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是个孩子

　　题记：我作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圣经》

　　一梦

　　我爱做梦，梦里是个孩子，梦醒已长大成人。

　　新年一大早，妈妈抱着还刚会跑的我，站在西屋门口，看爸爸用竹竿挑着一长串鞭炮，在寒冷的晨光里噼里啪啦一闪一闪地响。就在那屋里，我坐在爸爸怀里，前面围着红泥小火炉，上面有一口深锅，水汽蒸蔚变幻，自制的肉肠就在那白气里一沉一冒，飘着奇妙的佐料香。清楚地记得儿时捉迷藏的每条胡同，每个隐蔽的旮旯；记得哪棵树上的枣子又脆又甜；记得哪棵树上有个粗糙的疤或光滑的杈，可以轻松的攀住爬上去。这都已离我远去，真的不存在了；秋夜月光依旧皎洁，真切而无法把握，就像我破粹的记忆。

　　二玩耍

　　玩是孩子的天性。一个人即便不名一文，若会玩，能自得其乐，他也是幸福的。我爱玩的是虫蚁。大晴天，拿着姥姥的老花镜——枣树筛下一地光斑——把光聚成小点，蚂蚁便一缕烟消失了：黑蚂蚁爬得慢，黄蚂蚁则须蹲着一直挪到大太阳底下，把自己晒得满身流油。姥姥每次都喊别晒坏了，我总是不听，直到她给我讲了下面这样一个故事。我脸红自己的记性，不能将一个一字不识的老太太的话原样录出，更脸红不能把它讲述得更为生动。这里只是那故事的大概：古时候，有个穷秀才上京赶考，路上忍饥挨饿，只盼着快到京城。不巧这天下了大雨，穷秀才无法赶路，跑到路旁人家屋檐下避雨，他看到一只蚂蚁在水里挣扎，便救了它。后来考试这秀才文思敏捷第一个交了卷，后来猛然想起卷上有个字写错了——少写了一个点。他万分颓丧，以为坏了大事，然而发榜却高中了。“为啥哩？”于是我问，这正是她期待的。“是蚂蚁帮了他。为报答救命之恩，它喊了几个朋友一起去帮秀才，它们死死地趴在那里，补上了少写的一个点。考官又眼花，没看清。”我当时还不能感受故事人物的大悲大喜，但对情节的大起大落已很有体会了。只是奇怪蚂蚁的神奇，秀才总是穷，而考官都花眼；直至后来读了更多的花妖狐怪，更多的穷酸秀才和漂亮小姐、开明或迂腐的和尚、糊涂或明白的老爷，终于麻木了。但她这故事当时真起了效力。我是一个小孩子，但对于弱小的生灵已足够强大。强大的人可以很邪恶，也可以很善良。我决定不再伤害它们，甚至想弥补对它们犯下的过错了。夏天，我打了苍蝇喂它们，也喂大虫子，于是又发现虫子的挣扎在我是一种乐趣。然而虫子不易得，苍蝇却随手便是，但这回却要活而不能飞的，我乐此不疲。姥姥说我是个狠心的人，虽然她也不喜欢苍蝇和虫子，但她没有别的故事可再对我讲了。后来翻朱光潜先生文集，看到他征引一个诗人的话：“不要拍哪，看，苍蝇正搓它的手，搓它的脚呢。”人是千差万别的！不是还有专爱捕苍蝇放到蛛网上去的哲学家吗？我天生恨苍蝇肉虫一类的东西，我也不觉得自己是个狠心的人，但姥姥说我狠心，我承认。秋天，梧桐树上的叶子落得差不多了，露出枝上挂着的“布袋虫”。这家伙怪模怪样，又黑又胖的（爸爸说“胖”是人用的，“肥”才用在别的动物上，我却总觉得可爱的都可以胖，只有讨厌的才是肥），躲在枯叶和丝织成的囊里。它身强力壮，不易制服的，蚂蚁们一再努力，还总给它逃了去，我没有蚂蚁的耐心，于是判了它的死刑了。我喜欢在阳光里做这些无聊的事，尤其秋天午后，风和日丽，就只待在那里也是惬意的——我可不是晒暖阳的老头子——我是真的喜欢那阳光，不太强烈的；我也喜欢黑暗，这回却不要一丝光亮。家里一间放杂物的屋里有我各样的收藏：木刀木枪，胶泥做的乱七八糟的东西，铁条皮筋和布袋虫囊做的弹弓，从野地里捡来的生锈的破铜钱和光滑的“老鸹枕头”（据说是藏在一种会冒乳汁的紫色小圆叶植物下面的）。我也喜欢和小伙伴们一起玩，他们常是还没吃饭就来喊了。独乐乐，与众乐亦乐，在我更珍惜属于自己的空间。

　　三上学

　　我不爱上学，上幼儿园时都六岁了——那时叫“育鸿班”——还是妈妈打着去的。我哭闹着要下地干活，巴掌不停地落在屁股上，脑袋服从了屁股。做木匠的三舅家的表哥来领我一块去，他比我大一岁很懂事，还带了舅舅用的旧墨斗——所谓“木受绳则直”中的绳墨是也——底下安了四个轮子。表哥走在最前面，手里牵着线，后面跟着墨斗车；车后面跟着个大蓝粗布书包，书包挂在我脖子上，里面有一支铅笔，一本新田字格，空空荡荡，晃晃荡荡——这墨斗车后来便跟了我——当时他一本正经的走在前面，像受过绳的直木头。“大概我上了学也就和他一样了！”幼儿园的老师是个小伙子，院里的老亲戚，论着该叫小舅。我去他家吃过饭，他的爷爷很老了，但活得很健硕。他爹是村里小学校长。我没上过学，但家里人教的已很多。ａ、ｏ、ｅ，1、2、3，声母韵母，加法减法，都很流利；还“些许识得几个字”。第一天就让“爬黑板”，我以为是体育活动，黑板怎么爬？我刚一怔，他过来赏给一个栗凿和半截粉笔头。后来还真享受了一项体育项目——吊环。这事说来有些不好意思，不过不能怪我，那天我上学去的很早，我一直都这样——他正在谈恋爱，那天正和她在一起——结果被罚吊吊环。第二天是妈妈送我去的，“四姐，治啥还送他？”他难得显得忸怩不安：“没跟恁妈说？以后你当班长，拿着钥匙，管着开门，也别来那么早！”他又很不好意思地加了一句。我喜欢当班长，喜欢同桌为不考个鸭蛋而贡献给我的大鹅蛋；我喜欢上铅笔橡皮的味道，喜欢新买的田字格和新书的味道；我喜欢这所幼儿园。就这样我赖着不走待了两年。上了小学，校长是他的爸爸，叫“方面”还是“方便”我分不太清，只模糊地听大人都这样喊他。他长了一张国字脸，也确实很好说话。“长得不矮啊——谁给买的皮鞋？”“舅舅买的。”过完年开学，他和我斗嘴，我还生气自己只有新鞋没有新裤褂。我仍然当班长。老师是不跟班走的，一年一换。只记得有个男老师教我们读《小蝌蚪找妈妈》，抑扬顿挫，引得一堂大笑。学的什么却全忘了，看门的老头子弓着腰从小屋里出来，拿了闩门的铁棍去大槐树底下打铃，我们一打铃便冲出来，一打铃又冲进去，风风火火，毛毛躁躁。一天到晚总气喘吁吁的，象三伏天的狗。作业照例每天有，也不算少，我向来都是做完了再玩。知道有一天贪玩忘了作业，天黑了，我吓哭了。大人们都“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我也一直以为晚上是只能睡觉不能做任何事的。妈妈点上洋油灯（屋里也挂着电灯泡，电却像生疏的亲戚，盼来却不来的），拨亮灯芯，擦了玻璃罩子扣上说：“写完了再睡！”我于是一边哭一边写。这次经历使我受害匪浅，以至于我会在开学前两天把一假期的日记补全，我可怜的作业啊！再后来，我才知道有些人偏不喜欢在太阳底下做事，有些话是真不能明明白白地说，有些事也真不能光明正大地做，这也拜“上学”所赐！唉！

　　四吃食

　　老祖宗说：“民以食为天。”天者，颠也。颠者，头也。这也就说一个人的思想头脑是由他吃的东西决定。这么拐弯抹角就和费尔巴哈通上了气，他说得更干脆。老费说：“人就是他吃的东西。”我学了《曹刿论战》时，读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更觉得他说得对，我吃过榆钱，刘绍棠的《榆钱饭》读来真是亲切。至于我真吃了太多太杂的东西，消化又不好，所以脑袋乱得像锅粥。说到吃的，我就想起浑身是刺的仙人掌，真不知怎么开口，从哪儿下嘴。在姥姥家乡，各家庭院围着不高的土墙，土墙上便长着一丛丛的仙人掌，巴掌大的椭圆一块，随便扔在土上就能活。它是多年生的，每年开花，开花时花朵底下是一个古式花瓶似的红色小果子，上面也有一簇簇的细刺。这果子酸酸甜甜，很好吃，一直是我独享。只有一年小姑来小住，吃了我一年一熟的“仙”果，更为了擦刺撕了我的小人书连环画，包括我最爱的《七色花》。姥姥一直说她馋，这并不因为她吃了我所有的“仙”果，她不识一字，爱惜字纸，在她眼里所有带字的东西都是神圣的，从我的糖纸《七色花》到她的门神灶王爷洋火盒。我真希望自己能有一朵七色花，让它带回我的“仙”果，带回我的连环画，带回我的所有的一切。秋天，地里长着不少野葡萄，黄豆粒大小的果实，成熟时由绿而褐，由褐而黑，有早有晚。我们便采之捋之，小餐一顿，那叫“吃黑蛋蛋”。有时人多果少，就一哄而抢甚至来根拔起，熟的便吃，掰一段儿梧桐叶柄，绿的放在小孔上，比赛着把它吹得飘起来。再有便是桑葚，惜乎太多，总提不起我太大的兴致。印象里从小就不吃杂面了，我老拿白面蒸馍去换邻家小孩米面的来吃，米面的吃起来更甜；家里新打了玉米也掺了豆面贴饼子，我吃得更香，我爱吃那焦黄的嘎渣儿。那时人们住的屋大都没有吊平顶，裸露着大梁，上面是檩和椽子，再上是苇箔和泥土，外面是灰蓝的小瓦，碧蓝澄澈的天底下静静地没有一些动静。这种屋的檩上常有燕子来做窝；梁上的木钩上挂着食篮。姥姥做的蒸馍便放在里面，做伴的时常是菜包子、丸子，冬天还有红薯红小豆做馅的“团子”。那篮子我要站在条凳上才够得到。吃的重于一切，是必须高高在上的。老姥姥的屋里有大盒的口服液，放在大玻璃罐子里的糖，盛在木匣里的饼干、核桃、馓子之类，全放在她床头的矮橱内。这两处我常去光顾，食篮那里是明目张胆，老姥姥屋里可得偷偷摸摸，虽然她也让我吃，我要她也给，但总不会太多，不如自己动手来得痛快。“老姥姥，我吃糖。”“啥？”“我想吃糖！”我大声地喊。“啊，吃糖？我去给看看猫屙了不。”她七十多岁，已有些耳背，尤其是我想吃糖的时候。我讨厌猫，但仍假装虔敬地等它给我屙糖，我很虔诚地看着她，她终于颠起小脚颤巍巍往屋里去了。

　　家里吃的菜都是自己地里种的，极少买。我那时不喜欢吃的只有茄子和茴香，所谓的不爱吃是遇此二者，吃饱拉倒，不像吃别的必得意足方休！冬天则无非是萝卜白菜，它们和红薯一起躲在地窖里。地窖像老井约有三米深下面较开阔，侧壁上有深凹的窝，可以手脚并用地攀上攀下，这是我爱做的事。大人警告不能随便爬进去玩，我很听话，只要里面没放甘蔗苹果之类。肉是不常有的，只逢年过节才可痛快吃够——村里一条深巷里有家卖羊肉汤的老店，也有做肉合子的，姥爷是他们的熟客——此外便是红白事，也能吃到。苏东坡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是大不可当真的，要么怎还会有东坡肉东坡肘子呢？我也想同他一样一边大啖肉肘，一边说些大雅之言。弟弟对肉却不太感兴趣，肉包子他只吃略粘点馅的面皮，只有白猪肉时他便抗议道：“我要吃猪身上的羊肉！”我喜欢吃肉，但肉却越来越不像肉了：肥的腻而不香，瘦的像嚼木头。一年到头也吃几次非正规的饭食，灰菜啊槐花啊我不太喜欢，榆钱还可以，“马蜂菜”即马齿苋，做的菜卷子，音叫“橐”，蘸着蒜泥可就吃不够了。那时那里各家都一日两餐，像公务员的班大体是朝九晚五，这两顿饭还要搬到家门口胡同里去吃：端一碗粥——这里叫“糊涂”，真是贴切——加一小碟酱豆或五香萝卜条，攥个蒸馍。一胡同的大人小孩，一胡同的喝糊涂的稀里哗啦，一胡同嚼萝卜条的嘎嘎吱吱，颇为壮观。这情形我搬家四五年再回去时都不在了，古风犹存的只几个年近古稀的老人。

　　五亲人

　　老姥姥据说很早便守寡，她那时已有三个孩子：姥爷、二姥爷和姑姥姥。家里本来很穷，但她勤快、要强，又会打算，于是节衣缩食，攒钱，买地，雇人干活；再攒更多的钱，买更多的地，雇更多的人干活，就这样一步步起来，一直到解放被分了地，还差点挨了批斗。我小的时候她都七十多岁了，身体很硬朗，从早到晚地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家里掰了玉米、刨了花生都堆在院子里，她坐在太阳地儿里扒玉米、择花生。她一丝不苟地择下最小的一颗放到簸萁里，玉米上的虫子就恨恨地捏死，“啵啵啵”地唤鸡来吃。她会“叫魂”，村里受了惊吓哭个不停的小孩总被大人抱到家里来，她便和那家大人说一会子话，回屋拿了一把铜勺子，扔了拐棍，一手扶了门框，一手举着这铜勺子往半空里东一下西一下地比划，嘴里还念念有词。这似乎很有效，那小孩子从此便不再不再被大人抱来，大些的小孩也是吓不着的。只有一个例外，那是一个老亲戚家的孩子，是个女孩，即使没有事，她家大人也常带她来玩。这女孩比我大，比我高，长得胖乎乎黑乎乎傻乎乎，脸上麻子比眼睛大，流着鼻涕冲我笑。不知怎么我总以为大人要我娶她，很害怕。“你跟她玩。”老姥姥说，“我给你俩看看猫屙糖了不！”我早知道猫是不屙糖的，恨不得马上跑开。老姥姥似乎总也闲不着。不用似乎，放下耙子就是扫帚，她的确是一刻也不闲待着，也不愿看别人无所事事。吃了饭，姥爷把碗一扔，挪到墙根底下晒太阳。“大小儿，你也扒一个不中？”老姥姥的埋怨里带些无奈。“唉！”他拉了一个厌烦的长腔，起来走了。村里好几处摸老牌的地方总能看到他。懒和馋在他身上是不分家的。但他觉得他很重要，离了不行的。像扶犁扬场这类轻松却“很有技术”的活，他也做一做，只要他愿意。他干活前收拾工具——自行车擦得一尘不染，泛着铜光；镰刀锄头也打磨得吹毛断发——回来再照做一遍：活不见得少，工具却都不能用了。

　　吃饭时他总先瞅瞅别人的碗，生怕里面藏着他碗里没有的好东西。你吃东西被他撞见，他就一天到晚地不高兴。他高兴时准是胡同里传来了梆子声，换豆腐的、换香油的、换碗换盆的，也有收破烂的。他跑到外边，回来拿了香油瓶，用瓢去布袋里搲些芝麻，走到墙山下，捏了一捏儿砖土沫，转圈撒在瓢里，用俩指头搅一搅，出去了。他的世界只有他自己，老姥姥过世二姥爷过世他都没掉一滴泪，他也不疼他的老婆孩子，一点都不。上四十斤的重物从没动过，现在快九十了，每顿吃的比我还多，走路爬楼比我还能快。我只盼他健健康康，无疾而终。那时候，村里常来些讨饭的有男有女，打着呱嗒板，挨家挨户地诉苦或唱点吉祥话，姥姥总让我拿着些吃的或半瓷缸粮食去门口等着。她是个好心的人，你知道她给我讲过“蚂蚁的故事”。她的故事并不多，大都是从戏里听来的。村里农闲时候常来些三五人的小班子（多带个小猴子），吹拉弹唱，敲敲打打地热闹个三五天，每天傍晚聚了一围人，白天就转着在村里要些东西。离村五六里的大集上有个露天戏园子，也常有剧团来，是卖票的。姥姥只去过两三次我回回跟着。地虽属山东，戏却是河南的，“三天不吃馍，也听刘忠河”。园里园外挤得满满的，都是人。我那时是无法领会那戏的美妙的，戏是属于老人的。唯一鲜明的是震耳欲聋的锣鼓，大红大紫的戏袍，满是颤巍巍串珠的戏帽和又酥又甜又香的芝麻糖。姥姥小心翼翼地从贴身衣袋里摸出钱包，那是种蓝粗布做的小包，类似现在的信封，具体而微，打开的一角用长绳栓了个老钱。这是她唯一花钱的地方。收音机里常有些戏，我教她如何用。她为不拂我的好意，开始还一而再地问：“这钮治啥用？”我一遍遍地告诉她，她似懂非懂地点着头，然而终于放弃了，“我不中！”她下了断言。她一生都对姓“电”的东西敬而远之——手电筒只用了几次，每次都忘了关，也成了摆设。什么又是必不可少的呢？她活得忙碌而简单。她看孩子，我们仨都由她看大。我蹲在地上用塑料碗把土扣成一个个小馍馍；姥姥得闲给妹妹梳辫子；弟弟坐在蒲团上瞪着大眼看。有时我睡着了，妹妹弟弟偷着给我扎小辫，她一边做活，一边看着笑。她纺线织布，纺车嗡嗡转，细线神奇地从棉穗里扯出来。我也偷着去纺，把线轴棉穗弄得一塌糊涂。织布机被各色的线五花大绑起来，姥姥坐在一头，脚下踩着两块板，古铜色的榆木梭子线层里飞来分去。我上了小学，她起得更早，为了我吃过饭再去上早课，大人们也吃了饭下地干活。一年四季，天天如此，打鸣的公鸡都会怪她扰了好梦。有一次，她太早做了早饭没有盛。我起来，她忙掀锅盛粥，灶底下还有火，粥很热，她用勺子来凉，“热饭冷冷，小狗等等。”我着急晚了早课，打翻了饭，还一把把她推倒在柴堆里。她落了泪，弟弟妹妹也都哭，我生着气，没吃饭去上了学。后来我们搬了家，留下姥姥一个。再后来她得了胃癌，到我们这边来，吃饭已不能下咽，每次总一个人躲到一边去吃，怕我们看了难受。她问家里最近的地在哪儿，还不到一个月就走了。我们葬她在村东南的一块地里——那是一片盐碱地——只有一个小坟头。姥姥去世后，我又回过老家一次，二姥爷家的一个妗子（人不怎么样）说起姥姥也落了泪。我才大约地知道她是怎样熬过那几年：她舍不得吃一个鸡蛋，她去路上捡麦穗，她在人家翻地时跟在后面拾落在地里的花生。她把一切攒下来，换成钱。“他们刚搬了家，没有地，孩子又都上学，日子不好过。”人家劝她别弄垮了身子她说：“我一把老骨头，也累惯了，不要紧。”对她，我们都是太狠心的人！

　　六梦醒

　　搬过家的人，像我，总觉得自己是个陌路客，新的不容纳，旧的又找不到，我像错不在己而两端皆失的邯郸人，一面急着找个归宿，一面却能随遇而安。也妄想从奔忙繁复中暂时停下，歇歇脚，深喘一口气，但还来不及擦亮眼睛，又被洪流裹覆着去了。世界本是混沌的，趴在地上的瞎子和大地感受最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