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富平：高培之与易俗社

　　秦腔者，大秦之腔也。李斯在《谏逐客书》中曾如是描述这种大秦之腔：“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秦人性格粗犷，一旦酒酣耳热或淋漓兴起，则不拘形式，边敲击着身边的陶瓮瓦盆，或随着筝声拍着大腿，边“呼呜呜”放开嗓子，激激昂昂慷慷慨慨乃至连挣带吼地“而歌”起来。这种“秦之声”，显然不同于那种醉生梦死的靡靡淫乐，或严谨雅驯的宫廷音乐，而是性情毕露的自我宣泄，或足以激发士气的战场呐喊，在呜呜之曲中，宣泄和抒发着秦人的情绪或情怀。如果说李斯笔下的“秦之声”，颇有点今天“自乐班”味道，那么，拥有两千六百余年历史的秦腔在自娱自乐中，其实也一直扮演者“教化百姓”的重要角色。昔日关中有“高台教化”之说。“高台”就是戏台，过去乡间百姓多不识字，其历朝兴衰故事抑或是非价值判断，及其礼仪廉耻这些道德教育，便是由戏曲舞台上那些“呼呜呜”之声长期熏陶耳濡目染来的。到了近代，这种“呼呜呜”之声，由于一个与时俱进的科班剧社的诞生，而与现代接轨，获得新的生命，并享誉全国。她就是成立于1912年的西安易俗社。曾四次出任社长、富平人氏高培之先生亦是西安易俗社创办者之一。

　　提到易俗社，不能不说说时任教育部佥事、科长，主管全国包括戏剧在内的社会教育工作的鲁迅先生对易俗社的钟爱之情。据说，鲁迅先生未看易俗社戏之前，对中国戏曲印象不佳，认为那是旧文化的糟粕。而先生对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的不无刻薄的讥评，在国人中也早是公开的秘密。惟其如此，鲁迅1924年7月应西北大学校长傅桐之邀，和十几位学者、教授来陕讲学，在西安二十来天里，竞先后五次来易俗社看戏，且每次看完演出后，都非常高兴，并给予高度评价。为祝贺易俗社成立十二周年，鲁迅赠送了由他亲笔题写的“古调独弹”匾额，还以50元讲学费捐助之。先生对易俗社的这份厚爱，自是意义非凡了。其实，以“改造国民性”为己任，并主张“立国”先须“立人”的鲁迅先生，非是厌恶中国戏曲，而是厌恶那种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愚弄民智，或阉割思想，没有灵魂，只是一味迎合世俗，把肉麻当有趣，无聊为能事的“旧文化糟粕”。而由李桐轩、孙仁玉、高培之、范紫东等创建的易俗社，打问世那天，就旗帜鲜明地以“辅助社会教育，启迪民智，移风易俗”为其宗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作为秦腔科班的易俗社，绝不类同于江湖班子的手传心授及其师承关系，而是把文化教育、戏曲训练、演出实践结合起来，通过这种正规化训练，培养了大批戏曲人才。在组织管理上，不搞封建家长制，而是采取民主选举方式，推选出社领导班子。而像李桐轩、孙仁玉、高培之这些社领导，都是具有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三人均为同盟会会员)，他们投身戏曲事业，用高培之先生的话讲，不过是把戏曲看作“化妆讲演”，以肩负起知识分子的时代使命，达到“改良社会”和“易俗”目的罢了。缘此亦造就了早期易俗社另一特色，即主要社领导除社务管理外，还兼任编剧。即如高培之先生，就先后创作了54部戏曲作品，其《夺锦楼》等作品，与范紫东的《三滴血》，孙仁玉的《柜中缘》，李桐轩的《一字狱》，至今仍在戏曲舞台上盛演不衰。而易俗社创作、改编的大小剧目500余本(另有资料说是800多本)，对当时重大历史事件，如辛亥革命、反袁护国、抗日战争以及民族解放战争，都无不作了积极回应。同时积极宣传民主科学，对当时一些社会陋习，如封建迷信等，亦在戏中大力破除之。诚然，这些剧目或许“说教”色彩过浓，冲淡了戏曲原有的娱乐功能，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对激发国人的爱国思想及其民主科学意识的启蒙，还是功不可没的。难怪鲁迅先生当年嘉许易俗社，认为能有这样一个立意提倡社会教育为宗旨的剧社，起移风易俗的作用，实属难能可贵了(见当时亦随行的《北京晨报》记者孙伏园回忆文章《鲁迅和易俗社》)。

　　作为这个剧社灵魂人物之一的高培之先生，又该是怎样一个人呢?据说，当时学员都称他为“高爷”，而不叫“社长”。从此称谓中折射出的，大约除了敬意，还不无某种敬畏吧。据有的回忆文章讲，高先生不蓄发，说话声音洪亮，喜穿一袭黑色对襟大褂。平日有些面冷，不喜多言，一旦说起话来，却又不乏幽默。为帮助学员练好尖团音(这是戏曲念白的基本功)，高先生亲自给学员上拼音课，一次有个学员来上课时忘记带笔记本，高先生脸一沉，拖着长音来了句戏文：“徐彦召进宫，把胡子丢咧!回家去取。”学员练功时，高先生就坐在他那装有玻璃窗的办公室里，发现哪个学员没好好练功，便立马叫进来训斥一顿。不过，更多时候，高先生是以他率先垂范的无声行动来带好他的团队。即如他每天总是第一个进社门，有人问他咋来的这么早，先生淡淡一笑答道：我住的远嘛。抗战时期，日寇飞机常常轰炸西安，为了不荒废学员学业，高先生便带着学员背着馍，每天步行来到长安一个村子树下练功，或在土壕里上课，时已六十多岁的高先生，和大家一样早出晚归，每天往返三十多里。更令人敬佩的事，高先生先后担任社长一二十年，体念剧社财务紧张，从不领取易俗社薪金，而靠他在其他学校任教收入维持生计。其生活也非常俭朴，过生日他与前来贺寿的同事或学生分享的，也不过一碗素面而已。一些身居要职的官场朋友，考虑到高先生的人品声望，也为他生计着想，想请他“出山”为官，却遭到他的谢绝，且直言希望对方“将教师薪俸，按时发放”就行了。有趣的是，在一则资料中，我还读到高先生笃信佛教，早晚佛前三炷香是必不可少的。转念一想这与高先生一心投身戏曲改革事业并不矛盾：因为无论佛教还是戏曲，其实都是以劝善大爱为其支撑的。不过戏曲改革面对的是现实社会，而佛教面对的则是自己的心灵罢了。用今天的话讲，高先生搞戏曲创作也罢，临危受命当社长也罢，抑或行善信佛也罢，都是为了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对社会有所贡献，且图个心安罢了。据雷震中先生回忆，上世纪四十年代初，着名秦腔须生演员耿善民，因与有的社领导发生矛盾及染上鸦片瘾等原因，不顾社长高培之多次规劝，请长假离开易俗社，高薪受聘于何振中在兰州办的众兴社。两年后，耿因不惯江湖班子的行规和劳累，肺病加剧，复请假回到西安，不久病逝。高先生闻讯后，黯然落泪，连声叹息“可惜!可惜!”并喃喃自语道：“不听规劝，歧途天命，未能易俗，反被俗易。”痛惜之余，为了使这位曾对宣传秦腔作出重要贡献的一代须生有个比较体面的最后归宿，高先生特批一笔抚恤金，委托专人把耿善民安葬于他的故里朱耿村。从高先生对这件事的处理上，不也彰显出先生坚持以戏曲“易俗”背后的一片苦心，或日慈悲心肠呢?！

　　1949年5月西安解放后，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习仲勋明确指出：易俗社是接办，不是接管。接管与接办，一字之差，却态度鲜明地表示了新中国对易俗社建立现代秦腔的历史地位及其艺术成就的肯定和赞许。高先生解放后担任易俗社副社长，并当选为西安市文联委员，西北文教委员会委员。l952年毛泽东在北京接见了高先生，并告诉他说，“我知道易俗社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剧团。”18年后，年近八旬的高先生病逝西安。今年适逢高先生逝世50周年，谨以以上粗疏文字，权作对吾乡这位先贤的纪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