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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脚医生，当年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它的横空出世，曾经令世人耳目一新，使广大中国农村多少缺医少药的群众减轻了疾病的折磨，重新燃起了生命的希望。可后来，它又一度成为人们非议、嘲笑、羞辱的对象，甚至是无知和愚昧的代名词，很长时间内，许多人不屑提起它，当事人羞于谈到它。而在我的内心，赤脚医生始终是圣洁高尚光荣的，因为在我宝贵的青春岁月里，有一段时间和它结下了不解之缘，它使我进步，使我充实，使我自豪，使我的生活充满了欢乐，并且永远镌刻在了我青春时代的生命座标上，每当忆起这段经历，便梦绕魂牵，成为一生中难以忘怀的记忆。
1970年我16岁那年，初中肄业。春天，大队派我到市里参加为期半年的赤脚医生培训班。此前的1968年，我们村实行了合作医疗，办起了卫生所，聘请外面一位退了休的老中医“坐堂”，另有本村一位50多岁稍懂医学常识的社员打下手。10月，学习期满后我回到村里。这时，正逢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卫生所的老医生因被人检举“收听敌台”而离开卫生所到生产队劳动改造，剩下另一个人无法适应工作。工作队决定让我马上去卫生所，没有考试，不用任命，也不须哪个部门认可，更不兴这证那证的，事情就这么简单。其实，村里有一名几年前毕业于某县卫校的崔姓医生，家庭出身不好，在政治标准第一的年代里，他是不符合去卫生所的条件的。由于其医术不错，大队允许他在工余时间为群众看病，每年给他一定的工分补助。
可我毕竟才学习了半年啊，除了学会了肌肉注射和简单的针灸、拔火罐外，其余什么也没有具体操作过。我第一次行医是这样的。一天，一位社员用手捂着半个脸找到我，嘴里不停地呻吟着，说是牙痛不止。我见状，取出针灸包，在他手上的合谷穴和脚上的内庭穴各扎了一根银针，捻了几下，病人有了酸麻账的感觉后留针几分钟。隔了一会儿他说：“不疼了，不疼了。”说实话，我还是在医院实习时，在医生的指导下扎过针，一个人单独扎，这还是第一次，顶事不顶事，心里根本没有底，只好硬着头皮试试呗，没想到还真起了作用。那位社员夸奖了我一番，高高兴兴走了。我大受鼓舞，从此胆子大了，自信心也有了，群众有个头疼脑热，需要吃药打针时，也敢尝试着动手给他们治疗了。
村卫生所的条件比较简陋，一架卖中草药的抽屉药柜，一个放中成药和西药瓶子的平柜，医疗器具仅一套从2、5、10毫升、到50、100毫升的注射器。那时人们生了病，并不像现在这样大病小病动辄打吊针，除非万不得已。如伤风感冒，轻者服几个解热止疼片，捂上棉被痛快淋漓发一场透汗，再喝一副民间土偏方，即由荆芥、苍耳、薄荷、葱胡、生姜、炒醋曲、草麦、黑小豆，烧萝卜片煎剂，很快便会痊愈。这些药，像葱胡、生姜、炒醋曲，家家户户都有，而荆芥、苍耳、薄荷等草药，地头岸边随处可见。重者，肌肉注射几针安乃近、白尔定或者青霉素也就没事了。一般的感冒，也就是花几分钱、几毛钱，顶多几块钱而已。
刚到卫生所那阵，除为群众治疗一些小病小灾、疮疡肿疼外，就是为村里患者上门服务。一些生病不能出门的患者需要上门治疗；小孩和老人患病需要上门治疗；有几位肺结核重病患者亦需要上门治疗。那时村里患老年性慢性支气管炎的人特别多，大抵是生活条件差，有了病得不到及时治疗，转为慢性所致。尤其到了冬天，便咳嗽不止，呼吸困难，不能出门。于是我就每天两趟上门给他们打针，无论刮风下雨，天天如此，年年如此。
我开始对医学有了浓厚兴趣。当时医学读物奇缺。到了1972年，陆续有新医书出版。我先后买来了《汤头歌曲》、《医学传心录》、《药性赋》、《针灸学》、《内科学》等医书。一套再版的1961年编写的高等学校中医教材，将近20本全部买下了。就这样一边工作，一边刻苦自学。
通过在实践中不断学习摸索，我有了很大进步。一些常用的西药基本掌握了其使用方法和禁忌，可以识别200多种中草药，熟记其药性，能背诵上百种中药的汤头方剂。拿到一个中医处方，能准确地知道其治疗何种疾病，以及每味药物的用途，实际动手能力也逐步得到提高。有一件事至今记忆犹新。那是一个40多岁的妇女，患肝癌晚期，产生腹水。第一次去她家时，只见昏暗的灯光下，病人斜靠在垒起的被子前，面目憔悴，呼吸困难，坐卧不宁，腹部滚圆，肚皮胀得明溜溜的。崔医生用100毫升的注射器连给她抽去七、八管的黄色腹水，她顿时感到轻松了，也可以平卧了。可是，没过几天，她的腹部又膨胀起来，恰好崔医生有事来不了，她的家人无奈，叫去了我。病人见我就像见到了救星，乞求道：“快给我抽抽吧。”可是我心里直发怵，因为我从来没有抽过腹水啊，一旦发生意外怎么办？只好再三推辞。病人痛苦万状，在床上不停地呻吟着，双手扶着膨胀的肚子，扭曲的脸令人不忍卒睹。此时只听她说：“抽吧孩儿，死了不怨你。”家属也给我宽心道：“不怕，出了事，我们全家都不向外说。”我的心既感动又难过，话说到这个份上，我还能说什么呢？于是学着崔医生的操作方法，取过注射器，慢慢将针头刺进他的右腹部，腹水进了注射器。成功了，我长长出了一口气，一连抽了七、八管，病人的腹部慢慢缩了下去，痛苦当即减轻。晚饭时，她家人执意留下我吃了饭才走。有了这一次，病人更加信任我了，往后一段时间里，我一连几次为他抽腹水，直到她生命终结。
一种病常常有不止一种治疗方法，农民经济困难，他们最希望的是花钱既少效果又好的治疗方法。在具体工作中，我也是时刻本着这个前提为人治病。一个两岁的小女孩，拉肚子，又吃抗菌素，又吃抗生素，都不见效，其母亲让我给看。我认为是肠道吸收功能不好所致，就用炒山药三钱、炒苍术一钱、鸡中金一钱焙干，研成末口服，没想到服了2次便止住了泻。女孩的母亲高兴了，我也颇有成就感，把该方子牢牢地记在了心里。还有一个邻居的男孩患小儿支气管炎，不停地咳嗽，喉中哧哧有声，这是呼吸道有粘痰不畅的缘故。如果给孩子注射青霉素、链霉素，或者输液治疗未尝不可，但这势必要多花钱。于是，我用浮海石、冬虫夏草、川贝母、麦冬等中药令其水煎服，服了一剂便好了，花了也就是几毛钱。这个方子是我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屡试屡效，一直保存至今。
村卫生所购药渠道一般是到市里指定的药材公司去批发，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里，各种中西药品十分紧缺，上面规定一个月只准购一次药。由于药源不足，中药处方很少有抓全的。一些常用药如青霉素、链霉素、50％的葡萄糖针剂，四环素片剂等远远难以满足病人需要。为了保证药源，我们每月一次到市里进货雷打不动。村里距市里50华里，交通工具主要是自行车，将装着药物的两个麻袋往后衣架上一放就驮回来了。药品无法满足需要，我们尽量做到公平，除急需者外，凡使用的患者总要照顾到。同时还不能用光分净。村里有个妇女患心脏病，常常夜半发作，发病时必须静脉注射葡萄糖。为此，卫生所从来不敢断了。她多次发病，由于用药及时，多次转危为安。
号称赤脚医生，但在工作中却什么也干，很难分得清。比如，接种牛痘、打破伤风、白喉、百日咳等预防针、发小儿麻痹糖丸，甚至为猪打预防针，都是卫生所的事。我还参加过一次为期一个星期的兽医培训。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抢救一匹农药中毒的牲畜的事。那是1972年的春天的一个下午，第二队的一位社员慌慌张张牵着一匹马来卫生所。原来是他在播种时没注意让马偷吃了一口谷种，种子是拌了剧毒农药“1605”的，问我有什么办法没有。他由于过度紧张，说话都结巴了。果然，几分钟后，那马浑身大汗淋漓，口吐白沫，四蹄乱蹬，渐渐有些站立不住了。这时，公社兽医站的兽医也来了，但令人失望的是，他们却没有治疗牲畜农药中毒的药物。
我心里却有数。因为就在不久前，我到市里购药，开票员问我：“有《解磷定》针剂要不要？新药，治有机磷农药中毒的。”我一看价格不贵，心想老百姓经常和农药打交道，随便要几盒吧，如果有个万一情况也好办。没想果然派上了用场。我当即把已经预备好的《解磷定》给了兽医，他们喜出望外，立即给牲口静脉灌注。几盒药全部用完，两个小时过去了，那匹马终于转危为安。这在当时算是村里的一件大事，我也因此受到了大队的表扬。
几年的学习锻炼，我和全村群众相处得十分融洽。我年龄小，腿脚勤快，为人热情，爱好钻研，进步很快，年年被评为先进生产（工作）者。当时，一个强壮劳力每年可挣400个工（劳动日）。大队每年评议时，要给我记300个工，属于高工分。
1973年，国家实行工农兵推荐上大学。因为文革影响，我失去了许多学习的机会。新的教育政策点燃了我上大学的欲望。在大队的推荐下，我如愿以偿。本来，我的理想是继续做一名医生，因为分配的专业限制，理想没有实现，改行到省城一家学校改学工科，这一年，我20周岁，从此告别了从事了4年的赤脚医生岗位。
当赤脚医生，是我一生最值得珍视的一段美好时光，永远镌刻在了我青春时代的生命座标上，至今回想起来犹如昨日，成为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记忆。30多年过去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年风华正茂的小伙子如今已经满头华发。岁月漂洗去了一切，但却永远洗不去我做赤脚医生那段美好的回忆，我骄傲自己曾经是全国百万赤脚医生中的一分子。赤脚医生作为新中国历史上一段无法抹去的历史，必将随着历史尘埃的散去显露出它的本来面目。
编辑：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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