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路上不断与“五四”对话

    小时候，家中书桌上放置着鲁迅的石膏像，父亲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它。有一次，我在玩耍时不小心碰倒了它，石膏像的肩膀上缺了一小块，我赶忙用胶水将它粘好。后来，即使文革中屡遭折腾，它仍然安然无恙。“五四新文化”深深地影响了我父亲那一辈人，也影响着我。
    十年文革，“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家中藏书颇多，且新文学占主流，让我得以从一个特殊的角度阅读、欣赏、接受鲁迅与新文化，也奠定了我的知识结构。
    1978年春天，我进入大学，“五四新青年”成为了我们那一代学生的模仿对象。我们大谈新启蒙，办杂志，思考中国的命运。
    1982年春天，我开始念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论白话文运动》，针对时人多从反封建等思想革命立论，从“文学形式的革命”入手，探讨“五四新文化”的意义，当时我在结尾写道：“这种文学形式的革命，距离拉得越开，考察的范围越广，年代越长，它的历史功绩就越明显。”
    此后，我便开始不断地与“五四新文化”对话……

 走出“五四”

    1993年，在北大中文系“纪念五四学术研讨会”上，我发表了题为《走出“五四”》的演讲，大意是说，“五四”所建立的学术范式，虽曾发挥很大作用，也产生若干流弊。可即便如此，我还是不敢“遗忘五四”，理由是：
    “五四”那代人迫于时势，采取激进的反传统姿态，现在看来流弊不小。今日反省“五四新文化”（包括学术范式），我想，不该再采取同样的策略——尽管那样做更有“轰动效应”，也更能引起传媒的关注。除了学理以外，我只提“走出”，而不敢轻言“决裂”、“超越”或“扬弃”，固然包含我对“五四”那代人的尊重与理解，更重要的是，意识到“路漫漫其修远兮”，实在没有口出狂言的勇气。这一点，与我选择学术史研究作为“走出‘五四’”的桥梁，大有关系。
    基于“希望超越‘五四’者，必须先理解‘五四’”这一预设，我旧事重提，开始以平常心直面那早已被神话化了的“五四”。

重走“五四”路

    1999年陈夏主编《触摸历史：历史人物与现代中国》，此书“总说”即《五月四日那一天》，后才独立成文。此书的撰稿人，除作为主编的我和夏晓虹外，还有王枫、郑勇、苏生文、赵爽、杨早、颜浩等年轻朋友。该书《后记》中有这么一段话，颇能显示其撰述特色：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曾带领包括本书作者在内的若干研究生，沿着当年北大学生的游行路线，用将近五个小时的时间，从沙滩红楼一直走到因被学生“火烧”而名扬天下的赵家楼。一路上走走停停，指指点点，不时以历史照片比照或补充当下景象，让思绪回到80年前那个激动人心的春夏之交。此举说不上有何深刻寓意，只是希望借此触摸那段已经永远消逝的历史。
    没想到，如此低调的叙述，还是招来一阵上纲上线的批判。好在时代变了，人没被一棍子打死，书反而在南方获奖。令我意想不到的是，此书出版后，“触摸”一词竟不胫而走。或许，这得益于其“兼及文史”的风格。此文同时在海峡两岸登场——以 《五月四日那一天》为题，刊于《北京文学》1999年5期；以《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为题，收入《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我在《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的自序中曾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既是潜心思索的对象，也是自我反省的镜子。问学二十几年，经历诸多曲折，‘五四’始终是我的‘最佳对话者’——其具体思路及举措，不无可议处；但作为整体的生气淋漓与丰富多彩，至今仍让我歆羡追慕不已。”

文本中见历史，细节处见精神

    我在2005年北大版 《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书中导言写道——
    人类历史上，有过许多“关键时刻”，其巨大的辐射力量，对后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都必须认真面对，这样，才能在沉思与对话中，获得前进的方向感与原动力。在我看来，“‘事件’早已死去，但经由一代代学人的追问与解剖，它已然成为后来者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料”。对于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进程来说，“五四”便扮演了这样的重要角色。作为后来者，我们必须跟诸如“五四”（包括思想学说、文化潮流、政治运作等）这样的关键时刻、关键人物、关键学说，保持不断的对话关系。这是一种必要的“思维操练”，也是走向“心灵成熟”的必由之路。
    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样众说纷纭的话题，确实是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作为研究者，你可以往高处看，往大处看，也可以往细处看，往深处看。我采取的是后一种策略——于文本中见历史，于细节处显精神。

“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现代中国的命运密不可分。此前80年，“纪念五四”成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件大事，但也不无“走过场”的时候。近年风气陡变，随着保守主义思潮的迅速崛起，社会乃至学界对“五四”有很多批评，对此，我们需要做出回应：并非主张“坚决捍卫”，而是希望站在新时代的立场，重新审视“五四”新文化运动。
    2009年恰逢 “五四运动”90周年，4月23日，北大中文系会召开一次大型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我们是否能有更为坦荡的胸襟、更为开阔的视野、更为深刻的反省以及更为精彩的言说？今日谈“五四”，也是别有幽怀。为自己、为社会；为学术，也为思想。与“五四”对话，可以是追怀与摹写，也可以是反省与批判；唯一不能允许的，是漠视或刻意回避。在这个意义上，“五四”之于我辈，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学术，更是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