，对不对，像古典的舞，琵琶的曲，还有雪莱的诗，放翁的词。”，我激动地盯着她的眼睛。她微笑的嘴角被风带起发丝，点了点头。
我终究还是没有问过她是不是我的邻居，因为我的眼睛里突然出现了遍山的火把，绚烂了漫漫一个山头，火焰熊熊的苗头像是在和满天的星星问好，清冷的星辰在被染成红晕的天际烁烁发光。接着，火把又迅速熄灭，连一点燃烧的痕迹都寻找不到，没有残余的烟味，也没有剩下的木棍，一切都是我的幻想，被那段小时候的铃铃声唤醒的想象，失去了火把的星星恢复它孤冷的色彩，在模糊的天际弱弱微光，如同被放逐的孩子，希望家人的怀抱，又恐惧淹没的自己的双臂。我突然意识到那条蓝紫色丝巾对于我的意义，与那女人是不是我的邻居毫无关系，它的意义在于它的颜色，飘动在阳光与微风，还有一个女人的脑后的时刻，给我视觉的冲击，带动心灵的神往，是的，就是这个，我目前似乎还无法完全表达的东西。
深夜，家里依然寂静，成了我最好的创作环境。小男孩从小就爱听收音机里的声音，尽管他并不知道里面叽叽喳喳地说着些什么，后来的一次的车祸夺走了他的听觉和收音机的功能，但他一辈子都把收音机挂在胸前，无论家人如何劝告或暴力地抢夺，他都死死地守住收音机，直到死去。
故事很简单，我发给朋友之后，告诉他怎么改就看他自己的了，而我自己则要离开了，因为我也想把故事弄得更加清楚。
第二天朋友回信的时候，说了一声，“我知道了，很棒的故事。”
一次翻看杂志的时候看到了一位画家的访谈，当然，那不是我朋友。在采访中，他提到自己年轻时候在自己租住的房子发现隔壁的女士喜欢在头发上束着一条蓝紫色丝巾，就是那条丝巾激发了他的创作，为了画作这条丝巾，他观察了许久，找到了一个绝佳的位置画下了五个各用单色的丘比特，金色是正义、理性的自我要求，蓝色是追求、坚持的情感，粉色是浪漫、柔情的象征，绿色代表着自卑、怯懦，还有一个是黑色，欲望、自私。
编辑：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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