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沼清祭

　　张沼清老师已逝去许多年了，可是他的品质和造诣，特别是他那种永不会消逝的赤诚和热情，深深地刻在受过他辅导的人们的心底。看了好友李高田主编的《渭南当代散文选》一书，开篇就印着张沼清于许多年前给李高田的一封信，信中这样写道：    ．高田：

　　你知道，我自七三年重新搞文艺以来，和业余作者交往，可以说是我一种幸福和精神寄托，未来是你们的，我只希望咱们地区能多出一些德才兼备的作者，把我们的文艺事业推向前进，就感到生活得充实。

　　暂写到这儿吧看了这封印得十分醒目的信，言词朴实，又充满真情和热诚，不由得闭目掩卷，让过去的一段段经历像潮水一样涌上脑际。张沼清那张和蔼可亲，又严肃认真，十分清瘦的脸庞闪动着，不断地在眼前闪现，似乎他又在谈论，又在絮絮地评说，又在不眠的灯下，挥毫修改稿件了那是七十年代初的事了‘，省上给渭南地区中心文化馆调来几个省作协和省剧协专事创作和专事文艺辅导的老师，这无疑给渭南这个戏窝子增添了力量，像半空中划过一道闪光，响起一声震雷，带来许多欣喜和希望。因为，勇t30,-3虽是样板戏的年代，虽是万花凋谢一时稀的专制年代，可文艺这玩艺儿却吃香极了。大约是群众的文艺生活太干枯，急想看着点什么，“四人帮。又太需要文艺这种奇特的东西支撑门面，并可以为他们夺权大造舆论，于是便极力抓汇演，抓文艺创作。下边的人不知道这个底细，只知道国家对文艺极重视，再穷也不能穷文艺呀。那日寸连饭都吃不上，可地区一次汇演就花数十万，这对劳动8值只图8分钱的农民来说，可以说是个天文数字了，但人家爱花这个钱么，有什么办法。渭南当时对戏又极重视，每年的汇演必是要有的，给省上的剧本，每年必是要送的，请省上专家来点评那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各县的创作热情很高，当时的文艺创作是带着极浓重的“左”的倾向的，僵化了的和概念化的作品俯拾皆是。可是省上调来的这些人多是强调生活的，强调文艺创作必须源于生活，因为他们。文革”前，就泡在文学创作这个圈子里，又受过专门培训l，并实践过，所以，强调文艺源于生活是必然的，这无疑给渭南这个戏窝子送来一阵清新的春风，使人耳目一新。在作者群中，张沼清成了人们的偶像，业余作者像现在的追星族一样向往着他。

　　我第一次见到张沼清，是在1973年一次地区举办的创作会上，文艺圈内对于张沼清的评价我早已是听得如雷贯耳了。大家都说他水平极高，在全国刊物上发表过许多作品，能歌善舞，精通音乐，还会l立小提琴呢，又精于循循善诱的辅导方法，所以，所有业余作者都愿接近他，而且只要和他谈一次话，便会豁然开朗，有很大的长进。我当然是极想见到他了。一次正开小组讨论会，他来了，和蒲城文化馆的辅导感受生存·散文集老师赵作雨谈着事。当时我还不认识他，只是见一个非常清瘦的人来到招待所的房间，就往赵作雨的床铺上一坐，看去很随便，衣着也十分朴素，穿着一般干部常穿的淡兰色衣裤。他的脸色有点青黄，青黄得像大病初愈的人，一张脸消瘦得颧骨高高的，两腮直向内陷进去，整个脸像一只瘦长的倒立着的三角架，在稀疏短短有点发灰的头发遮掩下，只有一双大大的眼睛显得明亮而有光彩。但他的脸色是严肃的，显得深沉而又认真。他走后，我才听赵作雨老师说那就是张沼清，我听了确有点懊悔，问他为什么不早说呢。

　　我和张沼清的真正接触，是从创作小戏《新任支书》开始的。以前也接触过，也是因为修改稿子。开始的感觉只是觉得他很热情，有种诲人不倦的精神，为了辅导好一部作品，他常常要亲自动手，思考、引导、构思、改稿，但从不计较这部作品是谁辅导的，谁出的力大，相反常把别人往前推，说某某人对这个创作起到很大作用。我创作的小戏《新任支书》，是他到蒲城辅导文艺创作时发现的，看后，先在招待所熬了个大半夜，才把我叫去。从如何提练生活，到戏曲的表现方式，即如何构思戏，如何展开戏剧冲突，进行了探讨。这些是我以前听所未听，闻所未闻的理论，直听得张大了眼睛，才知道创作原也是有这么多讲究的，当然也深深地佩服他的艺术修养和艺术功力了。这个戏原也是源于生活的，经他点化一下子上了台阶。但当时由于受左的干忧，创作往往是从概念到概念，我本也受这种思想的限制，因急功近利，听有些人这么一说，改一通，听那个人那么一说，改一通，改得剧本面目全非，人物高大全了，全成政治口号了。他看了，～下生气了，脸色涨红。我没有见他发过怒，那天才看到他发怒的样子，他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虽然还是平日那种慢言细语，虽然还是带着思考的眼神，但是嘴唇紧绷着，两腮向内收，使原本就消瘦的脸庞，显得更瘦了，楞角分明起来，皱纹一下子深下去许多，声音低沉而又严厉。他说：。我在作协待了那么多年，难道不知道写作需要生活，知道吗，概念化要害死人的，你记住，有的人因此一辈子写不出一篇好的东西来。’说这些话时，我看他整个身体都在微微抖动，在屋内走了几步，似稍平静些，才又温和地看了我一眼说：“要从生活出发呀。’

　　自那次挨了批评后，我开始认识到生活对创作的重要性，稍微偏离了一点概念化的创作模式，也因此创作出了像《验猪记》那样为民呼喊的作品，并轰动一时。但那时整个创作氛围是左的，创作多是在报刊上找素材，在政治概念中寻闪光点，谁还在鲜活的生活中去寻真正的创作素材，所以，一搞便撞车，我确是在这种创作氛围中东撞西撞的。后来回忆起张老师批评的话来，感慨万千。创作在一段时间，实际上被扭曲着，眼下，一批从那个时代冲杀出的有成就的作家，多是认识到生活的重要性，反映的是真正的生活，才被人们所公认。

　　在渭南我虽和张老师接触了仅仅那么几年，确受教益匪浅，他的为人，他的品德，他的文学造诣，都是值得推崇的，拿今天的话说，就是德艺双馨了。他当时的身体很弱，经常生病，但从不误工作，我问过他是什么病，他说是气管炎，一遇冷就感冒，吃得也少，所以便弱不禁风。几年后。他回到作协，在《延河》编辑部担任主编助理兼小说组组长，我也因送稿子又见到了他，他稍胖了些，还是那么慢言细语，但看稿子很认真，看完微微一笑，便谈起意见来。以后，每次我寄的稿件，他都亲笔回信。

　　但说老实话，我那时仍然摆脱不了概念化的羁绊，老是在政治圈子纠缠，现在想来确是被僵化了的。张老师虽然不敢犯忌，可总是强调在生活中捕捉形象，那才是活生生的，以后我确是向这方面不断努力了，才写了许多成功的作品。

　　后来，我听说他逝去了，心中不由得一沉，那时因0卜告我未收到，没能去给他送葬，确是心存遗憾。后来见到李群芳老师，她也很遗憾，说卟告是她发的，由于把地址搞错了，一些人未能成行。据李群芳老师说，沼清老师老年生活很不好，老伴有病，八旬老母在堂，女儿又幼JJ、，实在是负担重极了，但沼清老师对工作从不马虎，特别是在培养年轻作者方面，是不遗余力，受到他的引导而成名的作者不在少数。

　　感其人品文品，属文以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