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的言说

  泰初有言。

  上帝说，要有光，于是世界开始有序。

  生存及生存的世界本来谈不上意义，然在“说”中，意义产生了，正如世界发生于黑白的分野中。

  王娅莉女士的散文就在不经意间述说着生存及生存的世界。生存的流程、生存世界的五颜六色、女人特有的记忆，随着这种诉说循次展开，被纳入人的生存境遇，进而获得了意义。

《家乡的米花糖》以重庆米花糖为诱因，通过对比两种糖的差异，一方面基于商品生产与传统手工艺生产所产生的人文效应，进而感叹商品生产的非人文化，另一方面由成人眼中的米花糖，感叹童时米花糖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人性化乐趣，因而米花糖与其说是家乡的，无宁说是昔日的，昔日存留在记忆中的是温馨。“看到切得方方正正的米花糖，我反而很失望。”

 “我喜欢的米花糖不是这个样子的，记忆中的米花糖是圆的，拳头大小，像个白团团的绣球花，黏着米花的糖也不是白砂糖， 而是黑亮黑亮的红薯糖。米花也不是这么白，而是浅黄色，散发出木柴火的香味。”

再落寞的童年在记忆中都是温馨的，这是记忆的功效。它能剔除各种不快和忧伤，只是把温馨留存住，那种留存就生成了意义。

“米花糖是乡下孩子最好的零食。“当有炸米花的四川人支起锅子的时候，”就有小孩奔走相告，不一会儿便有拿着米，拿着苞谷的乡下人来了。把米放入苦胆型的黑锅子，闷在里面，在火上不停转动着，翻烤着，米的焦香味就慢慢溢出来了。烤到一定火候，炸米花的人大喊一声：‘起了！’就听到‘嘭’的爆炸声，锅子的口炸开了，米花飞溅，香气四溢，围观的人都幸福无比。那个‘嘭’的爆炸声多么喜庆啊！就像除夕夜山间炸响的鞭炮，何况伴随着爆炸声的，还有喷香的米花呢！”

炸米花对操作者来说，只是一次劳作，但对孩子带来的却是狂欢节。

“红薯成熟之后，就可以熬红薯糖了。……米花裹上红薯糖，味道格外香脆，再用塑料袋子封好，那圆鼓鼓的米花糖，吊在屋梁上，是多么诱人的食物呀！”

“我喜欢坐在碾盘上吃米花糖，碾盘沁凉沁凉的，就像一张大荷叶。碾盘边有一棵大柿子树，柿子熟了后，奶奶就放在腌酸辣椒的坛子里，十几天后便又酸又辣。我不喜欢辣的柿子，只喜欢甜的米花糖，苞谷糖，哪怕是粘掉了牙齿。”

童年是最可追忆的，但只是生命的早期历程，它注定要被年轮结扎，就像鲁迅不能不离开百草园一样。

“从乡下搬走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吃过米花糖，因为再也遇不见用原始方法爆米花的四川人，商店的米花都是机器制作的，远不如那“嘭”地一声爆炸出的香味儿。“

从乡下搬走，心里失去的是什么？不只是童稚的乐趣，还有那片属于自己的生存世界，属于自己和大地的联结方式。

现在，“过年时，吃零食的感觉也不同以往，糖很多，却不是我想要的味道。如果有一天我能再买得到绣球花一样的米花糖，多希望吃的时候，还是用葫芦瓢盛着，还是坐在门槛上，或是碾盘上，看柿子树叶悠悠地飘下来，我也会慢慢地吃糖，慢慢地噙着一粒米花，直到夕阳转到山的那边去。”

《重庆印象》中，作者紧紧抓住富有符号意义的重庆表征，从容的展开叙述，揭示出不同于它处的城市特征。

“在重庆，你会有种飞翔的感觉。交错相通的轻轨和地铁轨道像是巨大的藤萝架，把整座城市缠绕在其中。”

 “香的是重庆的火锅。”

 “解放碑本是孙中山为庆祝革命胜利所建”。

 “重庆的恋人似乎也比别处更多”。

 “比青春和爱情更长久的是什么？是历史的痕迹。来到重庆，谁也不会忘了去参观白公馆和渣滓洞。”

 “十里洋场的生活方式延续至今，奢华的消费场所刺激着人类的欲望，就像火锅撩动着人的食欲。”

 交通、火锅、解放碑、恋人、白公馆，以及跳跃着的欲望，构成了现代重庆的风景，而与这并行不悖的是背着包袱与竹篓的农民。

“在陕南小城随处可见的走乡串户的四川补鞋匠，在重庆繁华的街道上，却未曾见到，直到离开重庆时，才发现前往火车站的轻轨上，仍有许多背着包袱与竹篓外出打工的农民，他们的脊背上压着沉甸甸的生活。他们隐在城市的暗处，隐在奢华的褶皱里，就像并行的轻轨与地铁，在前往文明的路上，富有与贫穷，灿烂与阴暗，永远是双轨并行的。”

 《衣橱时光》中，写出了女人与身体直接关联的衣服，女人将自己的一切都可以寄托于衣服，于是衣服成为女人存在的基本表征。

 “衣服承载了女人的快乐和悲伤，是女人存在的一种见证。”

 诗意的生存在轻灵敏感的言说中，日渐饱满，干瘪的生存在絮叨中变得丰盈。王娅莉女士以自己聪慧灵妙的心与手，将哲理与情思交糅于字里行间，将生命提升到人类精神栖嬉的境遇，恰好印证了哲人海德格尔的箴言:”语言乃存在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