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读大学时正值文革后期,专业课程以外的许多古今中外文学名著以“封、资、修”黑货被封存。当班长的路遥和系副主任申沛昌老师一起与图书馆协商,图书馆勉强同意中文系师生入库借书。此后,路遥的床头摆满了书籍,且经常变换品种。在他的带动下,我们班迅速掀起了阅读经典著作的热潮。
1975年春,我们班又掀起了一股新的读书热。课余时间,几乎全班同学都在读柳青的《创业史》《铜墙铁壁》和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他还策划要带领全班同学去长安,邀请柳青讲学,去北京大兴县跟随浩然体验生活,并亲笔上书请求校党委“开门办学”。计划虽未得到校方批准,未能如愿,然而我们阅读柳青和浩然作品的热情始终未减。
路遥随身携带的《创业史》,被他读得“脱皮掉肉”,破烂不堪,重要章节背诵如流。柳青的作品对他以后的创作影响之大,在他的作品里表现得淋漓尽致。他视柳青为导师,以致他的作品近似于柳青的作品,形成了典型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
路遥做班务工作认真细致,井井有条。1973年冬,他组织班上4位同学集体创作了组歌——《我们生活在杨家岭》,他请延安作曲家丁永光谱了曲。他亲自到延安钢厂和驻延部队借来服装,自己穿工人服;亲自策划导演,参加全校的文艺演出。成功的班级大合唱,唱出了工农兵大学生的心声,震动了具有光荣传统的延安大学。1975年夏,中文系组织我班教学实习,分两个组,任课老师带领多数同学南下宝鸡秦川机床厂,路遥率领7人小组北上榆林报社,进行写作实习。他一边采写稿件,一边参加社会活动,他还组成7人男声小合唱团,在榆林参加演出。
大学期间,他创作了大量散文作品,稿件纷纷投向全国各地的文艺杂志,但发表的稿件不太多。
1975年,路遥被临时借调于《陕西文艺》做编辑工作。后来谈话间他说:“我做了半年编辑工作,比我在校一年也学得多。”是年,我班和74级同学一同赴吴堡实习采风,他和班党支部书记张子刚巡回到各公社实习点检查、采风,后来与李知、董墨合作,写成长篇散文《吴堡行》,发表于《陕西文艺》。散文《不冻的土地》也在该杂志发表。
这时路遥同时进行着短篇小说的创作。有一天,我在他的床头翻书,他忽然递给我小说《父子俩》的原稿,并说:“请你拿去看看,这是我的初稿。”记得文章不长,就五六页稿纸,用圆珠笔写成,遗憾的是文稿至今没能找到。他还送过我一篇小说原件,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后来《父子俩》在《陕西文艺》1976年第2期上发表了。
1974年夏,班长作出计划:邀请部分文学名师陆续给班上作讲座,邀请的第一位便是延安的曹谷溪老师。此后,他在延安就近请来白龙、梅绍静老师讲授诗歌创作;邀请晓雷、李天芳老师讲授散文创作;邀请韩起祥老师讲授曲艺创作。他又陆续从西安请来了董墨、李知和陈忠实老师,分别讲授散文和小说创作。讲座是在两年内分期进行的。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讲座都是义务的,他们没挣我们的一分钱,没吃我们的一顿饭,这使我们非常感动!
在我们毕业实习前夕——1976年初夏,路遥在百忙中做了认真的准备,由他亲自给我们班作讲座,以此圆满结束讲座计划,题目是《浅谈散文创作》。他用了4节课的时间,既是对前几位老师讲座的总结,又是他近年来创作实践的经验之谈。讲到积累材料他风趣地说:“写作材料的积累就像做豆腐一样,富人家里的黑豆一瓮一瓮,满满当当,豆腐做出一锅又一锅;穷人家里的黑豆一升一升地量,空空荡荡,豆腐只做一锅豆子倒没了,就又要出去找……”大家听得津津有味。讲到主题和材料时,他在黑板上画了一架飞机和几门大炮,用几门大炮从不同角度同时射向一架飞机的形象比喻,阐述“形散而神不散”的散文创作特点。
编辑: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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