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文学作慈善

    一个人有没有慈善之心与他的财富多少没有必然的联系。只要心存慈爱，一个穷人贡献一个铜板和一个富人捐出百万千万是同样值得尊敬的。与比尔•盖茨相比，谁都是穷人，但这显然不能成为人们逃避慈善的借口。作为一个没有实权的小公务员、一个并不富裕的作家，我也有自己作慈善的方式。这就是用我的正义感、用我的知识、用我的勤奋，以及凭此创作的报告文学作品，为群众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鼓与呼。 
    我是农民的儿子，虽然早已成为公职人员，住在了城市，但是仍然对农民和其他社会弱势群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况且自己好歹是个业余作家，在社会大变革时期应该自觉承担一点社会责任。 
    面对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社会热点、难点问题，我觉得自己应该写一点东西。从群众的议论和自己的观察及买药的体会中，我隐隐约约感到我国的医疗改革出了问题，普通群众害不起病，患了病得不到应有的救助和保障，不少人只能在家等死。2003年春，我对药品  价格虚高问题进行了初步调查，觉得问题非常严重，便萌生了写一篇文章发表出去，为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出一把力的念头。 
    我继续作着调查。当我与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群众谈及医疗问题时，他们几乎都能举出看病难、看病贵的实例，但又说不清道不明，都有一肚子的怨气和无奈。 
    由于得在机关上班，我没有多少时间亲自外出调查，而要写这样一个全国性问题，写这样一个重大社会题材，又必须站得高、看得远、知得多。我就找“眼睛”和“耳目”，请亲戚朋友帮我调查，搜集资料。随着调查的拓宽和研究的深入，我越来越觉得，我国医药界的黑幕太令人触目惊心了，中国医疗体制的弊端太突出太严重了，人民群众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看病太贵太难了，他们的愿望和呼声太需要一种诉求渠道了。 
    我不能当一个“麻木的看客”和“沉默的羔羊”！尽管我这个“小人物”的声音十分微弱，尽管涉足这个重大而敏感的领域可能招致麻烦和不测，尽管自己单薄的肩膀难以承担如此沉重的道义，但我还是自不量力地“蠢蠢欲动”了。 
    还算幸运，一篇近3.3万字的《关乎生老病死——中国医疗卫生透视》，在大型月刊《报告文学》2005年第12期头条位置刊登出来。投稿之初，我想这篇作品能刊登出来就算老天有眼了，不料，拙文很快被《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生活文摘报》和几家网站全文连载，《深圳晚报》也在一天以4个版面作了选载。不少读者反映写得好，看了过瘾。 
    一篇拙作被如此高看，我以为，不是因为此文有多么强的艺术性，而是因为我能基于一个人大干部和作家的社会良知，及时、真实地反映了民生和民意，替普通老百姓展示了想了解而又不易知道的内情，说了他们想说而又说不出来的话，那些白纸上的黑字与广大读者的心灵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我体会到，文艺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而不是为少数人说话的。所以，作家的作品要站在群众的立场上，敢于写出大众的心声，这样才能得到大众的认同，才能对社会有所裨益。 
    我受到了巨大的鼓舞。这鼓舞又变成了一种激励、一种鞭策、一种动力，使我投入到更加艰巨的创作之中，陷入了更深的思考中。我的观察和调查被媒体上频频曝光的更为骇人听闻的事例所证实。“最昂贵的死亡”、“天价住院费”、“活人送进火葬场”、“农妇自行剖腹取子”、“壮汉在家等死”……发生在21世纪初的一桩桩关于国人生老病死的事件，令人触目惊心，异常震撼。人病了，可怕；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病了、政策设计层面病了，更可怕。我的判断与不少有识之士不谋而合：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煮成了“夹生饭”——患者不满意，医院不满意，政府不满意；富裕阶层不满意，中等收入阶层不满意，低收入阶层更不满意。然而，疾病像雾像雨又像风，说来就来，无孔不入，让你往往防不胜防，无法躲避。不满意也没办法，有了病还得看。据中国政府网调查显示，2006年群众最关心的十大社会经济问题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如何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连续几年的全国“两会”上，看病难看病贵都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热议和呼声最大的话题之一。 
    我“越陷越深不能自拔”。我牺牲了别人用来休息娱乐、做其他事情的“八小时之外”以及节假日，加快了苦行僧般的创作。2006年春，长篇报告文学《中国之痛》清样稿杀青了。我如释重负。随即印送文友和卫生界朋友征求意见。 
    《北京文学》执行主编杨晓升读了我的清样稿后，给予了热情鼓励，建议我专写一篇反映农民看病难和看不起病问题的报告文学，及时给他寄去。很快，一篇3万多字的《有什么，别有病——中国农村医疗现状调查》在该刊2006年第11期头条隆重推出。2007年，该刊开展了为期一年的“中国医疗改革向何处去”的大讨论。《民声报》也以《症结何在——中国农民看病难大写真》为题，破例在2006年11月30日至2007年8月9日进行了连载。我为此感到十分欣慰。 
    2007年1月，我的28万字长篇报告文学《中国之痛——医疗行业内幕大揭秘》，被中国国际广播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我国第一部立足地方、放眼全国，全景式反映当今中国医疗问题的报告文学专著。在这部著作中，我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生动地反映了民生民意、执法用法情况和民主政治建设等诸多问题。随即，“一部全中国人都应该仔细阅读的书”（封底语）在海内外引起较大反响，《中外书摘》、《西安晚报》等多家报刊转载，其封面被选登于《中外书摘》杂志封面，《中华读书报》、《人民代表报》、人民网、新浪网等近百家新闻媒体予以评介，称其为“中国医疗行业的病历报告”，“如同一把锋利的刺刀插进了医疗黑幕的心脏”。钟南山院士等读者纷纷打电话或发短信表示肯定和鼓励。广东一位编辑发短信说：“功德无量，功德盛强！远超用臆想胡编的故事去获诺贝尔奖！”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张仲文向国家发改委、卫生部等部门寄送的被媒体称为“中国民间版医改方案”，参考和引用了书中不少内容。 
    我暗自庆幸自己当初所动的那个“恻隐之心”。创作《中国之痛》的初衷，是想抓住时代的热点、难点，生动、全面地展现群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看病难、看病贵的状态，反映民生和民意，辩证分析中国医改的成败得失，触痛国人尤其是决策者、管理者的神经，为老百姓呐喊，为当政者建言，促使“中国之痛”尽快解决。因为我觉得，一个重大而复杂问题的解决，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我应该为老百姓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善事。 
    虽然据说这本书引起了中宣部等部门的关注，但我还是担心国家发改委、卫生部等方面的决策者没有看到它。而要解决“中国之痛”，不仅要形成强烈的社会氛围，而且要引起国家决策层的进一步高度重视。于是，我花费了几千元稿费，先后从北京买回几百本书，赠送有关人员，包括国家发改委及卫生部领导、国家医改组、以及《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等媒体。 
    我的医改系列报告文学对于推动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产生了多大的社会作用，这是很难量化的，也是我所无法掌控的。我就像一个农夫，只要精心耕耘了、播种了，没有因懒惰而错过农时节令，就算尽到了自己的职责。何况，近些年国家陆续推出的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政策，已经开始从多方面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并且收到了初步成效。应该说，其中也有我的些许功劳吧！有一次，我与一位读过《中国之痛》的退休干部谈起慈善问题，他说：“你写的医疗问题作品，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说真话，肯定影响了领导的认识，促进了国家的决策，你就是在做慈善工作啊，而且是在作大慈善，受益的人起码好几亿呢！”听了这番话，我的心里还真是产生了几分成就感、自豪感。起初，我还没有把自己的报告文学创作看作是在作慈善事业，至少是认识还比较模糊，经他这一点拨，我的认识还真是明确了、提高了。 
    近年来，慈善事业渐渐进入中国公众视野。虽然民间慈善不断升温，但从总体而言，我国的慈善事业依然落后。是什么阻挡了慈善的脚步？法律保障和制度支撑不够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慈善教育、慈善文化的缺失，也是我们不得不正视的“短腿”。很多人认为，慈善是政府部门和富人的事，与普通百姓无关。还有很多人尚未认识到善行不仅是爱心的传递，也是一个企业社会责任、一个人的生命价值的体现。 
    慈善无界，大爱无极。人们常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智出智。只要你有善心，谁都可以成为慈善队伍里的一员，以自己的方式为社会、为群众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作出有益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