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富平：牛村的来历及其他

　  老伴老家是富平县城南牛村人。说来奇怪，牛村却无一家姓牛的，过去村里甚至连牛也很少养，用以耕作的牲畜多是“高脚子”(骡马)。如是，咋又叫“牛村”呢?据《富平县地名志》讲，唐代宰相牛僧儒曾在这里修建别墅，遂传下这一村名。

　　牛僧儒是甘肃灵台县人。不像他后来的政敌李德裕出身名门望族，可以凭借祖先功劳取得做官资格，而是完全靠着个人的苦读努力，通过科举进人仕途的。自唐德宗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考中进士后，他从伊阙(今河南洛阳市南)尉地方小官做起，先后出任过监察御史、礼部员外郎、御史中丞、户部侍郎、兵部尚书以及武昌节度使、河南节度使、东都(洛阳)留守等要职，并两度担任宰相。其间经历了唐德宗到唐宣宗八个朝代。唐宣宗大中初年(公元848年)病逝，享年68岁。

　　史载牛僧儒任御史中丞时，“以州府刑狱淹滞，人多冤抑”(即地方司法部门工作效率低，造成许多积案冤案)，遂上奏当时的穆宗皇帝，责令各地司法部门转变工作力作风，提高办事效率，从速清查、审理积案冤案，使许多冤假错案得以纠正，对理顺人心，维护社会稳定产生了良好效果。牛僧儒在御史中丞任上，还干了一件青史留名的事：长庆元年(公元821年)，时任宿州刺史李直臣东窗事发，因任内贪污数额巨大被移交司法部门处理。李直臣买通皇帝身边宦官为他说情，穆宗被说动，召见牛僧儒“面喻”道，李直臣虽说贪赃枉法，但这个人很有才干，朕想让他缴些罚款，以顶其罪，然后调任他到边远地区为官，发挥他的才能，继续为朝廷效力。对穆宗这种“欲贷其法”

　　(即以罚代刑)的“面喻”，牛僧儒当场顶了回去，说国家立法，就是为了约束那些自恃有才，不把国家法律法令放在眼里的奸雄人物。安禄山、朱批这类奸雄，正是仗着自己才能过人，才敢造反篡逆，祸乱我大唐江山的!何况李直臣只是有点小聪明罢了，又怎么可以因他而亵渎国法的威严呢?对牛僧儒的“顶撞”，穆宗没有动怒，反倒面赐金印紫绶，奖赏他忠于朝廷维护国法的刚直不阿精神(见《旧唐书》)。第二年正月，穆宗提升牛僧儒为户部侍郎。一年后，又升任他为宰相。

　　牛僧儒不但执法严明，刚直不阿，在清廉自律方面也传为佳话。他在担任户部侍郎期间，当时朝中有个大官叫韩弘(任中书令)，此人曾任宣武节度使20余年，其间不知聚敛了多少钱财!回京任职后，有关他巨额不明财产的流言议论，在京城闹的沸沸扬扬。韩弘为了平息流言，派其子给朝中众多官员行贿。不久，韩弘父子暴病而亡，其孙韩绍宗继承了家产。穆宗担心绍宗年幼，家产被家奴们骗走，遂命人到韩家将其家产详细登记造册，发现有个小本子，里面详细记载了官员受贿时间、数目，只有在户部侍郎牛僧儒名下，用朱笔注明：“某月日，送牛侍郎物若干，不受”云云。穆宗看到这个小本子，对牛僧儒拒贿感到很高兴。不久，在讨论宰相人选中，穆宗首先圈定了牛僧儒。不过，在牛僧儒40多年政治生涯中，亦饱经了宦海沉浮，在官场数起数落。其中主要原因，则与当时的朋党之争息息相关。

　　与牛僧儒同时代的晚唐大诗人李商隐“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千古名句，其实也是对当时唐王朝的写照。自安史之乱后，唐朝由盛转衰，地方割据势力、宦官专权跋扈和回纥、吐蕃等少数民族对中原、关中的不断侵扰，对唐王朝构成严重威胁。而从宪宗朝开始，又多了个朋党之争，且愈演愈烈，以至于后来的文宗皇帝曾感慨道：“去河北贼(指地方军阀)非难，去此朋党实难”(见《旧唐书》)。这种党争之祸延续了40多年，使唐王朝愈加雪上添霜，种种社会矛盾加剧，最终导致王仙芝、黄巢的农民起义。遭此打击后的唐王朝，也在气息奄奄中日落西山，走向覆灭。

　　寻根追源，这场朋党之争肇始于唐宪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举行的一次特殊考试，这科试题非常简单、明确，就是希望应试举子“直言极谏”，对时政国是提出自己的看法、意见或批评，写出一篇策论文章，以便从中选拔人才。此前已考取进士，等待分配的牛僧儒和他的两个朋友也参加了这次考试，其策文被主考官评为上等，上奏朝廷要求优先录用。不料时任宰相的李吉甫(李德裕父亲)因牛僧儒等三人在策文中无情揭露时弊，有损他的“政绩”，恼怒之下，遂以牛僧儒等三人“危言惑众”“诋毁朝政”为由，向宪宗皇帝告刁状，三人不予录用不说，连主考官和复试官亦遭弹劾贬出京城。一时间朝野哗然，舆论纷纷谴责李吉甫妒贤嫉能，为牛僧儒等抱不平。后来，宪宗皇帝为平息事态，罢免李吉甫宰相之职，外放为淮南节度使，由此埋下了党争祸根。李吉甫死后，随着牛僧儒和李吉甫之子李德裕相继登上政治舞台，并各自成为所谓“牛党”和“李党”的代表人物，朋党之争也就愈演愈烈了。在用人制度和处理重大国家事务中，往往“派”分亲疏取代了公正公平，宗派利益取代了是非原则。即如唐文宗大和五年(公元831年)，吐蕃将领悉怛欲归附唐朝，并献出他驻守的维州(今四川汶川西北)。时任剑南四川节度使李德裕当机立断，马上派唐军接收防务，入驻维州，并向朝廷奏陈他下一步用兵计划，准备利用这一难得机会，直捣敌之腹心，以期从根本上解决多年边患。当时吐蕃屡屡侵扰唐朝边境，掠夺人畜，后虽与唐朝签订和约”复又毁约攻唐。鉴于此情，应该说李德裕的处置和计划是对的。但时任宰相兼兵部尚书的牛僧儒，不顾吐蕃毁约在先，仍坚持他的主和政策，借口“守信为上”，不宜破坏与对方签订的和约，而说服文宗诏令李德裕从维州撤兵，并把降将悉怛送交吐蕃处置(悉怛后被吐蕃残酷杀害)。由此牛、李二人关系愈加紧张。文宗死后，武宗即位，李德裕入朝为相，则又大肆排斥牛党，牛僧儒本人亦被罢免兵权，改任没啥实权的太子少保。宣宗即位后，牛党得势，于是新一轮排斥异己闹剧又火爆登场，李党代表人物李德裕更是被一贬再贬，大中j年(850年)卒于崖州(海南岛琼山东南)司户任上，时年63岁。而在此前两年，牛僧儒业已病逝矣。

　　史载牛、李二人皆富有才学，并各有着述传世。在政治上，牛为官清正，“清德可服人”；李则刚健强势，“以政绩(卓着)闻(名)”。如果二人真能“宰相肚里能撑船”，求同存异，强强联手，晚唐历史或许将因此改写。可惜历史没有“如果”，有的，是惕戒后人的历史教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