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南市白居易研究会要出一本研究白居易的专着,田耀亭先生再三催促让我也写一篇文章。为此,我确实为难了很久,因为不管是古体诗还是现代诗,我的阅读量都不多,更别说涉猎研究的范畴了。
当然,对于白居易这位渭南文学的祖师爷,每一个人都享受着他的荣耀,尤其是文人,甚至还希望借助
他的光环,增长精神,丰沛灵气。但是,许多年来,我在自豪的同时,也不免涌出尴尬的失意。记得30多年前,我还是一个文学青年时,渭南的一群文学朋友就成立了“乐天诗社”,以“乐天”命名诗歌团体,不用多说就是对白居易的纪念,就是对乐天精神的继承和发展。问题是,“三贤故里”的第一贤,只是仅仅记载在史书里,似乎再也找不到朝拜的圣地,不能在白居易的坟头上点上一炷香,不能见物思人了。在后来的岁月里,当我在其他地方走动时,突然发现,白居易在好多地方都留下了同样让别人骄傲的景点。山西的太原市,浙江的杭州市,河南的新郑县、洛阳市,等等。纪念白居易留下的功绩无可厚非,扩建墓园,让伟人的灵魂安寝也令人感动。可是有人还争夺着白居易的籍贯,而不顾史书对渭南的早已认可了。
这些年,“争夺先人”甚至成为一种潮流,并不仅仅局限在白居易。细想起来,这也可能是正常现象。凡是历史的伟人、名人,都不会永远在一个地方终了,而且大都有过世世代代当官的经历,爷爷当了儿子当,儿子当了孙子当……异地交流,举家迁徙,也就把他们的名望撒向广阔的天地了。争夺先人是名利的使然,是虚荣的使然,如此看来,我心里的尴尬也是我自己的虚荣,一个伟人对于后世的贡献,绝不取决于留下的古宅或墓塚,他们或者是对山河的改造,或者是变革了一个时代,或者是巨大的精神财富,或者是光照后人的个人风范!
再把话题回归到渭南白居易研究会的工作上,他们把精力和宗旨首先放在对白居易的研究上,这就有着实质的意义。研究的深意大大地多于考证,不需要过多地纠缠在一时一地,谁是谁非。考证也是研究,但是过于单纯,就会失之偏颇。全面的研究,就会囊括白居易的创作道路,就会进入白居易的内心世界。即使有必要追寻白居易的足迹,最终也应该是为了论证他诗风诗意的变化原因。
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可是稍稍翻阅资料,弄清他的人生经历,就会发现他快乐的时候非常少,也不能在某个地方安居下来,没有把写诗作为自己既定的事业。他所谓的“乐天”,实在是一种非常无奈的自嘲和反讽。在白居易的骨子里,显然就浸染着渭南人的硬性子,倔脾气。尽管是到曾祖父时,白氏家族才从太原迁入渭南来,但是也许是渭南的水土硬,三代人之后,白居易就彻底失去晋人的精细、谨慎和圆润了。本来,他天生就是诗人的性格,将近而立之年时,却步入仕途,从此,也就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把他一次又一次拖入人格的悲剧。经受多次的打击后,他也曾经告诫自己“世事从今口不言”。但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哪怕又当了芝麻官,他的“老毛病”还是照样又犯了。
诗人和官场交错,很可能就是人生的错位,继而人格也发生变异,世界级的杰出诗人,据说为官20多年,竟然没有钱买两间茅屋。可是这么一个清正廉洁的人,一旦朋友资助些钱,又“携觞领妓处处行”。所以,我以为,白居易的“乐天”,说到底也是苦中作乐。离开了官场,四处游历,他表面上成了乐天派,内心却仍然充满了失意;官场毕竟仍然诱惑着他,又进入了官场,激愤和苦闷又填满他的心胸。往复循环,思想进一步地消沉,“谁知名利尽,无复长安心”,荣枯任之,听天由命,颇有些玩世不恭了。字称“乐天”的白居易简直是“乐”得让人非常痛惜了。
终年处于忧愤不安的状态中,对于诗人来说,反而又是另一种资源和财富。“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白居易这首诗虽然写于他16岁时,看起来很有点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但是纵观他的整个生命历程,又好像是一种命运的征兆和预见。那时候的青春少年,描绘的还是自然现象,渐渐地又变成了他政治抱负的一种寓意,当宫廷的“野火”确实烧得他“一岁一枯荣”,最终烧尽了他的美好向往,诗人心目中的“春风”只能是吹生起《长恨歌》了。
诗人在长久的压抑中需要爆发,需要激情,但是对一个诗人的研究却需要更多的理性,需要对历史的公正。我除了祝贺此书的出版,还祝愿白居易研究会百尺竿头,持久地取得新的成果。诗之长恨又长乐,白居易的诗作,大都饱含着哀伤和悲观的情绪,尤其是《长恨歌》,让后人也长恨了千百年,但是作为传世的杰作,却有着长久的阅读感动,欣赏快乐!
编辑: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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