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爸逸事

    编者语：作者于2006年5月8日来电子邮件投递此稿，说道“我叫侯小康，在兴平工作。我父亲讳名侯建功，曾在宁陕工作25年，历任县委办公室主任、县党校和县医院负责人、县民卫局长、副县长、政协副主席等。前年是他老人家的80大寿，我即兴写了一篇短文，以兹纪念。最近，我有幸浏览到贵网站，很感兴趣。很想将我的那篇寄托着我的真实感情的短文在贵网站发表，不知可否赏光？”阅后感到文中主人公的质朴崇高，满腔热血奉献深山，垂垂暮年情系宁陕，为之感动。原文发表于后：

    我挺自豪的是有一位已过八十岁高龄，身体仍然很健康的老爸。

    老爸早年就学于凤范翔师范，在学校加入地下党组织。解放后，组织派到西北党校学了两年，就分配到安康。在那大山里呆了32年，直到八五年离休返乡。他一生和其他同时代的老人一样，经历了许多风雨和苦难。福兮祸兮？除了天意之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个性和为人。

    年轻时代的老爸，个头不高却很健壮，大手大脚；一张白晰的国子脸上镶着一对小眼睛，炯炯有神；平时板着脸，见人说话却嘿嘿一笑，露出一副关中农民的憨厚像。朋友亲戚相见，寒暄过后，你不问他，他只眯眼憨笑。不以为然的事，也不反驳，只是面露平静，一旦开口，却有板有眼。同志之间，你不找他，他从不主动登门，不论多大的官，他也不会在办公室之外的地方找你。工作再苦再累，他倒头就睡；几个月不见荤腥，却照样上山下乡。就凭着这么一股劲，他走过了一生最艰苦的历程；也就是有这么一股劲，给他招惹了不少麻烦。

    那时候，安康各县各乡之间很少通公路。虽然干部下乡和调动都很频繁，却全凭两条腿和一根当拐棍的竹竿。小时候我每天早晨一睁眼，就先瞅屋门后面斑竹还在不在。竹竿不在了，就是老爸下乡去了。五五年老爸在安康地委宣传部工作，地委搞干部改制，由供给制改为工资制，大家都很高兴。可地委一查，老爸在西北党校审干时，历史问题留了个尾巴，决定工资级别缓定。不少同志都劝他找领导谈谈，他却说：要说的话我在党校都说了，组织现在又没有让我再说。一甩手，打报告到最缺干部的岚皋县去工作。从地委到岚皋几百里山路，只能靠脚走。老爸和地委的另一位干部一起雇了个挑夫，一对箩筐一头放一个孩子，自己背着全家唯一的家产，一床被褥，柱着竹竿，带着我妈，在山里走了四天才到岚皋。在岚皋干了两年，老爸的历史问题地委查清了，又把他招回安康，但工资却落了两级。曾任宣传部长的地委专员一见面就说：老侯啊，你可真犟！心里有委屈，为啥不找我说说呢？老爸却笑着说：您忙的顾不上找我，我咋找您？把专员搞了个大窝脖。多年以后，提起这件事，老爸爽朗地说：当时多亏到岚皋去了。工资落了两级，可躲过了地委反右，和我一起到安康去的学生，有几个都定成右派了。

    六六年搞文革，安康四清还未结束。老爸时任地委四清工作团办公室主任。红卫兵天天冲击工作团，工作没办法开展。兼任团长的地委韦书记召集团员们开会说：毛主席说过，干部要经风雨见世面，犯了错误，在这里干不成了还可以换个地方干嘛。大家都回原单位好好干。临行前，这位老宣传部长给老爸说：老侯啊，不要太犟了。老爸回到了宁陕县，县委工作都瘫痪了。我们全家已被造反派赶出了县委家属院，只好暂住在老爸的办公室。隔壁住着县委宣传部郑部长。一天夜里，三四个造反派提着木棒冲进了郑部长办公室，话没说两句，抡起棒子就往死里打，郑部长的惨叫声震得大楼都打颤，我妈拥着我和妹妹吓得浑身发抖。老爸听说此事，恨声地说：老郑，鳖种！他打你，你咋不还手！从此，天天在办公室练拳头。说来也怪，文革打得那么凶，老爸这个走资派却没挨过打。

    世上的事情，避得开初一躲不了十五。文革后期，清理阶级队伍。老爸的历史问题又被翻出来了。造反派说：姓侯的原来的结论是黑地委做的，他先加入共产党，后来又加入国民党，是个叛党分子，假党员！那个罪名可大了，虽然没挨打，批斗、受饿、挂黑牌的滋味可没少受。那时候，一帮“牛鬼蛇神”全关在已经“停课闹革命”的县中大教室里。大年初一，我妈煮了一坛子肉菜，叫我送去。东盘西问，好不容易才到了“牛棚”，推门一看，沿墙两排大通铺上乱哄哄地铺了些稻草，稻草上斜躺着一群大光头，一个个胳膊上的白袖章格外呛眼。我哇的一声哭喊起来。老爸却笑着说：没啥！没啥！给你妈说，好着咧。接着，就忙着招呼身边的叔叔们：过年了，娃送肉来了，都来吃。我知道，老爸脸上的笑是装出来的。从那以后，不管是上学、插队还是工作，再累再苦，甚至挨饿遭罪，回到家父母问起，总说好着咧。

    老爸的历史问题关键是个时间差。他先在凤翔师范按学校的要求集体填表加入国民党，三个月后，又经邢××介绍加入共产党。在西北党校审干时，邢在外省工作，查不清单位，无人作证，留下了“尾巴”。地委审干时，事情已经查清。到了文革，怀疑一切。造反派派人到邢家调查，邢见风使舵，说不认识老爸。解放前，老爸哥伍个，三个地下党员，家里自然成了地下党的据点，老邢也经常在我家留宿，当爷爷听说老邢不给作证的事，气得跺脚大骂：我屋里的挂面都喂狗了！

    七五年，老邓上台，要求落实干部政策。老爸的问题终于搞清了。一天下午，老爸一进家门就失声地喊道：有结论了！有结论了！他捧着县委给他平反的红头文件，递到我妈面前，眼里不停地流着泪水，双手不停地颤抖着。接着，又一步三颤地走到墙根的木柜边，颤颤抖抖地踏着小木凳，小心翼翼地把文件放进柜顶上的棕木箱子隔层里，边放还边呐呐：“藏好！藏好！让娃记住这地方！千万不敢遗了！”多少年以后，我看电影，一见藏民接受活佛洗礼的镜头，我就自然想起了在我家曾经发生过的震撼心灵的一幕。

    八十年代初，我分配到了兴平的一家工厂工作，老爸来看我。一天，他突然给我说：听说邢××现在兴平县工作，咱去看看。我朝他眼一翻：看他干啥？还没把你害死！老爸嘿嘿地一笑：当时他也害怕嘛！我只好陪着老爸到了邢家。他们老哥俩还喝了酒。老邢红着脸说酒话：咱叔挂得面又细又筋，好吃得很！

    在我的记忆中，我家的全部家产就是两个棕箱、一张案板，还有几个小木凳，床和用作装杂物的木柜是公家配的。六十年代初，老爸从地委调到宁陕县委，全家住进了县委家属院。所谓的家属院就是原来的关帝庙，解放后，把泥人推进了长安河，腾出了二十多间房子。除了书记、县长是两套间以外，其他都是一家一间。房子的窗户是木格式的，做得很精致，就是要用白纸糊。老辈人为了震水怪，把庙宇建在河岸上，河风很大，窗户纸总爱破，几天就得换一次。困难时期，街上卖得纸大都是马粪纸，颜色发黄。妈妈就给老爸说：从办公室拿几张纸用一下吧。老爸脸一沉，严肃地说：你咋想咧歪点子呢？那是公家的。想方便，拿娃用过的练习本往上糊。从此，我家的窗户可好看了，有我拾来的小玻璃块，也有我用过的练习纸，还拼出了图案来，真够艺术的。

    那年月，不论老少，肚子总饿着。只要是能入口的，就有人往嘴里塞；孩子们一起玩，只要是谁的嘴一动，马上就一窝蜂地拥上抢。城郊的农民也老喊地里丢了粮食。老爸每次回家总是叮咛我和妹妹，不要到庄稼地里去。还给我俩讲“桃下不摘帽，瓜田不提鞋”的道理。不偷不抢可以，肚子没东西总是难受。一天，老爸不知从那里扛回来一把镢头，高兴地说：这下可有吃的了。说完就拉着全家人，走到庙后，靠近河堤的一小块杂柳丛旁，挖断了树根，填上了新土，种上了茄种。陕南的土肥，雨水多，没几天，茄苗就破土而出。当茄苗刚长到一匝高时，一下班，老爸就到农民家里借来粪桶，把厕所的稀粪一担一担地往地里泼。那一年，地里的茄子个个都在斤把重，黑油油亮晶晶的。每天蒸着吃、炒着吃、烧着吃，吃不完的还送人，不到一分地的茄子使全家肚子饱了大半年，惹得家属院的干部家属纷纷效仿。到了六四年，日子好过了，县委整风，私挖自留地成了老爸的一条罪状。

    我老家是个传统的关中农民家庭，爷爷是方圆几十里都闻名的能人。一年三季忙农活，冬天就做挂面卖，我奶奶则带着我的几个婶妈没日没夜地纺线织布。快解放的时候，家里已攒了七十多亩地，还养了骡马，可就是不请长工，老爸和几位伯叔自然在课余时间成了地里的主劳力。因此，老爸成了地里庄稼活的行家里手。这一长处，倒给他后来到山区工作派上了大用场。安康十大县，山山相连，面积覆盖了陕西的半个省，可就是少了种粮的地方。老百姓吃了上顿望下顿，县委干部的主要职责就是下乡帮农。春帮春种，夏帮夏收，秋帮秋收、冬帮修田。老爸一身农民的骨架，到了生产队，放下背包就抄镢头。到点了，农民吃啥他吃啥；闲下来，满口都是农家经，很受农民欢迎。一九七四年我到深山插队作知青，生产队长知道了我的来历，高兴地说：你爸是个好人，跟我们农民一个样。他还谝起在这个公社流传很广的，把县委书记当关中牛贩子的故事：

    陕南山大人穷牛也少，不少关中牛贩子就趁虚而入，冬天，经常到陕南山区来卖牛。这些牛贩子，一般都身着黑粗布棉袄，腰缠黑布带，嘴里叼着小烟锅，抄一口关中土话。六三年的一个初冬，老爸陪县委书记王志歧下乡。老王是歧山人，老八路出身，虽然每月工资一百多元，在县里是最高的，却生了六个孩子，老伴没工作，自已还爱抽烟，生活自然很拮据。他除了在县委上班时穿制服以外，总爱穿老伴缝制的黑土布便服，正对了老爸的习性。俩人走到公社大院，推门一看，空无一人。找人一问，说是在公社打谷场开“三干会”呢。俩人径直到了会场。会场露天，天气冷，人们东一堆，西一伙地围着柴禾，边听会边烤火。俩人就挤到一个火堆旁，顺手薅了一把草当坐垫坐下。王书记走得急，浑身冒汗，害怕着凉，
编辑：秦人

QQ空间 新浪微博 人人网 百度搜藏 腾讯微博 百度空间 搜狐微博 开心网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