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乡愁一味“偏方”

 随着城乡结构的不断变化，大量的人潮涌进城市，城市的拥挤、庞杂与乡村形成强烈的反差，很多人由此陷入沉思、抑郁，显得沉默寡言，像迷路的孩子，患上了“乡愁病”，这个病也不是药物所能医治，而需要情感、回忆。有着医生和媒体人双重角色经验的吴昌勇恰恰看准了这点，用民间流传的“偏方”，剖析病因，以散文的方式，从心理入手，医治现代人的“乡愁”。

从作者的散文集《偏方》中不难看出，他对乡村有着怎样的认识，他把乡愁进行解剖，分离出乡亲、乡土、乡音、乡情，甚至是与乡村似有似无的各种情感联系起来，看似不经意间，实则是下了真功夫，经过他的解剖，把整个《偏方》做成六十多味“药”，这些“药”既能让读者看到具有宏观意义上的中国大乡村现状，又能触及到微观概念中的小乡村现实，大到中国、西北、陕西，小到陕南、安康、旬阳，甚至自己生长的小村，这样的“乡愁”，不仅对城市，哪怕是居于乡村的人，也能找到适合“病情”的“方子”，从而对症下药。正如他在书的背面所写的那样“乡愁是乡下人代代相传的偏方。小偏方治大病，治我们对乡亲、乡土、乡音、乡情绵绵不绝的相思。这相思，是近乎病态的，什么洋药妙法都不能根治，只有乡下小小的偏方，治我们心头的疼、心头的愁、心头的欢喜、心头的爱恨……”

作者善于用方言、土话表达情感，这与他的生活经历有关，尤其是从事新闻工作之后，他更喜欢对农村现实进行还原，试图以真实的文字反映农村现状，让读者在文字中体会身临其境的感觉。如“麦收后，扶犁浅耕，趁着好天气，在田里挖能容得下三四个拳头大小的土窝窝，横成排，竖成行，两颗苞谷种就着一瓢水粪落窝，然后盖上一捧细土，就算一茬庄稼落种安苗了。待到一场雨后，一窝一窝的苞谷苗不约而同地从田里钻出来，肉乎乎的两片芽尖娇嫩肥硕，让整块田满是星星点点的浅绿。有经验的老农只要站在田坎上望一眼，就知道苗疏苗密，基本能看出来这一季收成如何。《苞谷花》。”这样的文字在《偏方》中举不胜举。如此亲和力的表达，一下就拉近了读者的思乡情感，很多熟悉的农事立刻便浮现在眼前。

任何文体都离不开细节，散文也是这样。散文集《偏方》中有很多细节，不仅耐人寻味，在很多时候还折射出一定的道理。“有些个老年人抱着一大捆玉米秸秆，一路小脚蹒跚，将玉米秸秆放在轨道上，用这种喂养大牲口的方式去给火车补给能量。没成想，火车呼啸而过，玉米秸秆被吹散一地，老人一下子急了，流着眼泪说，火车啊，你可要跑慢点，这么拼命地赶路，不吃不喝的，能招架的住吗？《火车哭了》。”能看的这样细和准，没有一双“新闻眼”是完全做不到的，而作者恰恰具备了这样的条件，从而写出了这样形象的语言。

作者早年写过诗，很多诗在当时还很有影响力，经过时间的浸泡和岁月的淬炼，他更善于用诗歌的意境表达散文的情怀。“大黄牛就这样走了。后来，牛贩子再进村，我们围上去打听大黄的下落，牛贩子说，大黄一路上不停的回头往后看……大黄没有被宰杀，大黄进城后睡了一觉就再也没醒来。《难忘大黄牛》。”诗人的思想具有前瞻性，他们在社会进化中，会以更敏锐的视角来直面生活，观察社会，正是因为这样，作者的散文便具有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近乎诙谐的语言，实际反映的是对社会的拷问，灵魂的追溯，这也让他的散文透露出大情怀，具有深层次社会意义。

人物刻画在散文中屡屡出现，却又是最不好表达的，稍不注意就会落入俗套，显得平铺直叙，在这方面作者倒是拿捏得很准，无论是对亲情的描写，还是对乡村人物的刻画，都具备出一种特质。“近乎一米七的个子，一百二三的体重，走路步态匆忙，多言善语，油光的国字脸好像打了一层腻子，泛出招牌式的笑容，似乎鲜有烦心事。略显油腻的头发梳成偏分，有时，头发长了没及时洗剪，就势梳成大背。也许是有忌讳，乡亲见面打招呼从不喊他杀猪匠，按照辈分该叫啥叫啥，只有在背后谈论他时，才会说，最近咋没见到杀猪匠？《杀猪匠》。又如“大姨个子不高，背微驼、瘦弱、脸色黝黑，总是笑吟吟地，眼睛里满是慈爱和宽容。《大姨》。”这些文字看上去显得随意，细细品味，却饱含着作者深深的情感，这样的情感，往往与作者的经历有关。“可能是父亲去世的早，从小就缺少父爱，也可能是岳父善良正直，为人随和，在我第一次见到他时，尽管矜持地喊他叔，但是在心里我认定他就是我的父亲。《岳父》。”这些不能说出来的“秘密”，作者却能通过文字反映出来，足见其内心的善良和真诚。

当然作者的“偏方”在一定程度上能暂时缓解离乡人的“乡愁”病，带给人心理上的还乡，但任何事情都不是全面的，《偏方》也存在一些小的瑕疵。不过，我坚信，吴昌勇定能让足迹遍及乡村的各种角落，以手中的笔和眼睛，带给读者更多的惊喜。

（来源《安康日报》2015.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