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万万没有料到,今生做编辑工作竟至三十多年,而且是在《人民文学》。《人民文学》所经历的文坛风风雨雨,也正是我走过的道路。风雨中,有泥泞、有坎坷,自然也有成就事业的欢乐,更有难忘的经历,那便是毛泽东主席对《人民文学》的关怀与支持。
上世纪60年代初期,凡在《人民文学》杂志社工作过的老编辑大概谁都不会忘记1962年4月间,毛泽东同志复信同意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他的词六首这件激动人心的事。复信是毛泽东同志亲笔写给当时的主编张天翼、副主编陈白尘同志的。收到主席的信和诗稿后,编辑部内我们这伙年轻人和主编一样兴奋、激动。
这词六首是怎样来的呢?它是早在1958年编辑部的同志通过各种途径,几乎是从流传于民间和老同志之间,广为搜集起来的,其中有些是陈白尘同志派涂光群、萧德生从邓拓同志处收集的,一共有十几首。由编辑部小楷字写得顶好的老编辑张兆和同志(沈从文先生的夫人)抄写得工工整整,并由主编代表编辑部写了一封信,恳请主席校订这些诗词,同意在《人民文学》中发表。四五年过去了,没有音讯。1962年初又重抄出来再次送呈主席审定。这封信(含诗稿)是由当时的年轻编辑崔道怡送往中南海的。接待的同志热诚答应一定尽快呈报主席。老崔还带回了一个收条,他生动地向我们大家描述了一番中南海送信经过。
不久后,编辑部便收到上述复信及词六首的校订稿。毛泽东同志在给编辑部的信中说:“这六首词,是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一年在马背上哼成的,通忘记了。《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同志们搜集起来,寄给了我,要求发表。略加修改,因以付之。”我们当时反复琢磨“马背上哼成的”一句,觉得意味深长。词六首发表在1962年5月号《人民文学》上。刊物出版后是由我送往中南海主席办公室的。
后来,我们曾又请求毛泽东同志同意继续刊发他未曾发表过的诗词。于是1964年1月,经中央批准,《人民文学》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即将出版的《毛泽东诗词》中不曾发表过的诗词十首,引起社会上的热烈反响。
1966年6月,在那急风暴雨的荒唐岁月中,《人民文学》被迫停刊。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出现法西斯文化专制局面,没有百花齐放,没有文学创作,几乎没有文学刊物。直到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经周恩来总理提议,《人民文学》才得以复刊。这时,中央首先从“五七”干校调回《人民文学》原任副主编、诗人李季同志主持筹办复刊工作。由于李季同志坚决抵制“四人帮”的恶行,他们觉得信不过,也不顺手,复刊时又更换了其他人担任刊物领导工作。
《人民文学》的刊名,创刊以来基本上使用的是郭沫若先生的题字。这时,编辑部的同志希望复刊后的《人民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能有一个新的面貌,建议使用毛泽东同志1962年给《人民文学》信中所写的字为刊名。主席所写“人民文学”四个字恰好是简化字,写得也十分潇洒。于是编辑部上书毛主席,请求他同意。毛泽东同志在我们的请示报告上用大粗铅笔眉批“可以”。从此,自1976年1月起至今,《人民文学》的刊名一直用的就是毛泽东信中的字。
我记得复刊后的第一本《人民文学》,也就是1976年1月号,是1月20日正式出版的。当天,我奉编辑部之命,带了五本刊物,给茅盾先生送去。茅盾接过刊物,立即仔细翻阅,兴奋地说:“唔,我还是《人民文学》第一任主编呢!”接着他便兴致勃勃地向我讲述了全国刚刚解放的1949年七八月间,他住在北京饭店筹办《人民文学》的情况。他见复刊号的《人民文学》封面用的是毛泽东的字,问我这是什么时候写的?我告诉他这是1962年4月写的,这次是经主席批准第一次公开用。他说创刊时他就请过毛主席题写封面字,结果主席只是题了词——即后来被文艺界广为运用的“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而封面字,主席提议由郭沫若或他写,茅盾便请郭老写了。他说,为此毛主席还有一封信给他呢。
我一听这意外的信息,便冒昧向茅盾先生提出:那封信还在吗?能不能给我看看?他笑了,慈祥地说:“在,在。”说毕,他转身走进卧室,不大一会儿,他手里拿着一个大信封走出来。我接过一看,是一封毛主席的亲笔信。信的内容是:
雁冰兄:示悉。写了一句话,作为题词,未知可用否?封面宜由兄写,或请沫若兄写,不宜要我写。
毛泽东
九月二十三日(一九四九年)
信中所说的“写了一句话”,即“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的题词。
这封信,对于我这个在《人民文学》工作的人来说,感到格外亲切。我自然也希望我的同事们也能看到这封信。于是我与茅盾先生商量,可否借我带回编辑部给大家看看?茅盾说:“我要把它珍藏起来呢!给《人民文学》的同志看看,倒是有意义。可以,可以。”先生慨然应允,但却提出:“只不过,三天后你一定拿回来。”我一口答应。编辑部的同事们争相传看,有人抄写下来留作纪念。当时还不曾有复印机,我便将原件拿到“中国照相馆”翻拍了下来,留下底片,原件三天后按时送还茅盾先生。我眼见茅盾先生又小心翼翼地珍藏在他的书柜中。
这一切,我自然也永远珍藏在心中。
1993年11月冬雪夜,北京
编辑: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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