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风物

　　（一）千年古居

　　1974年生产队在平整土地时，从村南斜地的一个墓穴中挖出了不少文物，最值得一提的是两尊古代的陶器，为三足敞口陶罐，还有八十余斤古币。这些文物除古币有不少流失以外，大部分交到县文化馆。这些古币多数是秦时或王莽时期的刀币、铁钱，此外，还有一盘石磨。这一发现把六一村推至到秦汉甚至更远，说明在很早很早以前，这儿就有人类居住，在秦汉时就形成了富庶的村落。

　　1556年（明嘉庆三十四年），华州发生大地震，史料记载，当时死亡了83万人，为地震灾害死亡人数的世界第二，这个古老的村庄也未能幸免，造成此地人绝地旷。相传此后，从山西洪洞“大槐村下”移民迁陕，又在此地建庄，村名叫崖上，但这绝不是这块土地上的始祖。他们只是在明朝后期移居本地的，也是今天六一村的大约前二十代老先人。

　　六一村，古老的村名叫“崖上村”。祖先为何把村名叫崖上，是因地形而定的。很早以前，村子的南边是一片低凹平地，西边是一条大河，靠北是数丈高的土崖，人叫崖头，崖上地势平坦。崖下边的那片地，便叫下崖子地，村庄建在土崖上的一片平地。在下崖子地的南头，有一股泉水，冬暖夏凉，可以直接饮用，甘甜爽口，赛过今天的矿泉水。所以也就把村子叫“水泉堡”。把村名叫崖上村或水泉堡，这样是很自然，合情合理的。

　　据说，大约在光绪年间，村西还是瓮峪河，河水从那里流入柳叶河，村东只是一条小渠。清朝末年（约1902年），瓮峪一次特大山洪，左治周等老人还记得当年发大水的一首民歌：

　　瓮峪山洪真少见，

　　冲坏水磨三四盘。

　　山里人，遭了难，

　　淹死人畜难计算。

　　崖上村南许多地，

　　一夜变成大石滩。

　　村中一家添了丁，

　　取名石儿作纪念。

　　注：参见《六一人物（一）石儿》

　　从此村南一片土地被水冲毁，瓮峪河改道，村东小渠被冲成为大河，村西被沙土填平，只有一条小渠流过，并和桃峪口的季节性河的下游合在一起流入娘娘庙后的苇园，再经董家城、坡上地段流入柳叶河。从此东西改变差异很大，村子的南边、西边高差缩小，土崖降低。村东、村西都有河水。村东的河人称东河，是瓮峪河流下来的水，河水常年不断，水量大，夏季暴雨后经常发大水；村西的河人称西河，是桃峪口和泉水口流下来的水，水量少。

　　1982年，废止“公社”建制，恢复“乡政府”时，省民政厅下属地名单位根据“地名从俗”的原则，把崖上村更名为六一村。“六一村”源于六一生产队，六一生产队源于六一农业社，六一社的名字是程三快起的。据程三快1955年一则日记中记载：“程本善、程俊英到我家，让我给农业社起个名字，我说五方村杨城子是五方村第一个农业社，名叫‘五一社’。咱村是六合乡第一个成立的农业社，就叫‘六一社’”。两位干部十分满意。“六一社”和公社化以后的 “六一大队”，在全体干部特别是党支部书记程本善的领导下，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多次获得乡、县和地区的表彰，六一大队的名声越来越大；加之“崖上”谐音“挨上”，崖上村人嫌难听，外村人问所在地时，崖上人就说在“六一”。这样，“六一”渐渐地代替了“崖上”，六一村由此而来。

　　（二）六一古城

　　初建村庄时并没有城墙，在咸丰四年，即公元1854年第一次开始打城墙，东、西、南三面城墙坚实高大，北城只是简易城墙，高约6米，宽约4米，以备扩庄建北巷时拆除。新城修好后，只开有一个东门，并修了青砖砌成的城门洞，城门洞上镶了一块青石，上面刻有“来紫门”三个大字，意为“紫气东来”。紫气：祥瑞，好运气。旁边又刻有“咸丰四年”4个小字。这4个字是崖上村建城的可靠证据。1924年，人口增多，由村民集资，拆除了原来的简易被称，二次修了正式北城墙。这样向北扩展了一条巷道，叫做北巷，单排，门一律向南。从此简易的北城墙被拆，所以南巷北排住户后院空地比较大。这一次北城墙特别坚固，顶部宽有丈余，高约5丈（不含城外的女儿墙）。1935年，再次维修加固了南边和西边城墙，全城又修了墙垛，留有枪眼。南城西角修有角楼，供储物和守城人夜宿。大约到了1940年，为了小学生在城西娘娘庙升山小学上学方便，在后来新扩建的一段西城墙上打洞安上城门，增开了一个西门。从此一个完整的村庄才建好，再无反复。因有城墙的防御，村民很少遭匪患的袭扰。解放后，匪患消除，天下太平，城墙防护作用消失。特别是合作化后，由于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扩巷、盖房和饲养室“垫圈”用土等，城墙逐年被拆除，夷为平地，东城现在的大队部东墙边和老北巷几家的后院还留几处一人多高的老城墙根。

　　原村中南巷东头宽大，到西头左家和崔家门前，向西分为三条小巷，整个巷道成为杈形。这里有个传说，早先村西大河里有只“大龟”，经常兴风作浪，大闹水灾，人们不能安宁，于是用这把“杈”来镇龟，因此此巷也叫“镇龟巷”。西城墙外建有观音庙，开西城门的前两年倒塌、拆除。河西高地修有龙王庙。观音庙和龙王庙都是求神保佑，以防河水之患。无论是杈形巷，还是神庙，都是祖先祈求平安。

　　为了避邪和防止东河水患，镇住龙王爷，崖上村人在村东原来流水的小渠岸边，两头各修了一个高约15米的青砖包砌的四方形墩台，两座墩台相距约三百米，上面各有一个神龛，内有神像，有的人还烧香敬神。河改道后，小渠干枯，渠里留存沙子，后来改为道路。因路上有沙，岸上两头有墩台，此路便叫“沙塔路”。南墩台旁有一古柏，高约有20余米，胸径三人合抱有余，树冠约占三四分地，至少有500年的树龄，公社化后学大寨平整土地时，墩台被拆除，崖上村标志性的古柏也被伐掉，实在太可惜。

　　六十年代，六一村生态环境很好，崖上村地下水资源是相当丰富的。村子东西有河，南边有泉水，这股泉水质甘甜，冬温夏凉，可直接饮用。地里灌溉用井水，井多而水旺，多数井水离井沿很浅，坐在井沿上都可以洗脚。

　　村南涧巴有一个竹园，约有五十多亩。东河岸边约有二三里长的芦苇带，村西北角娘娘庙后也有一片芦苇荡，约有一百多亩。村子周围林木丰盛，果园很多，环境秀丽，鸟语悦耳动听，花气磬香袭人，野兽四季可见。大河有鱼，小渠有虾，涧巴地里的野兔、野鸡随时可见。酸枣、柿子、石枣、黄杏处处可采。下雨后遍地有地软，也有蘑菇，采拾的人成群结队。这优美的生态环境，孕育着勤劳智慧的六一人。随着“公社化”和“以粮为纲”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特别是村南增修铁路和两条公路，部队修建营房和军需仓库，深井增多，湿地被填，植被破坏，林木被伐，致使村中不少水井干涸，大小河断流，泉水口的泉水时有时无，旱地面积扩大，许多野生植物和动物消失，生态环境恶化，令人不堪回首。

　　（三）姓氏分布

　　大槐树下的移民在陕西分布很广，华阴、华县是最集中之地。程、左、吕、陈、崔等几姓落居此地建庄，繁衍生息，生活至今。程姓为较早，分为三门，人口众多；陈、崔、郭姓发展较慢。另有赵、余二姓，为客户。公社化时又接纳从银川返陕的移民雷、田、王三户新姓。至2007年，六一村共有14姓人家，730口人，130余户。

　　首先到崖上村的是程氏三兄弟，后来三兄弟中有一个兄弟往西到渭南落户，今渭南有一程家村，就是西迁的一支；另一个兄弟上北到大荔安家；崖上村留下兄弟一人。究竟谁大谁小后人难知，最早他们之间是有往来的，后辈失去音信，再无来往。

　　崖上村留下的一程氏生有三子，分三门居住，长子为东门，如后代的景伊、贵堂、小才、本善、彦堂、景宏、恩善、宽平、训起、必武、将娃等；次子南门，后代有运来、俊英、朝民、铁匠、建仁、恩弟、存弟、建本、建启、建勋、建朝、月朝等；季子西门，后代有土豪、淑莲、同运、开运、石儿、亮石、桥石、稳石、壮石、屯石、坎娃、方成、新房、快平、宏快、三快、藏快、快乐、长快、臣快、平快、安快、保平、锁、锁贵、金锁、三锁、联营、较豪、金豪、三定、增团等。程氏建有“四真堂”祠堂，家族体系有画像神轴。“真”就是画像，“四真”就是去世的四代人的画像。这三门人丁都很兴旺，人口发展很快，因此又有小神轴体系的出现。除祭拜总神轴之外，三门各祭拜自己的祖先。“四真堂”的祠堂，最早设在小北巷的东角，有房间半，扩巷后，总祠堂在新北巷最东边的高台上，共有正房三大间。正中挂有巨幅画像神轴（据推测此时已有六代人过世），另外东西各有耳房三间，总祠堂前有个小广场，南边建有一个露天大石碾盘。总祠堂下有公共土地，每年清明时节，用收的课租到蒸馍铺兑换成枣贡、蒸馍。程氏门内，按丁分配。每年三门都要到城东场背后柏树祖坟祭奠祖宗。土改时，程氏宗族公地分给贫雇农，从此祭祖终止。

　　左氏全族，发展较慢，老弟兄四人同住一院，人称“十家院”，直到解放前夕，才渐渐分居。

　　从建村以来，村民风正而厚道，老祖先们都很重视德教素养，村民勤苦为生，做人为本，除耕种少量的土地外，农闲时节，靠担柴、卖木炭、推独轮车卖竹器度日。生活较殷实的人家也以耕读传家。村民少有欺诈，和谐相处。总体来说，崖上村人的优良传统就是勤劳守法，团结憨厚，德诚志强。

　　（四）百年巨变

　　1.黎明前夕

　　民国十八年（1929年），六一村遭受了大雪灾，柿树、杏树大部分冻死，第二年大旱，又遭受了罕见的年馑。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又遭半年多瘟疫，几乎天天死人。“两难”中总共死30余人。那年月，许多树木、庄稼冻死，苦难不堪。为克服生活、生产中的困难，树民自愿成立了“自助会”、“花字会”、“父老会”，村上的红白大事，相互协助，共渡难关。

　　古堡虽穷，先祖很重视人的素养教育。民国初期，村有私塾一所，程俊财就是被人尊重的早期私塾老师，教授《三字经》、《弟子规》等蒙学教材。程正先、程杰山二位担任过当时的完小校长。村中7人从教，有二位中医老先生，一名兽医。村西门外有吕英杰开办的一个杂货铺，一个有外村人经办的中药“大盛堂”，左战厚和程德善家的老人各开有染房。村中大型生产资料有南巷程业广家的一辆老式两轮大车，还有一部轻三轮铁皮斗水车。多户人家种植过染布原料“靛”，有十多户男子冬闲时间推独轮车卖竹器，北上合阳，西到岐山；从瓮峪南走洛南，以当地的棉花布匹换洛南的土产，还有到华阳川担木炭的。出外经商的很少。只有明忍、明善、广石、富平在泾阳、三原经过商，广石已在那里落户。军阀混战时期（1935年前后）在地方政府默许下，不少村民还种过三年的鸦片（罂粟），但长期以种粮为主。

　　1949年前，崖上村有六七十户人家，三百余口人。基本农田三百余亩。国民党政府实行的保甲制，崖上村属定远乡第九保，崖上、董城、甘头三村为一保，崖上村只设常备甲长。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直到1949年，村民生活极为艰苦，大部分人家靠担柴过日子，担柴从山上摔死四人，伤多人。因防官匪和催粮要款，城门经常关闭，担柴的常睡在麦场，被狼吃一人，家破人亡一户。那时有二人常年讨饭，有长工3人，童工5人。由于父亲病逝，母亲改嫁，沦为孤儿，被迫送人作童养媳一人（坤娃妹芬娃）。

　　旧社会崖上村城墙坚固，村民人心齐，拿枪杆子的人多，并有程正先的民团，土匪几次攻城，都被打败。有一次抗击土匪，土匪夺路而逃，一匪徒不慎掉入村南井中丧命。

　　1928年，受渭华起义影响，村中部分革命青年参加了“红枪队”组织，防匪抗税。1930年以程映杰为首，带领五名青年，扛枪骑马，奔赴陕北红区，在渭北一带打游击，途经白水县境内时，被军阀几乎全部杀害。据程火快讲，程青石就是参加的这个组织，当时国民党称之为“土匪”，实为华阴早期的红军一支武装，后来他东躲西藏，与组织失去联系。1941年，在中共华阴地下党领导的抗粮交农运动中，村中青年程春田、程建本二人积极给各村传送鸡毛信，并带头参加“交农运动”。抗日战争暴发后，程胜友时任国民革命军排长，在台儿庄对日作战中英勇牺牲。在中条山战役中同时光荣牺牲的还有程映龙、程品娃、崔省娃、程明光、陈恩鱼、（程堂娃死里逃生）。这几位抗日烈士，国民党政府曾给家属都有抚恤金。他们是六一村的骄傲，六一村的子孙们要永远记住他们。另外，程猪娃曾任国民革命军傅作义部队的排长，曾参加绥远抗战，作战十分英勇。当年讨饭流浪，离家出走的孤儿程申壮，1938年在太行山参加八路军，解放战争随“陈谢兵团”南下解放云南，在13军38师任团长，1955年被授为上校军衔。1956年转业，任云南个旧锡矿党委书记。

　　由于比较安全，崖上村成了地下党早期活动联络点之一。关中地下党领导人刘邦显，在村住了多年，1947年并在这儿先后发展了地下党员程毅、程俊佐、程景尹等人。刘邦显为党做了大量工作，向延安送了不少革命青年，程继中就是那时由程毅单线联系，冲破层层封锁，奔赴延安去的二华青年学生之一，随后在边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受其影响，解放后程火快、程宏业、左卜治、程省财等积极分子，都在土改中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革命工作。

　　2.土地改革

　　1949年华阴解放后，以张志峰为首的工作队进村，村上成立了农民协会。程英才任六合乡农协主席，首任村农会主任是程明忍，程景月任村长，程自财任民兵连长，左治周是乡治安主任，程本善为农协组长。在张志峰的领导下划分阶级成分，烧毁了地富和宗族的地契租账，开始土地改革和减租减息，分了地主及一户反属的土地。由于程财娃租种新坊村的桃峪口华家坡地，此坡地也被分给崖上村，由三户耕种。所分的竹园，芦苇地各有其主。成份划定为：雇农一户（余令令），贫农40余户，中农20余户，小土地出租一户，地、富各一户。

　　在镇压反革命中,六一村被华阴县处决6人,收监4人,管治7人。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左卜治、程自财、程本善三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党小组。以后又发展了多名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后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程本善任党小组组长，程映林任共青团支部书记。从此在六一村建立了党团组织。

　　在抗美援朝中，陈安成、左玉华最早参加志愿军。程玉林、程治财、程火彦三人从县大队也参加了志愿军，并赴朝作战。程玉林曾荣立三等功一次。战争结束后，三人回到六一村。

　　3.合作化

　　1955年，中共中央公布了“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后，当年夏季，六一村遵循自愿互助的原则，两条自然巷各建立了一个中心互助组，南巷组程本善任组长，北巷组程映林任组长，另外还有三个临时成立的互助组，一个租约有七八家组成，单干户仍有十几户。互助组的土地及生产资料仍归私人所有，只变更生产方式，互助借用，公平交换，合理补偿，实物归已。互助组的一些优势也有显示，各农户的生产有所发展，产量由百十斤增长到二百来斤，生活也稍好转。受此影响，全村基本形成两大组，1955年冬在两大组的基础上，建立了两个农业初级合作社。南巷社程本善为社主任，北巷社程映林为社主任。1956年春，两社合并成为高级社。六一社的社名是程三快起的。

　　高级社主任还是由程本善、程映林两人担任。不久程映林参加了工作，社主任由程百社、程玉林接任，会计先后由程俊英、卫坤生担任。由于党员的发展壮大，六一村开始建立了党支部，程本善任党支部书记。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转变，土地归集体所有，生产资料也作价归公。高级社时期，全村有三个生产小队，分配权在小队，社员按工计酬，强弱老幼妇女评等级记工分，秋麦只分部分原粮，年终一次决算，也就是分红。

　　1957年，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六一村也有拉牛退社的情况出现。其中有一人受到批判，一位妇女跳井自杀。组织起来的村民情绪很高，一时出现的困难很快克服。社员积极开展了农田基本改造，搬了地埝，平了坟墓，南安斜、上埝连成大片（在南安斜第二次修整时，挖出了不少古代文物）。那时村上的生产工具，最先进的就是架子车，三个队总合起来也不过有十四五辆车子，平整农田，全靠担挑筐抬。

　　4.吃食堂

　　1958年大跃进时期，三个生产队都办了集体食堂，吃饭不定量，开始社员有个顺口溜：“干不干，二两半，转一转，净吃饭”。一度食堂办的还可以。大炼钢铁运动开始，男女劳力都去担矿捞铁沙，虽用土方炼出了一些所谓的“铁”，但对农业造成了很大损失。因为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浮夸风”，“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破坏了生产，挫伤了人们的积极性，吃饭成了问题。从1960年起，国家遭遇三年自然灾害，六一大队由于农田水利设施较好，粮食并未减产。但由于六一大队干部老实，没有瞒产私分，如实上报，粮食大部分被上级征购。因此全村口粮严重不足。

　　1960年到1961年，食堂定量吃饭，每人每天只能吃到二三两口粮，不少壮年人得了浮肿病。在此期间，由于饥饿和疾病，先后有十多人死亡，不少人不能下地劳动。尽管政府向“浮肿病人”发放了点豆类、谷物以供食用，但这不过是杯水车薪，多数人还是挨饿。那时地里凡能吃的树叶、树皮全被剥光，谷糠、麸皮算是最好的食品。大部分男女社员下北滩库区“捋稗子”，“挖蔓青根”吃。当时有个顺口溜：

　　清早起，空肚子，

　　提了个破笼子，

　　北安滩里捋稗子

　　捋回稗子占碾子，

　　碾了稗子填肚子。

　　……

　　村上只有两个碾子，争占碾子是常有的事。玉米还不等成熟，社员们就搬回棒棒，碾成巴巴吃。在村外给大队剥包谷时，许多社员偷偷把玉米粒设法装到身上带回家充饥，看守城门搜查的人员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时有个顺口溜：

　　偷一升是英雄，

　　偷一斗是红旗手，

　　偷一石（dan）是模范，

　　偷一火车皮，

　　到北京要见毛主席。

　　1962年，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曾说：“感谢基层干部的瞒产和私分，救了一部分人的命。”由此可见，当时的“偷”粮食是无奈之下的自救行为。本村曾发生过有人因拿包谷穗煮着吃，被送到县公安局监督劳动，因在哪儿能吃饱饭而不愿意回村的令人心酸的事。为渡饥荒，东去灵宝、豫灵、阳店山区一带背小磨渣，用衣服换粮食。北上合阳、蒲城一带用竹器换粮。这些行动都是偷着去的，由于当时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大队知道后，还要“割资本主义尾巴”。艰难的生活并没有压垮六一村人，他们顽强地生活着，相信明天一切都会有的。

　　5.学大寨

　　1963年以后，大队狠抓了农业生产，社员口粮吃到了一百八十斤，储备粮积累也上10万斤，县委宣传部也有报道。六一大队集体资产超过70万，受到省上表彰。公社化期间，队上接纳了四户由银川返回的移民，全村土地增加200余亩，共有土地560亩，人口也增长到560人，基本人均土地一亩。那时三条生产主干道路，两边箭杆杨成行，城周边大白杨参天，涧巴杏园、枣林、林木成片，并有专业人员看护，生态环境令人赞叹。1965年时任县广播站通讯员的程建仁曾在陕西日报作过报道。模范社员程战运，陈金鱼、程创业及回乡青年程镇反等人，利用酸枣刺嫁接了大片红枣园，曾得到上级部门的肯定。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渭南地区命名六一大队为“粮丰林茂”红旗大队，得到渭南地区和华阴县嘉奖的奖牌、锦旗有二十多面。地区专员杜鲁功进村蹲点，省地各县参观学习的人来往不断，六一村的大白杨树被列为国家优良树种。

　　1965年至1976年10年间，这是六一村发展的兴盛时期，农业获得了大丰收，夏粮总产15万斤，玉米也上10万，社员口粮吃到了250余斤，棉花亩产超过百斤。因这一年阴雨连绵40余天，麦子出芽。这一年又大搞水利建设，引泉水灌溉了下埝、观音庙一带的旱地。开挖了一大口机井（现仍在），配备了柴油抽水机二台，并在村南修了一座水磨房。办起了轧油、轧花、磨面、木工等综合加工厂，开设了豆腐作坊，修建了养猪场，城北又建了砖瓦窑，农副业发展极快。

　　修水渠、修水磨的能工巧匠有：程广发、程高平等人。

　　当时实行大队核算，公共积累日益壮大，有拖拉机两台，柴油抽水机四部，大胶轮车两辆，骡马七匹，牛40余头。当时牲口还是大队的重要劳力，喂养管理好牲口十分重要，饲养员日夜都得操劳，很辛苦，很麻烦，还容易得罪人。饲养员主要是：程春田、程景宏、程建林、左广运、孙南海、左卜运、余令令、程凤治（桥石）、程银孝等。

　　水井全部装上水车，水井装上水车的设计师是左绪。

　　部分社员购置了架子车，生产条件基本改善。70年代东河重修拉直后，百人会战45天，修出河滩地百余亩。会战中的先进青年主要有：程建强、程建厚、程叫豪、程芳霞、程月厚、程亚群、程卜厚、程亚梅、程小芳、程贵堂、程安平、程存虎、程联营、程争荣、程战虎、张梅侠、左建团、雷选举、余锁娃等人。

　　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涧巴石滩修出40亩大寨田，砌石埝300余米，修了瓮峪河大寨渠，浇灌了涧巴树林果园。这时期村里还修了学校，新建了大队部，盖了15间饲养室。真是百业兴旺，粮丰林茂。

　　6.“文革”冲击

　　1966年后半年，六一村也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只是“破四旧”、“立四新”，都是在党支部的领导下进行的，当时没收了村上个别户100来件古董、古书、首饰，并对“地富反坏”进行批判，社员很少参与其他活动。随着运动深入发展和中共中央“十六条”的公布，村上也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后来又成立了“造反队”。为便于领导两个组织，开展活动，党支部书记程本善，亲自委托程建仁又成立“文革会”。不久，受社会两派影响，“文革会”被打成保皇派，处于瘫痪。村上也形成两派，并揪出了“当权派”，还逼他带“高帽”自觉游五方街，一时村上混乱。但六一村群众有个共同点：吃饭第一。所以文革中自始至终，生产没有放松，未有大的损失。

　　1967年，由程忠学担任大队长，董凤岗任书记，社员的生产、生活照常进行，村上两派无任何冲突。1968年8月4日、5日华阴两派大武斗后，程本善重新担任党支部书记。由于受极左错误路线和“唯成分论”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影响，不该受打击的群众遭到打击迫害。程丁厚、程建仁、程忠学等人被戴了高帽子，挂牌子，游了街，上了批斗会，进了“学习班”。让他们和扩大了的“四类分子”一起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成为制度。以“阶级斗争为纲”扩大了打击面，一些贫下中农被划为“阶级敌人”。当时的形势十分混乱，一时弄得人心不安。

　　由于六一村的群众祖传的本质好，人们总是安分守己的，基本没有发生大的动乱，生产照常进行。总而言之，“文化大革命”十年，六一村无一人参加社会武斗，到文革结束，无一人伤亡或收监受审。从解放至今六一村人遵法守规，勤劳朴实，60年来除二人受法外，730口人都勤劳本分，相爱互助，平安和谐的生活着。这是六一村的光荣传统。

　　7.包产到户

　　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后，1982年六一村也实行了个人承包责任制，土地分到户，生产资料折价又归个人所有，但仍有树木、储备粮，现金及固定资产存留集体，村上的经济还有一定实力。后来因为村委会换届管理不当，集体财产几乎流失一空，集体经济设施受到严重破坏。当初包产到户，由于受保守思想的影响，曾有一部分人坚决反对。后来事实证明了分地到户是提高生产的好政策，当时反对分地的人也尝到了个人承包责任制的好处，人们都积极地加大了对农业的投资，家家产量超出生产队时亩产量的30%还多。现在各户小麦亩产普遍在七八百斤以上，玉米亩产上千斤的户不少。家庭收入比生产队时人均多收入150到200元左右。人们生活大大提高，肉、鸡、鱼也常上饭桌。农户的副业各显其能，现在村上有木器加工两户，养猪场五家，商店四户，包工头3人，出外经商3人，运输建筑4人，去北京、天津做豆腐脑的十多户，常年外出打工的有70多人，全村年收入200余万元，人均约3000元。村内新盖平板房的有70余户，两层楼房的有9户，大型农用车8辆，一户又有收割机，拖拉机和建筑机械。全村有小三轮、四轮八台，摩托车50余辆，百户人家通了有线电视，手机近百部，座机80余户，40多户用上煤气灶，150户用蜂窝煤炉子做饭，6户用上了太阳能热水器洗澡，9户装上空调，3户装有土暖气，家家有压水井。

　　2006年在村长程增团、支书程必武的主持下，程安快、雷仲举、左绪丁等人把全村6条巷道全部打成了水泥路，南北通公路的主干道路随后也硬化贯通。吃、住、行、用大大改善。随着国家富民政策，人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生活越来越好。

　　在改革开放中，人们只顾致富发家，忘记了保护生态环境，好多野生植物灭绝，优良树种“大白杨”几乎断种，竹园、芦苇荡彻底消失，水资源极缺，水质变差，井越来越深，水越来越少，泉水口的水时常断流。

　　改革中，村上有两大块土地承包出去。1996年程康利承包了东涧巴近百亩，把原来的乱石荒地推平，覆盖上土，变成了良田，并打了一眼钢泵深井，改变了涧巴无水浇地面貌，还可以向北边的土地灌溉；1999年李巨财承包的养殖场占地约56亩。原地为沙石滩，经李平整后，通了水管，现绿化到位，有树有花，有绿地，盖了牛棚余人居住房。

　　（五）文教体育

　　解放前村中已有私塾教育，校舍就在程英才家的前房里，程俊才是第一位启蒙老师，教的是《三字经》和《弟子规》。程正先在云台学校任过校长。程杰山从同州师范毕业，是升山小学第一任校长，也是华阴有名书法家之一，第一届华阴县政府牌子就是他写的。程恩善从同州师范毕业，程亚文是解放前六一村第一位从咸林高中毕业的学生，程俊左、程温良由咸林初中毕业。解放前村有老师8人，地下党员程俊左任县参议长，程景尹任定远乡乡长。解放前这些人都出身于殷实家庭，贫苦人家文化人很少，只有程宏业、程火快、程安民从云台初级中学毕业。程继中在云台中学只上了两年，就失学了。

　　程存弟是六一村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大学生，由陕西师范大学毕业，原任陕西师范大学声学研究所所长、教授，硕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60年代，程三快、程藏原、程快乐、吕战义、程忠快、陈安宁、程淑桂等也先后从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延安大学毕业，都具有高级职称。他们都被收入县志名人录。从新中国成立后到2007年，我村共有大学生70多人，中师专3人，在校高中生16人，小孩全部上学，基本普及了初中教育。

　　体育活动最早开展的民间形式有：“粮子”逮土匪、媳妇跳井、打哑铃，滚铁环，踢毽子、鸡鵮仗（顶鸡）、狼吃娃、藏猫虎、收子儿、鵮“态”、列跤、跳房、下方、塌牌、碰钱、抓五、弹珠、绷棒、翻绞等多项民间活动。

　　70年代初，县体育馆的武受生在六一住队。当时，把村上的体育活动搞得轰轰烈烈。村上成立了篮球队，经常训练并参加县上举行的篮球比赛。队员有：杨永龙、程战省、程平快、雷选举、左建团、程正反、程联营、余锁娃、程建强、程建厚、程团武、左绪丁等人。

　　村上在农闲或过节时还经常举行跑步比赛和拔河比赛。（注：详见后附录：《如火如荼的群体活动》）

　　（六）社火、演戏

　　1.社火

　　六一村在清末耍了一次社火，独杆芯子，也叫二十八宿，装有二十八个小娃，这是华阴的芯子史上少见的。时间是1932年的正月二十三日那天耍的社火，有竹马、高跷、旱船、大小锣鼓。共热闹了两天。渭河北一代都群众赶来观赏，赞不绝口，送有顺口溜：

　　崖上竹马，玲系腰中，

　　大小锣鼓，齐放奏声。

　　高跷装的戏不少，

　　旱船就像水上漂。

　　晚上还放流星灯，

　　多少古典都出名。

　　第二天的对联是：

　　社火连出四五次，

　　热闹只耍廿三日，

　　对联作者和书写者均出自程杰山之手。此后，随着深怀绝技的老艺人去世，社火技艺失传。

　　每年清明节，都要架起“晃晃秋”、“地轮子”、“翻秋”和几副秋千，供男女青年过节玩耍。“晃晃”在华阴来说，崖上也算最早的，它有三个碌碡垒在一起，上边立一根木杆，高约五六米，用三条绳固定，杆两边各吊有秋千，甩起木杆摇晃，使人心悬。合作化后，无人再搞，几乎失传。

　　正月十五、十六，青年人总要放两个晚上的天灯（孔明灯）。民国年间，由崔德娃首先放起。1955年一次放起二十四个，和槐芽村青年还发生了冲突，至今孩子们有时十五还放天灯。

　　2.演戏

　　互助组时期，群众捐资买了铜器、板胡等自乐班乐器，组织自乐班、红白喜事都要去唱戏，分文不要，群众戏称它是“硬送社”。在此基础上，1954年，由村上放寒假回家的学生程三快、程淑桂、程训起、程小才、程长快、程自梅等在春节排演了眉户剧《赵小兰》。1956年寒假排演现代秦腔《擦亮眼睛》，主要演员由程淑桂、程训起、程三快、程映谦、程光荣。文武场面有程映林、左将、崔新有、程忠学、程英战等。次年正月，由程月桂、左虎娃、程织绒、还在巷里上演了迷胡现代剧《梁秋燕》第一场。崔新有、程彦朝演了古装戏《杀庙》等节目也轰动一时。

　　1964年冬天，为了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程亚文、程丁厚等人组织排演了大型歌剧《白毛女》，主要演员有：程竹霞、程桂英、程云霞、程小才、程宽平、程建仁、程光荣、陈敦华等，此剧在春节上演，效果极好。随后几年间的春节，村上连续排练、上演，并先后慰问了华阴的部队、荣院、厂矿和农场，参加了县上会演，受到奖励，轰动华阴。

　　1973年，由一些新手重新排演了此剧，主要演员有：程折玲、程翠萍、左铁项、程联营、程正反、程小云、程建厚、程争荣、程五星、程来保、左建团等。《白毛女》里面的歌曲当时村里的小孩子都会唱，《白毛女》已经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1968年冬天，李文有等人组织排演了秦腔《奇袭白虎团》，主要演职人员有：崔民朝、左绪丁、程英战、程宽平、程亚民、程巧营、程利玲等。并到部队和厂矿慰问演出。

　　1975年村上自编自演了歌剧《红枣园》，也参加了县上的会演。由陈敦华和张玉枫编剧，程亚文作曲，主要演员是：左绪丁、左铁项、程五星等人。

　　解放前夕，村民程火快、程方成、程宏业、左卜治等一班人，学习老腔皮影，在村里常为群众演出，并有皮影箱主，当时轰动全村，几乎人人都会唱几段老腔。

　　剪纸、蒸花馍，有名的是孙翠花、李会莲（快妈）、武会莲（长快妈）等人，迎亲嫁女和小孩满月，红白喜事有求必应，她们常为群众服务。

　　李文有、程朝民的书法，程宽平、程朝民的绘画也有一定影响。

　　（七）婚丧嫁娶

　　男婚女嫁。解放前村中娶媳妇，男方抬着轿，女婿骑着马，披着红。跟轿的、迎姑嫂前去迎亲。媳妇由扶女嫂相陪，带上压轿娃这才上娇。到了男方家门前，用谷杆放火驱邪，媳妇从火上迈过，然后鸣炮进门。在先人神主前举行婚礼，礼毕抢房，由充红人拿上七个核桃、八个枣向里扔去，意思是早生贵子。主持人口中高叫：“七个核桃，八个枣，男娃多来女娃少”。吃饭时给媳妇一张擀馍，加一根大葱，由亲人陪同，这个传统，至今还在。不过现在结婚简单得多了，经济条件好的家，饭馆请客，家里不动烟火。

　　白事。老人倒头以后，孝子先去城外，拿上纸人、纸马去烧，这叫倒头纸。然后派人去通知亲戚，孝子守灵三天，三天后才起丧埋葬。埋人的前一天晚上，有乐队到城外去接灵，抬上馒头祭品，有的还杀了整猪，插上红蜡。男孝子去坟地，女孝子在灵前烧香、点纸、号哭。接灵结束后，由乐队唱戏，直到深夜。第三天早上用龙杠把棺材抬到坟里埋葬。

　　还有生儿养女、收拾满月、十二完灯、老人祝寿、盖房上梁，村里人大多数都要行礼祝贺。生小孩三天送锅盔，十天吃面，在给娃“收拾满月”那天，姑、姨们抬上老虎馍、衣物前来祝贺。过红、白喜事，村上人都去帮忙，但有个规矩，就是红事主人叫，白事自动到。过红、白喜事都有事头，下设账房、厨房、端盘、提饭、接客、洗碗等项目繁多，各司其职。一般红事50多人，白事八九十人，从红、白喜事中，可以看出村民们和睦相处团结互助的可贵美德。

　　（八）儿歌俗语

　　1.儿歌

　　（1） 利利猫，上高窑。金蹄蹄，银爪爪。不逮老鼠，吃鸟鸟。

　　（2） 狗娃乖，吃奶奶。狗娃睡，猫打对。狗娃醒，猫跳井。

　　（3） 太阳落，狼下坡。太阳骄，狼支“熬”。（狼出没的规律，安全警示语）

　　（4） 东邻家，西舍家，我屋里有个狼婆妈，不吃大人吃娃娃。

　　（5） 石榴树扭扭儿扭，没有媳妇难张口，裤子烂了每人补。

　　（6） 麻鸦雀，尾巴长，取了媳妇忘了娘。把媳妇放到热坑上，把娘关在门外头；谁的脚，媳妇的脚，抱在怀里暖心窝，谁的脚，娘的脚，呸、呸臭死我。

　　（7） 罗罗面面，一斗麦，三孱孱（遍）。磨的白面叫娃吃，磨的黑的叫马吃，把马喂的壮壮的，拉到街上咬仗去。

　　（8） 月亮爷，端板头，黑了纺线不点灯。蝎子蜇了屁股痛，这边不痛，那边痛。

　　（9） 野鸡翎，扛大刀，你那边人马由我挑，挑出谁，挑出某某跑一回。

　　（10）石榴花，红又红，妖婆子打娃不心疼。又是掐来又是拧，又是鞭子又是绳。

　　2.俗语

　　打墙板，上下翻（代代相传）；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做事要稳妥）；

　　碗大，勺有数（东西定量分配都是有数的）；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指败家子）；

　　从小看大，三岁看老（农村重视早期教育孩子的一句话）；

　　别人的庄稼，自己的娃娃（说人家的庄稼好，自己的娃好）；

　　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做事要实事求是）；

　　肚里没冷病，不怕吃西瓜（指做人要正直）；

　　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问心无愧）

　　别拿大奶头吓小娃（不要威胁别人）；

　　路是实的，桥是空的（实事求是，办事要踏实）；

　　麦烂不收，鞋烂不勾，（打烂账）；

　　给个麦秸眉，当拐拐拄，（把别人的客套话当成了真的）；

　　嘴没歪歪呢，学鹰叫，（做事要一步一步来，不能超越阶段）；

　　离了红萝卜，就不待席了，（离了谁都能成，地球照样转）。

　　3.歇后语

　　屁股蹾一扫把，--百眼开；

　　怀里揣玲玲，--心里想；

　　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哑巴吃黄连，--有口难言；

　　聋子的耳朵，--样子货；

　　头上害疮颗，脚底流脓血，--坏透了；

　　山里的核桃，--要打的吃；

　　裤档里放屁，--两叉子；

　　瓦沟里滚核桃，--核琅琅；

　　光屁股撵狼呢，--胆大不知羞；

　　剃头担子，--一头热；

　　伯伯的婆娘，--妈妈呀；

　　黄瓜打娃，--差半截子；

　　吃一碗，凉一碗—野鸡占坡；

　　狗吃牛粪，--图多呢；

　　壕沿上的石头，--把式；

　　尿罐穿铁丝，--硬系；

　　瞎子点灯，--白费蜡；

　　尿泡打人，--臊气难闻；

　　四两花弹一铺篮，--张圆了；

　　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

　　骑毛驴看戏本，--走着瞧；

　　给鸡带安眼，--少使门道；

　　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母鸡叫明呢，--名声坏了；

　　鼻往嘴里流，--顺茬；

　　脱裤子放屁，--不嫌麻烦；

　　死娃娃摇手，--活过来了；

　　跟着火车拾粪，--赶不上站；

　　脚上抹油呢，--滑滑留；

　　红萝卜敲磬，--不是好捶捶；

　　红薯地里没上粪，--亏苕呢；

　　两钱买个辘轳川，--一眼看透了；

　　头上带升子，--硬亏；

　　带草帽亲嘴，--差一截子；

　　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

　　杀猪给羊看，--做娃样子；

　　染房门口的石头—挨棒槌的东西。

　　（九）奇人轶事

　　1.奇人崔加寅  村西头的小北巷，住着一户人家，姓崔，后代重孙叫崔中虎，老人叫崔加寅，外号叫崔升天，活神仙。当时有个口歌：“崔升天，活神仙，自制兵马报仇冤。”他从小家穷，常受人欺侮。一种仇恨压在心中，但他无能力反抗，便寄托天兵天将。此人爱好剪纸、刀刻，他剪刻了许多纸人纸马、刀枪器械，偷偷藏在自己家里楼上的木箱里，不让人知道。他每天上楼烧香祭奠，接近百天，他感觉大功告成，清早，出门上街去买桐油，准备给纸人投上油。他出门后，母亲心想儿子天天上楼，不知在干什么，便上楼去看，刚一开箱，突然一群拿枪的纸人纸马，冲出木箱，飞上天去，并齐声呐喊：“杀死仇人！”母亲吓呆，不省人事，儿子刚走到离村不远的一个高坡上，望见飞物，心中一惊，见事不妙，赶快施法念咒，电闪雷鸣，霎时大雨直下，击落纸人纸马。回家后，崔加寅因伤了元气，一病不起，不久死去。临死前，他为自己剪了两条纸龙陪葬，并给自己选择了风水地，埋在村北高坡之上，以保后辈出个状元高官，后来坟被人挖开，两龙飞去，老人心愿未遂，此传说至今还在巷里流传。

　　2.阴阳先生程官照  此人年轻时聪明好学，满腹文墨，一次与人斗殴，受到刺激，神精失常，成了疯子。从此他与神鬼结缘，会“鬼抬桥”，看阴阳，谁家屋里出了邪，他手提铜玲，口中念咒，门上挂弓，墙上贴符，并拿桃木棍上下乱跑，念着“天圆地方，心静九章”，在出事人家的院子中扣上筛子，驱鬼赶邪。谁家有丧事，他便拿上罗盘，去看风水。写字从不用笔，折个树枝，沾上墨汁，画出的八卦，美观、古朴，写出的字端端正正。他从不收别人的钱，拿了死面饼子到巷道见娃娃齐发。相传孩子吃了死面饼，晚上不咬牙。他冬夏穿一件长袍，吃的是野菜野草，喝的是野外拣来的骨头煮的汤，上喂鸟，下喂蚯蚓，此人肠胃极好，从未害过病。1957年去世，年终六十有余。

　　3.崔加寅和程景林  二人是六一村最早的建筑巧匠人，曾参加修建“老爷庙”，二人比赛刻砖画，一个在庙顶寺头刻了个“雀弹梅”，一个在另一边刻了个“龙喜凤”。

　　4.程恒居  在方圆周边村来说，程恒居老汉看牲畜是有名气的，他完全用偏方、小方为牲畜治病，火针扎得也特别巧妙。凡经他看过的牲畜无一差错。他还会用他的专用手术刀为人划脓包。为人治病，分文不取，受人尊重。他还能治感冒，有小儿拉肚子的很多偏方，治好过很多村民。老汉死后留的偏方文革中被抄家丢失。

　　5.程来庆  说他能，巷里无一人不服他。做庄稼是全把式不用说，更可贵的是他有愚公移山的精神，再重、再难的活，他总是一个人去干，从不要帮手。砌石埝不拉线，不用锤，大小石头排列得非常整齐美观。他还能一个人打墙，一个人挖井，人们不知他怎么都能弄成。还有一绝活，农村用的独轮木推车的轱轳两边安有“耳子”。他挖的耳子，推起车来不但省力，而且发出的音入耳好听，人越推越有劲，要想不发音，他稍一弄，车子就变成了哑巴。他能做小孩坐床车车，能做大小板凳、下雨穿的木板脚套等。

　　6.“三兄弟”  村民有个口歌：“童生能，新娃犟，春田赛过诸葛亮。”这兄弟三人都是村的能人。老大童生，满腹学问，出口成章。《三字经》、《弟子规》、《论语》、《中庸》倒背如流，还经常给村民说书（三国、水浒）。庄稼做得好，还能做豆腐，打胡基。老二新娃，秋麦二料庄稼做得好，在全村数一数二。算盘打得最好，无人比过，口算又准有快。老三春田，为人精明、善于交际，十分灵活，经常做豆腐。

　　7．左银项  此人从小一场大病，双眼失明，成了盲人，失明时才四五岁，对外界的一切都很陌生。长大后，在生产队经常给牲口割草，打粪。他割的青草，无有杂物、毒草，打出的粪土，比明眼人还细。他能上树摘柿子，找软的吃，摘枣找红的。土地到户后，他给自己地里拉粪，从无差错，路上的障碍他都能绕过，从未受到伤害，村民叫他神瞎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