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段国超先生

　　一

　　年少时，我自卑而又自尊，胸中风起云涌，但面色却枯槁木讷。（现更名为渭南师院）读书三年，疏于众多的同学往来，尤鲜于更多的老师接近。能把我名字和我本人对上号的老师，总数不超过十个。比较而言，段国超先生算得上是我接触最多的老师了。

　　那时的段先生四十出头，他戴副眼镜，面色和善，呈现着一个个中年知识分子特有的优雅。与其他操持着关中土话的老师不同，段先生却是一口地地道道的湖北腔。他的声音忽高忽低，拐着弯儿像弹奏的旋律那般抑扬顿挫。在课堂上，段先生讲授《现代文学史》，他不仅对中国现代文些颇有研究，而且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现状，更是了然于胸，熟烂于心。和别的老师有所区别的是，段先生不是一个当代文学的袖手旁观者，而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他写的研究文章或评论文章，时不时的在报刊上抛头露面，让我们这些心怀文学梦的学子，无比羡慕和向往。在那个时期的陕西文坛，段先生有着自己的一席之地，他和文化界的许多名人都有着私密关系。杜鹏程、贾平凹、陈忠实、萧云儒、苏育生等一批文学界的精英，在段先生的联络与感召下，前赴后继地走进渭南师专的校园，坐在大礼堂的主席台上，万恶学生们讲授文学。在偏居一隅的土塬之下，在被农舍和庄稼围困的校园里，能亲眼目睹这些文学名人的风姿，能亲耳聆听这些成功这娓娓讲述，算得上是大开了眼界。

　　那个年月，传媒落后，报刊种类无比单一。文学刊物，是刊物苗圃里的唯一花色。特殊的历史，造就了中国文学的大喷薄，也培植了全民的文学大狂热。谁的文章能在刊物上亮相，他的明早瞬间就金光闪闪，周围的人则立刻对他刮目相看。段先生一篇一篇地发表着文章，让我眼热心痒，从而对他滋生出深深的敬意。我从来没有主动拜访过一位老师，但却揣着自己草拟的习作，朝着段先生的宿舍走去。安抚着忐忑的心跳，壮着胆子，鼓足勇气，我敲开段先生的房门。

　　段先生的房间里堆满书籍。书架上、书桌上、凳子上、地面上，甚至卧榻之上都累积或摊开着书刊。因书籍的盘踞而略显狭窄的空间里，段先生匍匐在桌案上，似乎正在写作。我的到来，打乱了他的计划。但他没有介意，而是停下自己的笔，与我交谈了起来。啊非常亲善，言辞恳切，无居高临下之傲慢，无捏腔拿调之做作。他接过我的稿子，翻了翻，然后告诉我他将仔细阅读，等读过之后，再详谈自己的意见。他拿出一本刚刚出笼的杂志，交到我手里。我翻开来，扫视一眼，很快就发现了他新发表的一篇长文。那篇数万字的文章，占据了杂志的许多页码，他是段先生研究鲁迅的结晶。

　　后来段先生在 讲课的间隙，把我叫到课堂外面，谈了他读了我“小说”的看法。他从一个师长爱护学生的角度，说我的生活积累厚实，说我写得扎实不轻飘。他还把我与班上其他几位立志于写作的同学进行了比较，说我比他们的脚步更为坚实云云。他鼓励我继续写，继续写，坚持下去，就会有所作为。

　　自此以后，我就进入了段先生的视界。讲课期间，他若在过道巡视，动辄就在我的身旁驻足，俯下身子，瞧一瞧我摊在桌子上的草稿。我写了新的习作，也拿去向他请教。段先生一如既往地亲善，一如既往地鼓励我。

　　黑暗中，一根燃烧的火柴就嫩点亮夜空；迷惘中一个肯定的眼神就能引导人心灵的箭头。在我追索文学的初期，我既感受着孤独，又承载着困惑，如同波涛里沉浮的小舟，风雨中飘摇，随波逐流，不知道那里是堤岸，也不清楚那里升级方向。段先生的点拨，无疑给我稀泥般的魂魄，注入了用于踉跄站立的骨骼。

　　二

　　毕业后，我一直没有忘记段先生对我的叮嘱，段先生似乎也没有忘记对我成长的注视。我从耀县调入西安的第二年，时任学院中文系主任的段先生，邀请我和两个同学回母校，与在校的中文系学生见面座谈。那一次因为三人同行，话题不大集中，因此我的讲课并不能让自己满意。但令人高兴的是，时隔十一年，我们又一次故地重游，踏足自己曾经生活了三年之久的校园。我们一一拜见了昔日的老师——他们之中，有的人已经离去，而健在者头上，又增添了些许的白发。岁月如江水滔滔，一去不复返，令人感慨而忧伤。但在时间的驰骋里，校园的面貌已经日新月异，设施趋向健全，和我们刚进入校园时相比，可谓是天翻地覆。

　　一晃又是许多年，在这许多年里，我品尝了人生各种难以言说的滋味。有好一阵子，我万念俱灰，似乎我破了红尘，曾经的豪情万丈，化为了渺渺青烟。我为生计奔忙，为一个纠缠不清的纷争劳累，文学在我的日程里，逐渐被淡化，逐渐被边缘化。我身懒而心懒，蜷缩在自己狭小的世界里，自我封闭，疏于和外界往来。我自然也没有积极向段先生写信，只是惦念一直萦怀。但段先生显然没有遗忘他这个不怎么挣钱的学生，他不时写信给我，情真真，意切切，千般劝戒，万般教诲，令我越发的愧疚，愧疚得与他无颜面对。我出了新书，段先生似乎比我还要高兴。只是他从报纸上或别的地方得到消息，我还没有来得及寄赠他，他索书的信局已经摆在我的桌案。

　　今年四月十四日，我应邀再次去渭南师院讲课。早已退休的段先生得知消息，匆匆赶到现任中文系主任凌朝栋博士的办公室里看望我。师生相见，格外亲热，我们的手握在一起足足握了十几分钟。段先生已经迈上七十岁的门槛了，但他并显得苍老，精神依然饱满，状态依然良好，脸上依然弥漫着青春般和蔼可亲的微笑。

　　我讲课时，段先生坐在第一排。在长达两个半小时的时间里，他全神贯注，几乎目不转睛，始终注视着我，脸上洋溢着鼓励与激赏。有他坐在台下，我心里很惶惑。从转业角度，段先生是一位素养极高的专家，我惟恐自己的才疏学浅露出马脚；从师生的角度，自己的老师今日扮演起了自己的学生，他位居台下，而我位居台上，如此颠倒，我心何以安，理又何以得？

　　讲课完毕，段先生回了我一趟家。我没有想到的是，他回家是为了给我取礼物。段先生把一个手提袋交到我手里，我朝里一揪，纸袋里是两筒绿茶。回到母校，我没有给老师携带任何东西，反而老师要送茶叶给我，我怎么好意思接受呢?我反复推脱，但段先生却非常执意。无奈之下，我只好领受了。段先生辞别，我送至楼下，他的手抓着我的手，久久没有松开。我望着他的背影，我的心中升腾着无以名状的感动。

　　段先生祖籍湖北，但他却把根扎在了陕西的黄土地上。他学识渊博，学问丰沛，在诸多研究领域，都有非凡的建树。他是鲁迅研究专家，又是杜鹏程生命历程的记录者与体察者；他了望与把脉中国现代文学的绚烂风情，又参与中国当代文学之树的培土与浇灌。重要的是段先生为人谦和，对任何学生都诚恳诚挚，在做人上，为我们这些后生树起了精神的标尺。因此可以这样说，段先生过去是我的老师，今天以至将来，他都是我们的老师。
[网络编辑 王晓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