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说的是事实，不可说的是生活

　　维特根斯坦有一名言被广为传诵，“凡是可以说的东西都可以说得清楚；对于不能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那么，什么是可说的，什么又是不可说的？可说的就是世界上发生的事实，比如，科学就是力求要把事实说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不可说的则包括生活本身。此中大有深意。“生活”而非“活着”的根据是什么？就活着而言，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论似乎就是活着的理由，亦即基因的本性即为最大程度地复制自身，这种复制即体现为生殖，这就是支配地球上“芸芸众生”行为的逻辑。但这种理由或逻辑仅是对非人的生物而言。对于人生，我们当然不会就此心满意足，仅因为知道自己的行为受道金斯意义上自私的基因的支配。

　　但人生的意义又是什么呢？有时生活让我们承受太多的无奈，甚至荒谬，细细思量，其中有何意义可言？当然在黑格尔式的哲学看来，人当下所经受的苦难不公，总该在更高的目标中得到救赎，从而获得自身的意义，比如达到更高的善、实现更大的正义等等。其实宗教也正是以此方式来寻求安慰，比如天堂的召唤等等。但人生最真实的意义，不正在于所有曾亲历过的大悲或是大喜，其实都是过眼烟云，无所谓意义？生活的理由就是生活本身，它无须言说，无可言说。生活中的荒诞乃至残酷的荒谬就在这种无可言说中自动显示出来。原来这世上还有一种高贵，就是对此保持沉默。所谓大悲无声。问天，天何言哉？

　　不由得想起当代物理学大师费曼。费曼对于科学中可以言说的事实充满了好奇，他一生都在追求这样的言说方式，并以此而自得其乐。但费曼却经历过人生最惨痛的时刻。他有一个相爱至深的女友，13岁相识，19岁订婚，26岁时结婚。订婚后女友却患上了肺结核。要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肺结核不仅是不治之症，而且它还会传染!就冲着这两点理由，谁还敢同一位肺结核病人结百年之好？但费曼却义无反顾地做到了，理由不是出于责任，而是出于爱!正是这一理由更令人感动，因为责任也许基于外在压力或是某种怜悯等等，但爱，却是一种多么纯正的心愿，犹如飞蛾扑火，无怨无悔。他的妻子对此也无须承担任何心理负疚感。当然，费曼不愧是一个科学家，他说他知道细菌是从哪里来的，因而非常小心，未让自己传染上。童话般的生活终究逝去，几年后费曼的妻子艾琳确实死于结核病。出于可以言说的理由，费曼没有太多的震惊和抱怨，也没有仰天长哭。他说，“我要对谁生气？我不能气上帝，因为我不相信上帝存在。你也不能对细菌生气，对吧？所以我心中没有愤怒，也不必寻求报复。我也没有懊悔，因为我真的无能为力。”读者也许一不小心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瞧，这就是科学的人生观，多么实用。

　　然而，生活还有不可言说的一面。那是在艾琳死后的几个月，费曼经过一家时装店，橱窗里挂着一条漂亮的连衣裙，他不由得想，艾琳会喜欢它的，因为艾琳穿上它一定好看。可是，艾琳已经死了。想及至此，费曼才流泪。妻子逝世后，这是他第一次流泪。如此真实的悲痛，是无论何种道理都无法言说、也无法安慰的。是的，对于生死，古往今来的哲人洋洋洒洒已说了多少宏大的道理，但可以言说的就无法直抵人的情感深处。然而，仅是一条连衣裙，生活中一个细小得难以张扬的情节，却令费曼从心底深处流泪。

　　费曼后来如此说道，“人都会死，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但是跟艾琳在一起的时候，我真的很快乐，这就够了。在艾琳过世之后，我的余生不必那么好，因为我已尝过那种滋味了。”对于流行作家来说，这也许是一个再好不过的题材，可用来说明浪漫爱情的真谛。但费曼的话令我想到的却依然是维特根斯坦的精辟见解，永恒即在当下的瞬间。何以见得？这是因为常理大多把永恒理解为时间上的无始无终，但维特根斯坦却说，永恒恰是一种“脱时间性”，于是，永恒就成了当下，成了瞬间。瞬间拥有过的即是永恒。对于费曼来说，他曾拥有过艾琳的爱情，那样的滋味，岂不是生命中的永恒？当然，从另一层面来看，费曼终生记得艾琳的好，这是因为艾琳教给了费曼科学以外的东西，人有时也要不理性，这可不是愚蠢，而是情感层面的应有之意。除科学之外，我们还有爱，费曼确实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若用维特根斯坦的话来说，对于人生的这一境界，就是一个须保持沉默的领域，它无法通过理性的语言来述说。就此而言，哪有科学的人生观之类的金科玉律？

　　当有人问费曼，此生他有无遗憾时，沉默了一会，费曼的回答是，“当然有，我很遗憾可能没有机会看着我女儿米歇尔长大”。当时的费曼已身患癌症，他知道自己也许来日不多，才有这样饱含泪水的遗憾。作为一个20世纪传奇般的天才物理学家，费曼没有说自己的遗憾是与某个科学发现失之交臂之类的大道理，而是尘世间一个平凡父亲最为深切的焦虑担忧和无奈。惟其不是大道理，才是人生真实的写照。

　　想起辛弃疾的词，对于本文来说，以此收尾贴切不过：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