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海娃

　　海娃走了，我的心叫人给揪走了。
　　接到噩耗时，我正在北京一家酒店参加专家评审会。会议室里，烟雾腾腾，一张张熟悉的或陌生的脸，在烟雾中交替地晃动，南腔北调的语音在白晃晃的墙壁之间来回振荡。我心不在焉地望望窗外，一片黄色，就像人得病死了后脸上的颜色，看了心里惶惶的。四月份的京城，天气变化无常。头一晚上，北京城里城外下起了五十年不遇的沙尘雨，沙粒从千里之外的蒙古沙漠，挾狂风的淫威，腾空而起并急速地奔驰，跑到北京的高空，风速突然停顿，沙尘在毫无依托的情况下，只有像人从高崖上被推进海里一样，垂直跌落下来，满天满地都泼上了黄颜色。屋顶上、地面上、汽车顶上、各种各样的物件上，只要它在露天呆着，都毫无例外地被盖上了一条厚厚的黄棉被。
　　就在这时，手机的振动键嗡响起来。同学传来了这个噩耗，我顿时呆住了，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也不知道是怎么又从走廊跌坐回会议室的座椅上的。
　　海娃咋会死呢？他才刚过50岁，他的生命是很活波和很善良的呀 。
　　海娃是我小时的同学，陕南深山里的宁陕县汪家堡子老汪家三代单传的独苗。因为是独苗，父母特别器重，刚满月，就请来算命先生。先生说：娃儿命中缺水，可以名字克之。娃儿为“应”字辈，官名叫汪应洪，两氺缺一水，用小名补上，就叫“海娃”。海娃七岁上城关小学，虽然来自农村，但父母身强力壮，勤劳好强，不缺少工分，又对孩子疼爱，他自然穿的整齐。只是太捣蛋，上课很不安生，不是交头接耳，就是做小动作，搞得老师屡屡拿他提问，好在他每次还能答出。下课后可就是另一个天地，爬树掏蛋、下河捉鱼、上山砍柴他都是一把好手。更绝的是他有一手拿弹弓打鸟的好活，经常手持弹弓，腰里吊着一串串用柳树枝串着的各式小鸟，很使男同学羡慕。恰逢电影院在放映《鸡毛信》，同学们都把他看成无所不能的小游击队员海娃。
　　我上学时年龄要小一点，个子更小。海娃自然不肖与我为伍。我家住在下街头用关帝庙改修成的县委家属院里，离汪家堡子只有一河之隔。放学后与海娃同行，我老想和他一起去干一些让同学羡慕的事，可换来的却老是鄙弃的目光。
    我俩的关系发生转折是在一九六八年。那年春天，小县城山上的树绿了，花红了，街上却贴上了补天盖地的大字报，在春风的撕裂下发出哗哗的呻吟，但很快就被震耳欲聋的喇叭声、鼓声、锣声和声嘶力竭的叫喊声覆盖了。学校已经停课一年多了，父亲还困在百里之外的安康社教团，母亲上街一听到锣鼓声就腿软，我也被圈在家里练毛笔字。一天早上，一群手持铁棍的黑脸大汉，拥着一面呼呼作响的红旗，气势汹汹地闯进了家属院，把院子里只要能喘气的都撵到了院场里。其中一个头头模样的人，大声叫喊着：走资派的婆娘们，你们听着，这里要改成炼铁厂，作文攻武卫的武器，限你们三天之内 搬出去。否则，后果自负！说完就把布告贴在了墙上，布告上那枚什么什么造反司令部的大印圈在阳光照射下红得像血一样。回家的路上，母亲泪水不停地流着，搀扶着我的右手越来越沉重，步子慢的都能踩死蚂蚁。我知道母亲自来多病懦弱，从不主动与外人交往，家里的事情主要靠父亲 ，父亲半年多都没了音信，妹妹又小，她能不着急吗？一股男子汉气在我胸中腾然而起：妈，你不要着急，房子我去找！
    找房子的经历是我体验人生的第一课。夜里，我一改倒头就睡的习惯，以童稚的心在仔细盘算着方案。第二天，我先找几个十分要好的同学问清了县城住户有多少空房可出租，然后就和妈妈一起挨家挨户地去访问。真是太幼稚了，在那个年代，谁都怕沾上走资派的晦气，还能把房子租给你吗？我娘俩连续两天，把有空房的房主都跑遍了，好话说了几大箩筐，还是都被人家推了出来，现在想起那情景真和叫花子上门讨饭一样。第三天，母亲病倒了，我伺候她喝完药后，无奈地又走上了街头。造反派上广场开大会去了，街道上冷冷清清地散落着几个小菜摊。我突然看见了海娃，光着小小的脑袋，穿着暗黑色的对襟小夹袄，手里提着一串串小花鱼，还是用柳枝穿着，在那里吆喝着招揽买主，一年多没有见面，海娃长高了许多，我高兴地大叫起来。海娃听到我的叫声，把鱼往菜摊上一仍，欢快地跑过来，一下就拉住我的手。我问他还打鸟吗？他说，鸟都让大人用枪打光了，现在改下河摸鱼了，经常到街上来卖鱼，硬是没遇见咱们同学。他问我一天都干啥？我说妈怕闯祸，把我圈在房子里。他说难怪见不到人呢？也不知道啥时候开学，还是上学好，大家能在一起玩。我说现在上学也难受，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他忙问我是咋回事，我就照实说了。他拿起小拳头在我身上一锤：怎么不早说？我家有空房子，就在我家住。我有点迟疑了，瞅了瞅蹲在菜摊旁，嘴里噙着一根长长的竹烟锅，眯着眼睛嗨嗨发笑的中年汉子。海娃像明白了什么，瞅到我耳边说，那是我伯伯，他不管事，屋里是我伯娘做主。没关系，伯娘听我的。我回去说一下，你们明天就搬过来。
　　第二天上午，海娃带了一群小伙伴，有同级的和平、安平、有高一级的小旬、田娃子、赖陕，还有几个虽然见过面却叫不上名字，鼻子流着清涕的小不点。这么多小人一下涌进十五六平方米的土房，把我母亲搞了个措手不及，赶紧翻箱倒柜地找出一块关中锅盔，掰成一砣一砣地分给同学们吃。那时候，白面锅盔可是稀罕吃食，孩子们三口两口的就解决了战斗，争先恐后地搬起了家具。其实，现在想起来也没有什么可搬的，一口桐木箱子、一张书桌、几把小矮凳和一块桦木案板。扛的扛、抬的抬，午饭前全运到了汪家堡子。
　　据说汪家堡子以前是一户有钱人家的宅院，坐落在一座山腰下，头枕着露出狰狞面孔的人头崖，清澈见底的东河水从堡子右面山的断壁旁缓缓地流过，把堡子和县城隔开了。堡子脚下是临河的几百亩一马平川的水田，从县城淌过的长安河水汇集着东河水，沿着高耸入云的白云山的蜿蜒走势，围着汪家堡子和它的几百亩水田，在黄灿灿的菜花、绿油油的麦苗和两岸飘洒着芬香的槐花树的簇拥下，浩浩荡荡地向汉江奔去。堡子房屋构造的很像一个倒写的品字，大体上是由三个有天井的四合院子拼成，取了天、地、人之势。房子大部分都是瓦房，墙却是土胚垒好再抹上一层掺了稻秸的泥浆。由于年久失修的缘故，泥浆脱落了，土墙上显露出一块块不规则的淺坑，好像被枪弹打上去的一样。堡子旁边有一座三层高的楼房和一圈设了岗哨的高高厚厚的围墙，说是县上公、检、法机关和看守所的所在地，青瓦白墙，和堡子民房的破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海娃的家就在堡子左面的一个四合院里，房子临山而立，右面紧挨着一个半露天的猪圈，两头半大的内江猪不停地哼哼地偎攻着猪圈的木栏栅。屋门前是一块铺了高低不平的青石板的院子，屋后就是那人见人怕的人头崖的延伸山脉和由此而开垦出来的一大片缓坡地。我们走到海娃家时，大门上还落着一把老式铜锁，家里的大人都出工去了，院子四周站满了看热闹的老人孩子，海娃很利索地去开了锁，一间砌着半月形锅灶梁上吊着黑乎乎的腊肉对面黑墙上露出一块老式板门的堂屋顿时显露在我们面前。
    “那间就是你们住的！”海娃手指着那块老式板门说。
    “奥！奥！”我和伙伴边喊着边手舞足蹈地冲向堂屋
    “康娃！站住！”母亲一把抓住了我的衣襟。海娃也回头瞅着母亲
    “海娃，你家大人呢？”母亲和颜地问道
    “姨！莫怕，伯娘和伯伯响午收工才回来，我昨天跟伯娘说好了的，让你们先住进去，价钱便宜得很，就是屋子有点小，凑合吧”。妈妈被海娃的机灵和小大人样子惹笑了。
    进门一看，房间不是有点小，而是太小了，只能放下一张床和一付案板，好不容易临窗挤下书桌，就再也挪不开脚了。窗子朝山开着，阴沟浅浅地穿过山坎和墙根，使房间地上水汲汲的，屋里弥漫着浓浓的霉潮味。这种霉潮环境滋生了各式各样令人讨厌的嗜血小动物，即使常年放农具而不住人，它们也照样在小屋里顽强地生存着，闻到人味欣喜若狂，夜幕来临后它们就频频出动，即使你撑起蚊帐，也能和你的肌肤保持亲密接触，让你为它无偿地贡献出自己宝贵的鲜血。清晨，蚊帐的四周和四角上安详地伏爬着撑着圆滚的肚子懒得动弹的黑蚊子和臭虫，叠被子时会不停地看到欢快地跳跃着的像小麻籽般大小的跳蚤。17年后，我在兴平的一个军工厂结婚生女，孩子都快三岁了，才跑下一间12平米的筒子楼，娇妻不甚满意。我无奈之中，痛说革命家史，把那间小黑房着实地描述了一遍，直说到妻子热泪盈眶方才罢休。
　　虽说是条件差了点，我和妈妈却很高兴。我自不用说，海娃像小哥哥一样老是护着我，我也再不用被圈在房子里练字了，也不会像在县城里老受人欺负了，田野里、小河边、荒山上，到处都会留下我们欢快的笑语。妈妈高兴的是有个地方住就很不易了，这家人又是老贫农，在堡子里自然没人敢惹，中午见到主人对我娘俩却是慈眉顺眼，，她免不了对人家一而再，再而三地道谢。
    这一住就是五年，我们两家在一个堂屋支了两个锅灶做饭菜，谁家做了好吃的自然要给对方送一碗；在一个院子码了两堆柴禾，谁家柴不干点不着火了，自然就用对方的。妈妈心情好了，渐渐地身体好起来，还把汪家喂猪晒场的活包下来，引得海娃的伯娘老是给人夸她家的住客好。
　　在这五年里我家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次是六八年的冬天，一群农林局的年轻人，胳膊上套着红袖章，闯进了汪家堡子，要抄我家。这伙人在我家翻箱倒柜了半天只翻出几件旧衣服.只好把堂屋当成了“审判室”，逼我妈妈交出爸爸的什么会议记录本。我妈妈做家庭妇女多年，哪里知道我爸爸的笔记在哪？这时，一个小子耐不住性子竟动手动脚，我和海娃一个猛子冲过去，抱住那小子的腰撕扯起来。正在妈妈急得不知所措的时候，在屋后坡地里干活的伯伯和伯娘拿着板锄领着一群堡子里的汉子冲进了院子：
　　“滚！滚出去！我屋里是三代贫农，狗日的敢打到贫农屋里来。有本事到安康去找她老汉去，到这
编辑：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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