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北方

　　说起1983年，我还记得它婆娑的阳光，在瑞金路的黑色柏油路面上起舞的样子。那一年我大学毕业了，我开始翻译一本美国的幻想小说：《小老鼠斯图亚特》。这还是陈伯吹先生为我改的书名，原着的名字叫《斯图亚特?利特尔》，是E.B.怀特用的书名。上一代人大多能用圆珠笔写一手圆润方正的小楷字，陈先生就是这样，他为我翻译的书写了序，附在我的一叠翻译稿前面。那时我不懂得将他的手稿保留下来，将抄件给出版社，我就将他的序这样轻易地一起寄走了。

　　在陈先生家用书橱拦出来的客厅里，我们俩坐在小圆桌的两侧，庭院里阳光明亮，使得底楼回廊后面的客厅里显得格外幽暗。客厅里有股老房子里的老人房间的气味，一种沉重的，微微刺鼻的，但并不难闻的气味。桌上除了我抄在稿纸上的译文以外，还有一只打开的洋铁皮糖盒，里面有一些什锦太妃糖，是师母招待客人用的。那时我刚刚毕业，在儿童杂志当译文编辑，自己也开始学习翻译。开始得很好，第一个翻译的作品，是我至今喜欢的美国作家E.B.怀特的儿童小说。我的学士论文里曾提到过这部小说的片段，当时我只能读到它的片段。那是八十年代初，在民间能找到的英文书只有狄更斯，和兰姆兄弟翻译的安徒生童话。等我到了中国福利会，在阅览室的褐色木架子上看到这本书浅绿色的封面，我走过去，将自己的手小心翼翼地伏在上面，那愉快的心情是如此新鲜，如此纯粹。以后再愉快，也没有这样了。它像烟花一样，放过了，就再也没有了。

　　那时我还没有开始写作。懵懂之间，我做了件对我来说受益无穷的事情：自己写作前的热身，是一次对E.B.怀特的翻译。年轻的我，日日与那个优美的故事缠绵，用一个一个中文词，将那个故事再说一遍。这种学习，大约与抄一遍自己喜欢的书的过程相同，也许还更加主动。一个纽约小鼠的生活，小老鼠与小鸟悬而未决的爱情，中央公园的水池的波涛，这个清爽深情的故事，成为我写作开始的那一年的最明亮的灯。后来，这个故事成为一个故地，二十年的写作，差不多就是我的一生，彷徨的时候，就不由自主地回去那里，就像心情太差的时候，出嫁的女人总是想到娘家一样。

　　1996年在纽约，我带着我的孩子在中央公园里的水池前坐下，夏日黄昏，水边一片清亮，我孩子的睡前故事就是《小老鼠斯图亚特》，我和她，即使第一次来到这里，也都像回到娘家。那一年，陈先生在去邮局的路上跌了一跤，住了院，后来，吞咽困难，痛苦地躺在病床上，插着鼻饲管。我去探病，只见到他肝胆俱裂地大力摆头，不肯要鼻饲，师母在一边拉着他的手。给他看病的医生也曾是我父亲的床位医生，他说，医生医治病人，如同瞎子行夜路，那种心有余而力不足后产生的侥幸心情，外人不能体会。我们站在病区的窗边说这话，下面是车水马龙的延安路高架，不知为什么我却想起了中央公园里那个清波粼滟的水池，小老鼠在那上面驾驶一条模型帆船，穿着水手服，结着三角巾，就像在中央公园里划船的水手一样。我看不得陈先生这样痛苦，将他想象成了斯图亚特。医生也许知道我怕，所以才拿他的无奈来分享。他不愿意我们将自己所有的重量都靠在他身上。

　　在1883年的春天，翻译完这本书以后，我的生活也开始发芽，我生命中的故事也像小鼠开着他的流线型微型小汽车模型，向小鸟飞去的北方追寻那样，开始了旅途：那一年我爱上了我的大学同学，后来，他成为我的丈夫。那一年我开始写作，后来我成为一个作家。在一个气候柔和的春夏，我和陈先生一起在金山参加笔会，夜间电视里播放了可怕的消息。我跑到陈先生房间里，几乎说不成话。他站在灯光黯淡的房间中间，像一根岸边栓缆绳的铁柱那样接受我的缆绳的依靠。他只说了一句话，他说，人民会记住的。他从来是个小心翼翼的旧知识分子，从来都是用穿长衫的一丝不苟来穿卡叽布中山装。在那个晚上，我才看到了他久经沙场的自律。我这才知道，他是如此的洁净清淡。

　　当年的译文，一本薄薄的小书，扉页的纸张已经泛出了锈渍，陈先生已经作古经年。当年那间天光幽暗的小客厅，已经成了一家卖ARTDECO家具的古董店。我还是常经过那里，有时我走进去，徘徊在那些深棕色家具之间，我只是想闻一闻老宅子里特有的沉甸甸的气味，那是陈先生家客厅的气味。这老宅子里，只有我的记忆和这气味，是原来的。我住在美国中部的平原上，遇到大雪的冬天，或者经过农场，看到棕红色的木板牲口棚，都想起E.B.怀特。以至于后来到了缅因州，倒不肯认同。公路上见到牲口棚总是停车去拜访，去每个牲口棚，总去找角落里的蜘蛛网。心中也祈祷过，蜘蛛啊，你织一个“陈丹燕是个好人”吧。在我心里，渐渐把陈先生与E.B.怀特混淆在一起了。那个混合了自律和优美文学世界的形象，就是我心中纯正的作家。

　　二十年以后，《小老鼠斯图亚特》的原书被人借去以后，弄丢了，再也没有了，但一个读者热心地为我在亚马逊书店买到了E.B.怀特的散文集。二十一年后，我自己在芝加哥的一家旧书店里找到了1973年出版的《斯图亚特?利特尔》，我从书架里抽出这本浅绿封面的书，将自己的手小心翼翼覆盖在上面，好像覆盖在我的年轻时代上面。那家旧书店在维克公园旁边的街上，离波伏瓦的美国情人的故居不远，在芝加哥时，我老是到那一带散步。那家书店轻轻播放着男人唱的小曲，好像是在吟诗一样。我不再有年轻时代的单纯，但我又找到了一本《斯图亚特?利特尔》。

　　2004年十月的一个下午，我在那家旧书店书架之间，靠着书架坐下去，坐在旧地板上，翻开那本书。“当弗里德里克C.利特尔太太的二儿子出世，每个人都注意到这孩子不比一只小老鼠大多少，事实上，这孩子彻头彻尾像只小老鼠。”这是这本书的第一句句子。四周是一团甜蜜的安谧，重重的，如同一块暖融融的高丽打糕。这故事动人的哀伤与温情，以及令人微笑的亲切，都好好地保留在那里，如同在《创世纪》那一章中才会出现的奇迹，这奇迹在我心中的回忆之水上运行。E.B.怀特去世了，陈先生也去世了，但这并不能损伤到我心中世界的完整，他们在那里是永生的。

　　因为有了自己的悲欢离合，我成了一个可以说“二十年以前”这样的话的人。这在翻译《小老鼠斯图亚特》的时候，是不能想象的。那时，我可是一个实习译文编辑，紧握的双手里细细布满着紧张的手汗。现在我的手心已经干了。但却还是怀念能让我手心出汗的人和事，还有那时的自己。那时，就像故事的最后一段里写的一样：“太阳正在他的右面爬上山坡。他往前方凝视，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片辽阔的大地。道路看来是漫长的，但天空是明亮的。不知什么缘故，他总觉得他走的方向是正确的。”谢天谢地，在芝加哥的旧书店里，握着失而复得的、书页泛黄的小书，向柜台走去。这本书只卖三块钱。我站在一个男人温和的歌声里数出三块钱，想：谢天谢地，在我那么年轻懵懂的时候，遇到了E.B.怀特，遇到了陈先生，就像斯图亚特向北方而去的时候那样，没走错路。

　　这世上再没有什么，比在人到中年时，发现自己此生竟按照自己的心愿一路走来更令人安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