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生难忘的记忆——建国之初在京学习手记

　　在纪念伟大祖国建国六十周年之际，回忆我于建国初期在京学习一年多的美好岁月，心情激动，终生难忘。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在陕西澄城县供销联社担任秘书。1954年暑期，我参加了全国供销总社干部学校（简称中央合作干校）的新生考试。很幸运，没过多久，省上寄来了录取通知书。八月底前我和陕南一位同志从西安乘火车赴北京报到。一路上车窗外的山川、河流、平原，各地风光，倍感祖国山河壮丽。我这个第一次从穷山沟走出来的乡下娃，头脑里一下子开阔了许多。

　　到京后，从前门车站下车，遂坐人力三轮车赶往干校所在地——西四大街大红罗场豹子胡同。途经天安门时，两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的巨幅标语和古老宏伟的建筑映入眼帘，庄严肃穆，令人振奋。当我们来到校门口，接待我们的是一位英姿飒爽的青年，原以为他是学校的工作人员，后来才知道他叫陶道开，四川籍人，是我们是班长。来校前，我得过一场急性肠胃病，身体很弱，这位同志帮我扛着很大很重的铺盖和行李包，我十分感激，内心顿时生出一种温暖、快乐的感情。

　　新的学习开始了

　　中央合作干校窗明几净的教室、宽敞的礼堂、整洁的宿舍、干净的餐厅、宽阔的操场、小卖部、医疗室、理发室等各种学习、生活和服务配套场所一应俱全，而且配置的非常合理。加之，正式开课前，通过班、组及各种渠道，对学习、生活的安排很是妥帖周到，由于学校精心管理、热心服务，我们学员只有安下心来，认真地学习了。

　　那时我们的校长是由全国总社主任程子华兼任。主持工作的是副校长李健文老师，他中等身材，健康、精神、干练，常给学员讲话、讲课。他知识渊博，讲课联系实际，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讲到精彩感人之处，课堂里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深受同学们的尊敬。然而，在二十年后的1974年，我在一次偶然的场合（渭南地区的贫下中农管理商业会上）见到他，沉闷、木讷地坐在台上，一言不发。散会后我找到他说，我是你在合干校的学生，他只会心地笑笑，没有多说什么，我理解大约是才恢复工作，心有余悸吧，或是只叫他参加会议，不安排发言，这是后话。

　　那时学校设置的班级有理论班、生产班（手工业管理）和供销业务班，我分在业务班，统称师资班（为省干校培训师资），学制一年半。课程设有中国革命史（以毛选为主线）、马列主义基础（以《联共（布）党史》为主）、政治经济学和贸易组织与技术等几门业务课。学习方法是老师在堂前宣读讲稿，同学在下面紧张速记，一堂课下来手指手腕都发麻。下课后对补笔记、阅读引文的原文、看指定的参考书、找辅导老师解答不明白的问题，还真紧张得很。光对笔记就很难，因为老师口音、快慢不一样，有的课大家记得都很差，对起来就很费劲。记得第一堂课是杨连保老师主讲的中国革命史，这门课比较好学，除老师的口音清、语速慢外，内容有的也多少听过，好懂好记，其它课的内容陌生，记起来特别吃力。同学们就不断地简化或用符号代替，如中国工人阶级写成中—工，马克思列宁主义写成马—义等。经过约两个多月的学习，初步摸着些规律，就显得轻松多了。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值得一提，刚开学不久，学校要求每个学员作一周自学计划，目的是想了解大家对各门课的用时，我当时对政治类放的时间多一些，对业务课的时间相对少一些 ，这下引起了教务处的重视，找我谈话，指出业务干部学业务少了。我虽然立即纠正，但思想并未完全想通。因为我们学的都是苏联教材，没有结合中国实际，后来不少同学有意见，分管学校教学的总社副主任孟用潜也多次来学校研讨教学改革。学校还时不时请来总社的司局级领导来做报告。印象比较深的是农副局的张越霞（博古夫人）局长，曾给我们讲课，她讲得很好。再后来老师讲贸易经济，讲完苏联的，同学们一致要求讲我们国家的，他们一边编写教材，一边讲课，讲完了还印发了一本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贸易经济》的讲义。

　　听名家做报告

　　在这段时间里，我感到当时的学风很浓，对干部的教育抓的很紧。学校除注重校内学习外，还在北京图书馆给我们办了借书证，每遇图书馆举办学术报告会，都设法弄来听讲券。我回忆先后听过的报告有：哲学家艾思奇的演讲；水利部专家张含英副部长关于治黄的报告；作家老舍关于文学与语言的报告，现在还能记起他讲“推敲”二字的典故，讲解唐代诗人王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诗句，还讲了他的名作《骆驼祥子》中文学语言的运用等；作家赵树理讲了自己深入山西农村，体验生活，创作《三里湾》的体会；作家周立波讲1951年曾荣获斯大林文学奖的《暴风骤雨》和《铁水奔流》的创作体会，特别是前一本书，在全国影响很大，同学们听得都很专注；还有团中央宣传部部金炎关于《海鸥之歌》的报告；北大教授周一良关于胡适思想批判的报告；还在学校礼堂听过作家、诗人魏钢焰介绍他的战友、作家杜鹏程创作《保卫延安》的艰辛历程。杜鹏程是咱陕西韩城县人。《保卫延安》出版发行后，在全国反响强烈，评价很高。我阅读过好几遍，爱不释手。特别是收复延安和瓦子街战役以后，彭德怀司令员和习仲勋副政委率西北野战军南下，在我们澄城县驻扎了十个多月，先后部署并发起了澄合、荔北、永丰三个战役，取得了巨大胜利，听起来倍加亲切。听了以上名人的报告，使我耳目一新，收益匪浅。

　　北京的社会风气真好

　　在京学习的日子，我深深感到当时北京的社会风气很好，民风淳朴。你不管走到大街、商店，都能听到“借光”、“劳驾”、“对不起”、“没关系”等文明礼貌用语。上车自觉排队，车上的老人、孕妇专席没人随便坐，上来老人、病人时，众人纷纷主动让座，显得整个社会的温暖和谐，人们之间的亲密无间和团结互助，京城人的素质就是高。整个城区的大街小巷，机关、学校，干干净净，空气新鲜，没有乱抛瓜皮、纸屑和随地吐痰的不良现象，所以也就很少见到蚊蝇，闻不到臭味。据说，有个外国记者写过一本《无蝇的中国》，就说的是北京的事。我们这些外地人，也非常自觉地约束自己，向北京人学习。

　　难忘的时刻

　　1954年9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胜利闭幕，毛主席当选国家主席，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喜讯。当晚，全北京沸腾了，人们纷纷走上街头，涌向天安门，欢天喜地，载歌载舞，来庆祝人民当家作主、行使自己的权利选举出众望所归、自己爱戴的国家领导人。我们学校的全体师生也和全市人民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尽情欢呼，直至深夜才散去。

　　紧接着是庆祝建国五周年国庆节大检阅。我们清晨五时起床，很快吃过早点，带上提前准备的花朵和干粮水果，奔赴东直门外全国供销总社，再由那里出发到指定地点。在阅兵典礼结束、群众游行开始后，我们便从天安门东边排着六十路纵队整齐地走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人群里不时响起“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大家挥手致意，广播里响起毛主席那浓重的湖南口音：“人民万岁！”、“同志们万岁！”这是我亲耳聆听到的，从古到今，哪朝哪代，哪有国家最高领导人喊“人民万岁、同志们万岁”的？作为人民的一员，此刻，我感到无比自豪，无比亲切。大约午后一两点，我们才走回学校，吃过饭后，又列队赶赴天安门广场，参加国庆之夜的焰火和歌舞晚会。我们在广场和外单位自组舞圈尽情地跳起来，广场周围，灯火辉煌，焰火腾空，五光十色，无数探照灯的光柱忽而聚在一点，忽而散去，正好有一架飞机从上空飞过，探照灯光柱把它照得清清楚楚。如果这时有人要问，什么是狂欢？我会告诉他：只有在此时此刻，忘掉一切，尽情歌舞，与同伴一起沉浸在欢乐之中，就是狂欢二字的最好注释。事隔四十五年，到建国五十周年大庆时，我写了一首诗，顺便抄下来：“京华国庆五周年，游行队伍我一员。主席挥手我亲见，激励一生永向前。四十五年弹指间，无悔青春到老闲。沧桑巨变五十年，炎黄子孙俱欢颜。”在共和国母亲六十华诞来临之际，我又草就一首小诗：“中华六秩伟业旺，改革开放更辉煌，执政为民孚众望，科学发展民富强。”以表内心喜悦之情。

　　第二年“五一”、“十一”可能因为以前我们走的不太整齐，再未作受检阅队伍，而是随总社机关和其他中央国家机关队伍打着横幅站在广场内，由于时间长，便自动轮休，前一排站着，后一排蹲着，这样一直到游行结束，才不顾一切地涌过金水桥到天安门城楼下，亲眼目睹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光辉风采。想必毛主席也理解我们的心情，他手挥帽子从东走到西，又从西走到东，不停地挥动手臂。我们欢呼着、跳跃着，久久不愿离去。

　　还有两次欢迎外宾，见到周总理光辉亲切的身影。第一次是1954年10月19日下午，印度总理尼赫鲁访华。当时，周总理亲到机场迎接，并陪同尼赫鲁乘坐敞篷车在欢迎的人群中缓缓驶过，我们学校的队伍站在西四牌楼北边沿西边道牙的一侧，这次我没有经验，目光被前面的开道车、摄影车所吸引，当看到总理时，车已到我的眼前，我看见总理一身藏青色中山装，满面红光。可惜只看了个侧面，我很遗憾。第二次是在1955年5月29日上午，印尼总理阿米佐约来访。我们学校的欢迎队伍站在比上次稍北的胡同口，同样是周总理陪同乘车。这一次我有经验了，放过前面的车辆不管，目光专注观看周总理。那天天阴，总理身穿灰大衣，面色平和亲切，乘车缓驶而来，我从老远看到跟前，但就在这时，两边欢迎的人群忽然涌向街道中间，仅容车队擦过，我看到总理对这种不良秩序，脸上露出一丝不悦，但很快恢复了和蔼和平静。这一瞬间变化被我捕捉到了，我深切地感到配合党和国家领导人欢迎外宾，一定要注意文明礼貌，既要热情，又要保持良好的心态和秩序。这一次是我一生最难忘的，因为我近距离地见到了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总理。

　　在京学习虽然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对我来说，这不仅是增长了知识，更重要的是激励永远，对我以后的人生历程来说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我常常鞭策自己，我很幸运，也很幸福，要不枉见过毛主席、周总理等伟人，要对得起党的培养教育，对得起高尚的北京人的感染熏陶，一辈子堂堂正正做人，勤勤恳恳地工作。在以后数十年的风风雨雨里，安然地走过来了。而今我已七十八岁，仍参与县老干活动中心的工作，一直为老龄事业在忙乎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