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乡村记忆（统计局 洪乔德）

    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历史背景：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并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标志着全国范围的“文化大革命”开始。
　　1967年2月至3月，安康各“造反派”由分散、小股，由以学生为主体到工、农、商、学、文、卫等联为一体的跨行业的两大派形成。即以黄必智为头头（司令）的“安康专区红色造反第三司令部”（简称“红三司”），下辖八个“总部”、十二个“兵团”，后增设“政治委员”和多名“副司令”；以焦建国为头头（司令）的六大“造反司令部”和“安运司”的联合体（简称“六总司”）。两大派分别上联西安，下联各县同观点的“造反”组织，结成了“风雨同舟”的各自完整的组织体系。
　　“八二0”，是安康两派第一次大规模武斗的代名词。1967年8月19日，“六总司”组织数以千计的群众，手持棍棒、钢钎，彻夜围攻地委、专署两栋办公大楼，打伤干部百余人，砸毁了办公设施，抄了档案室，抢走了部分档案，并把打伤的干部押解到军分区向军方施压，未果，后被“红三司”六兵团将受伤的干部营救到农村，由此拉开了安康大规模武斗的序幕，迫使工厂停工，机关停止办公。
　　从此开始，“六总司”控制安康新城和老城；“红三司”撤出城外，控制农村，形成“红三司”包围“六总司”的态势。两派各自建立了武斗指挥班子，并迅速与各县相同观点的派别武斗组织扭结，同时向西安、北京派出联络站、上访团，同全国各地“造反派”挂钩。
　　安康武斗，有禁难止。在中央和周恩来三令五申，以及省、地驻军反复做工作仍不能奏效的情况下，中央采取了断然措施，于1968年6月2日，决定由兰州军区派中国人民解放军8163部队来安康，与安康军分区、总字282部队和各县人民武装部一起，强行制止武斗。部队开进后，首先用装甲车隔开武斗双方，并设置警戒，然后强行将所有防御障碍物摧毁。两派头头摄于部队强大的压力，武斗气焰有所收敛，安康城内外枪声渐稀，城区始见平静。
　　1868年7月1日，由驻安康的8163部队、282部队和安康军分区主要领导参加，重新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康“支左”领导小组，加强对安康混乱局面的控制。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康“支左”领导小组主持下，经过两派代表协商，于8月27日达成进一步全面、彻底收缴武器，实现联合，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协议。
　　武斗，使安康地区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仅据安康县统计，总计死亡922人，其中武斗中死477人；发生乱打滥杀事件248起，致死425人。一次武斗最多打死30余人，在一次非法审讯中活埋13人。安康城区烧毁大街小巷11条，炸毁城墙8352立方米，市内水塔被炸毁，县档案大楼被焚，炸毁学校53所，烧（炸）毁工商局、外贸局、工厂等国家单位57个，3431间民房化为灰烬。据全区财政决算统计，1967年至1968年两次大规模武斗，导致财政收入由“文化大革命”前的逐年上升变为连续四年的大幅度下降，同“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相比下降30%。
　　——以上摘史料自《安康地区“文化大革命”纪略》（《安康地区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版）

　　上世纪50年代末，我出生在安康一个贫穷而又宁静的小村庄，村子坐落在黄土坡下，一条小河绕着村子静静地流淌，村子有300多人，除几家陈姓外，全部为洪氏家族。
　　听村子老人说， 居住在这个村子里的洪氏家族是清朝乾隆年间当时朝廷从湖北麻城移民至此。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让这个村子的人过着静谧的生活，平时村子里人们相见都按照辈分打招呼，年长者若遇到辈分低的人，仍然要按照辈分称呼，以示尊重。
　　过年是我最期盼是时候，那个时候虽然物质文化生活匮乏，但节日气氛浓厚。
　　大年三十，父亲要将我太祖宗的画影挂在堂屋供奉，堂屋柜台上摆上酒肉香表以示敬意。
　　吃团年饭前，由父母亲带领我们姊妹向祖宗三鞠躬才能入席动筷子吃饭。
　　大年初一，我们小孩要在大人的带领下去长辈家里拜年，拜年时要双膝下跪，向长辈说给您拜年了，长辈在你说毕后赶快伸手拉起来，连声说免礼。
　　那个时候过年没有啥好吃的，各家就是将自家生产的花生、炒包谷花、红苕干之类赏给晚辈吃。村子虽然没有几个文化人，但是尊长爱幼，和睦相处，其乐融融。
　　我童年记忆里乡村纯净和谐的景象被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冲击的无影无踪。
　　我依稀记得1967年农历3月，当时生产大队（现在的村委会那个时候叫生产大队，村民小组称生产小队）来了一群青年人，他们自称是我们公社(现在的镇政府)新成立的造反派组织，这些人戴着红袖章，红袖章上面用白漆印着“红三司战斗队”字样，他们在生产队保管室（当时生产队收打储存粮食的地方）院坝外面放一张桌子，一个年轻人嘴巴对着铁皮小喇叭使劲地高喊“造反有理”、“打倒三家村”“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口号，口号声像一声惊雷打破了这个村子的宁静，没有见过世面的村民很快就聚集到这里赶热闹，这些青年开始向农民散发红色十六开纸的宣传品，声称他们是“红三司造反队”，是捍卫毛主席的造反派，还拿出表格，要求生产队的社员参加他们的造反派组织，他们说那个要是不参加就是反对毛主席，个别社员认识他们，就带头填表，在这些人带动下，村子大多数人由这些人代填，然后村民社员按手印，由此就算参加了造反派组织。
　　又过了几天，生产队里又来了一群青年，也用同样的办法搞宣传鼓动，声称他们是捍卫毛主席的造反派，让村子里的社员填表，要求参加他们的组织。
　　我记得我三爹问他们，前几天不是已经参加了造反派了吗?怎么现在又要参加你们的造反派？这些人说，前几天来的“红三司”造反队，我们是“六总司”造反队，我们才是真正捍卫毛主席的组织，他们是保皇派，大杂烩，有人问他们是那里来的，这些人说他们是安康城里“六总司”派来的，因为没有社员认识这些人，任凭他们说的口干舌燥，社员就是呆头呆脑地看着他们，不吱声，只有我二爹及陈家两个人说他愿意参加。
　　由此形成了在这个生产大队绝大多数人是“红三司”造反派的人，与在学校上学的学生及少数人参加的“六总司”造反派组织两个对立的群众组织。
　　从人员数量上看，虽然“红三司”造反派的人数占优势，但“六总司”造反派是以教师、机关和学生等知识分子为主，他们口才好，能把在学校散发的传单拿来给这些大老粗农民说的头头是道。
　　那几个少数参加“六总司”的社员和在学校上学的几个青年，也算是生产队的能人，我二爹虽然只识几个字，但他脑子好使，能说会道，生产队凡是有红白喜事都离不开他主事。爱赶时髦的他还时不时地说些当时流行的“造反有理、打到牛鬼蛇神”等等时髦话，以示派头。
　　开始的时候，生产队的家族都还顾着面子，辩论也就是说几句，因为毕竟还是一个祖宗的人。后来上面说要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围绕那派是“革命派”、那派是“保皇派”的面对面的辩论，互相指责，昼夜不休。
　　我记得，有学生的家庭一般都分成了两派，大人参加的是“红三司”，小孩参加的是“六总司”，父子之间因为派别不一样，就辩论，大人辩论不过就打小孩，几次打的小孩就再也不敢说话了。有的夫妻之间因为参加派别不一样也争论不休。
　　我记得我们生产大队有一户人家，夫妻参加派别不同，经常激烈辩论，女人口笨辩不过男人，干脆就来个不做饭、不洗衣服，以此惩罚她男人，这个男人算是明白人，饿了几顿饭算是学乖了，从此再也不敢和女人辩论了，不过夫妻好长时间都打冷战，互不搭理。
　　学校成为“文化革命”的重灾区。
　　我记得当时我上小学二年级，当时的校长姓陈， 由于他一只眼球摘除后安了一个假眼球，所以留着一边倒的头发，用头发来掩盖那只眼睛。我记得学校大字报贴满了墙，陈校长宿舍的门上挂着用白纸写的大字报，上面写着打到反动权威陈某某。这时的学校已经无法上课了，学生成天批斗陈校长。
　　自从生产大队里成立了造反派组织，就开始把矛头对准生产大队的队长，当时生产大队长是一个退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后来公社（现在的乡镇政府）的红三司造反派要生产大里造反派夺权，我记得给生产大队长家的墙上贴满了大字报，说他走资本主义道理的当权派。没有过多久，生产大队长就由公社的造反派指定了一个人来担任。
　　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叫小名叫蔫字，说话慢条斯理，认识字，能念报纸和传单，他在旧社会要过饭，属于苦大仇深的人，再加上这个人识
编辑：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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