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块军属匾

　　九十高龄的母亲，平生有两件最值得自豪的事，一件是在18岁时担任大队妇女主任，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再就是把我兄弟仨，一个一个地“赶”进了军营。母亲时常高兴地对乡邻们说：“咱家有三块军属匾，干啥都一身劲。”

　　1971年冬，大哥穿上海纹衫，打起背包准备出发的那天，我和二哥，还有表弟妹们

　　含着热泪依依不舍给咱“老大”送行，唯独母亲不流一滴泪。分手时，母亲只向大哥交代了一句话：“儿啊，到部队上要听首长话，干出个样儿来让娘让乡亲们瞅瞅。”快过年的时候，公社武装部敲锣打鼓送来了写着“光荣人家”的军属匾，母亲高兴得合不拢嘴，让我和二哥放了一串长长的鞭炮，把匾挂在了最醒目的堂前。母亲一边听二哥念部队上寄来的慰问信，一边细细地擦拭着匾上的灰尘，脸上满是幸福的笑容。

　　第二年，刚踏进18岁门槛的二哥又穿上了空军军装，光荣地成了一名空军战士。于是，家里又新添了一块军属匾。由于两位兵哥哥很少回家，老母亲常望着两块军属匾陷入深思。我试探着问她是否想念“老大”、“老二”了，母亲总背过脸去不说话，但我却发现她那饱经风霜的脸上挂着两行浑浊的泪珠儿。第三年夏天，大哥在军事比武中夺魁立功，二哥顺利考入了军校还入了党。一听到这消息，母亲便精神焕发，眉开眼笑，兴奋得像个孩子。吃晚饭时，母亲特意多炒了两个菜，还请来了大舅、二舅和姑妈，从不沾酒的她竟也举起了酒杯。那个晚上，母亲喝醉了……

　　1979年冬，母亲六十大寿，两个哥哥都没能回来为老人家祝寿，只是从南方和北方同时寄来了祝福。母亲没有一句怨言，高高兴兴地过了生日。晚上，她把我叫到跟前：“三伢，你愿不愿去当兵，像你两个哥哥一样有出息？”我低声说：“想是想，可又舍不得离开您和父亲呀，你们上年纪了，我再一走，谁给二老做伴，地里的庄稼活谁来干？”“想去就去，男子汉就该有志向，我虽说是个种地的，不懂啥大道理，但我是党的人，保家卫国咱明白。”没个把月，母亲便拖着疲惫而羸弱的身子，含着笑意，把我送上了去南方某兵营的列车。车子启动了，面对母亲那因劳累过度而有些佝偻的背影和几缕在寒风中飘曳的白发，我的内心不禁阵阵酸楚。从那时起，母亲又多了一份思念和孤独。

　　1995年后，我们兄弟仨分别从海陆空军营里相继转业回故乡，母亲那高高悬起的思子之心才慢慢得以平复。我们三兄弟虽说都脱下了军装，但母亲还像往常一样，要求我们用军人的标准衡量自己，在平凡的岗位上尽心尽责。母亲常对我们说，可别忘了自己是穿过军装的，别忘了咱家堂屋里挂着的三块军属匾。“如今你做纪检工作，其实和部队上一个样，讲究的就是纪律和规矩，可马虎不得啊！”也许出于对小儿子的偏爱，母亲对我的要求更为严格。

　　母亲，我的白发亲娘啊!我知道我兄弟仨毕生都无法回报您无私的爱，我只能对您说：“您的儿子们，一定不会让您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