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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记忆中，对老一代的见解很多地方是排斥的。这种排斥不仅是源于情绪，而且还来自理性。他们太老了，而且出生在一个特殊的时代。他们令人同情，出自他们的见解总是那么褊狭保守，那么荒谬。他们知道的东西少而又少，简直可怜。虽然我们那时不愿意说，但我们心里明白，自己是厌恶他们的。我们会把这种厌恶稍稍遮掩一下，让其变成厌烦：对整整一个时代的厌烦。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生过半，再回忆当年见闻，回忆从老一代听到的很多东西，竟然十分惊讶地发现：它们大多都是对的。老一代对于事物的判断，今天看来大致都是对的，都非常中肯。
是的，世界变了，电子、纳米技术、克隆，世界正一日千里地发展着。可是道德伦理范畴的东西，这些支撑我们活下去的规则，这些世界上最基本的东西，并没有随着瞬息万变的当代生活而发生根本改变。它们没有随着流行的时尚大幅度摇摆，顶多只有少许的调整，甚至其中的绝大部分压根儿就没变。原来它们比我们想象的要坚硬得多，像是化不开的顽石。
直到今天，比如说对于偷盗，对于一些伦理禁忌，还有许多职业方面的褒贬，几十年几百年下来看法没有大变。有人试图改变对它们的部分看法，结果并没完全成功。
父辈的视角其实仅仅是一种生存的视角。
我们要生存，就不得不回到那样的视角。我们发现这个世界上许多的改变只是皮毛，而不是根本。比如现在许多青年染了头发，打了耳洞；裤子膝盖那儿搞破，做成了乞丐裤。这一切都让人惊呼，说世界变成了什么？！吸毒、公然纵欲、暴露癖、抢掠和战争，所有这些加在一块儿让人瞠目，以为世界一下跌进了完全陌生的内部规则。
其实这仅是事物的表层。一个民族的内部，它的文化内核，总有非常坚硬的东西。这一部分要变也难，可以说几百年下来所变甚小。我们看了很多时尚之书，接受了很多全新的思想，有时候是冲击者，有时候是被冲击者。许多时候我们很乐意做个冲击者，一路上不断地呼喊：解构解构解构。我们对世界的回答是耳熟能详的四个字：“我不相信。”但是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的培训，你会发现自己越来越“相信”了。
人有了相当的阅历，思维走入了严整，就会采取看似保守的父辈视角。这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人不能以新潮欺世，更不能以时髦欺祖。
有一个作家住在一个很大的城市里。这个人的作品被拍成电影、拍成电视，免不了要跟导演和影星们在一起，偶尔还出国讲学，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码头谈论后现代、解构和建构——尽管如此，到了割麦子的时候还是要回老家。因为他父亲做不动了，一到了农忙他就得回去。他父亲是个瘦弱的人，没有文化。他割麦子，脑子一走神，把垄里的玉米苗弄折了。他父亲喊一声就追过去，他拔腿就跑。父亲穷追不舍，他索性站下来等父亲。喘吁吁的父亲一把抓住他的头发一下扯倒在地，然后用脚踩住，脱下鞋子硬揍了一顿。他一点也没有反抗，只是呜呜大哭。 我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我跟另一个朋友说：你看吧，这个作家还要进步，还能写出非常好的东西。因为我知道，一个能在夏天的麦地里被父亲打得哇哇大哭的作家，一定会更上层楼。
因为他那会儿流露了不曾掺假的一份淳朴，这是对父辈的一种认同，是在自觉接受父辈的裁决，其中包含的内容也许更多更丰富。他真不错，总还算能够将城里的时髦与土地的真实加以区分，实际上他懂得用后者去否定前者。骨子里，他是嘲笑城里的时髦。他在城里与之周旋，一半是出于无奈，一半是因为软弱。他在内心深处是信任父亲的。
编辑：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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