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读记

　　“偷读”指的是我少年时刚刚能基本不靠字典就囫囵吞枣地看“大书”的事，明着读不被家长允许，就趁大人不备，偷着来呗。

　　父母意思是看那些书误事。我是兄弟中的老大，家里的活计需要帮手；家里也指望着我学习好，将来凭功课成绩上大学再“抓挠上个一官半职”，全家的日子就好过了。可是谁知道我心里正被仓房角上的两箱子书“抓挠”得厉害呢？

　　书是无意间被我发现的。那时大概是1977年春天，我读小学三年级。下午放学后，在院子里跟妈妈夹杖子——把秫秸埋一截在土里围成密实的栅栏，里面用来种菜。妈说，去仓房箱子里拿点麻绳来。我就掀开第一个箱子，没有；再掀第二个 ——书！什么书？《水浒全传》、《三侠五义》、《三国演义》、《闪闪的红星》、《带响的弓箭》、《红楼梦》、《沸腾的群山》、《苦菜花》、《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万山红遍》、《敌后武工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直到妈妈站在门口，喊一声：天黑了！我才缓过神来。

　　当夜，借上厕所的时机，我摸出一本钻回被窝，蒙得严严实实，打开手电，那本封面已经破损的《开不败的花朵》讲的正是家乡的事，战斗英雄王耀东与土匪战斗光荣牺牲的故事听大人讲过，这一次更了解了详情，原来英雄也有害怕的时候，他像我一样，也要夜风刮来的扎蓬棵叫一声：“口令！”睡梦中，我被父亲摇醒：“什么什么口令的，怎么睡着了还亮着手电？”

　　我开始逃离家务劳动了。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躲进被摞里。我家的被褥叠在炕头，外面蒙着毛毯，我平躺在夹层，艰难地歪着头伸着一只胳膊，光线昏暗，字迹模糊，听见有人开门进屋还要机警地收缩。就这样，三个小时我读完了《闪闪的红星》。当我迷迷糊糊地走出房门，看见的是一群亲戚围着妈妈，其中一个人喊：这不是你儿子么？这不是好好的没丢么？

　　因为偷读，我的耳朵被拧得红肿，而我心疼的，是书被钉死在箱子里，但我马上又找到另一只箱子，那里有《烈火金刚》、《金蔷薇》、《父与子》、《艺海拾贝》、《西游记》、《牛虻》、《家》……情不自禁似的等着我捧起他们。

　　“小小年纪，看什么大书。”一位表叔是个搞迷信的“大神”，他一副学问很大的样子，眯着眼儿教导我说，“老不看《三国》，少不看《西游》，你连《红楼》都敢头看，是想搞对象咋的？”我哭着第一次顶撞大人：“我看书，但我没装神弄鬼！”好在父亲没有申斥我，谁让那些书是他的秘藏呢——做中学教师的父亲，是“文革”被打回来的读书人，他的办公室在10里外的公社，那里还有许多“大书”，只是书们都包着牛皮纸，写了《毛泽东选集》什么的——偷读竟是子承父业呀！

　　一年后，是奶奶使我告别了“偷读”的日子，有了“朗读”的自由。每天晚上，我都给她念大书，至今我还记得她听《水浒传》，对五虎将联袂出阵时口中啧啧手拍膝盖的陶醉神情；我也记得她听《高玉宝》时边吧嗒着烟袋边用大襟擦眼泪的样子,她说:人得有善心哪……

　　转眼上中学了,课程和考试的压力使我自觉地压缩读课外书的时间,奶奶的听书瘾已有收音机里的“小说连播”和“评书节目”得以满足，我的阅读兴趣也由名着向文学期刊转移，叔叔从邮局订来的《人民文学》、《小说选刊》、《诗刊》、《少年文艺》等总是伴着我的午餐和晚餐，它们是粮食的一部分啊，让我的身体里多了一种叫做文学的营养。几乎每一个语文老师都对我褒奖有加，我的作文和文学知识也让周围的同学们异常羡慕。给奶奶念“大书”和随奶奶听广播，也让我有了良好的朗诵功底，大学三年级时参加全省师范院校基本功大赛，我是朗诵项目的第一名。

　　说起大三朗诵的事，我想起我的教法老师，他能把枯燥的东西讲得有趣有味：什么叫朗诵？就是大声地读；什么叫背诵？就是不看原文出声地读——那么什么叫默读？就是不出声地读——别笑哇，这些玩意你们不一定知道！我们都笑得东倒西歪。我的笔记上自己补充了一条：什么叫偷读？就是不公开地读，读到好玩处也不许笑出声来——别笑哇，这种读法一定别让人知道。

　　少年时如饥似渴地偷读，注定了自己会有到大学中文系教室里痴笑的那一天。如今，我已是一个心态宽松的职业阅读者，一本本新书被我“明目张胆”地看来看去。只是，大半生含辛茹苦的母亲对儿子的巴望早就被我搅拌进专业的快意里不见了，因为我的读书教书生涯，也许永远不会给家中带来福利，它的目标与“一官半职”的谋求已经不可挽回地背道而驰，而且必将渐行渐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